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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作家对社会政治进行观察、思考。政治往往是社会 现实存在中的结点，杂感作家往往有一种试图打开这种结点的驱动力。
《语丝》杂感就取材题旨而言，约有社会批评、文化批评两类。前者主要针对现实中 的政治性事件进行论议，后者侧重于对思想文化领域的情由作出批评。
作社会批评的杂感，体现了作者鲜明的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态度。钱玄同的《 恭贺爱新觉罗•溥仪君迁升之喜并祝进步》，周作人的《致溥仪君书》等篇是就末代皇 帝出宫所发的议论，内中洋溢着因反封建取得胜利而感觉到的喜悦之情。在他们看来， 溥仪出宫不只是他本人“回到自由的天地里去”，而更是封建政制终结的一个标志，他 们与其说是恭喜“爱新觉罗•溥仪君从此超出帝籍，恢复他固有的人格和人权了”，毋 宁说是在庆祝反封建大业的成功。《关于反抗帝国主义》、《日本人的好意》等感触的 也是政治话题。钱玄同有感于“五卅惨剧”的发生，为如何保国图存而激扬文字：
不爱中华民国，国必亡!甘愿托庇于“洋大人”之胯下，国必亡!守住已死的“鸟国粹 ”，国必亡!拒绝现代的文化，国必亡!要不亡国，除非由有脑筋的人们尽力去做“唤醒 国人”的工作，使国人把这种亡国的心理反过来。(注：钱玄同：《关于反抗帝国主义 》，《语丝》第31期。)
周作人对日人《顺天时报》对李大钊烈士的恶意中伤加以驳诰。《顺天时报》的短评 诬称李大钊不肯“自甘淡泊”而“作非分之想”，结果“担了许多的罪名，有何值得” 。李大钊与周作人曾是《新青年》的同人，周作人对李大钊被害自有一种痛悼之情，而 见烈士遭致污蔑，便有一股怒不可遏之气了：“《顺天时报》上也登载过李大钊身后萧 条等新闻，但那篇短评上又有‘如肯自甘淡泊，不作非分之想’等语。我要请问日本人 ：你何以知道他是不肯自甘淡泊，是作非分之想?如自己报上的记载是事实，那么身后 萧条是淡泊的证据，还是不甘淡泊的证据呢?日本人的汉字新闻造谣鼓煽是其长技，但 像这样明显的胡说霸道，可以说是少见的了”，“日本人不妨用本国的文字去发表谬论 或非谬论，但决用不着他们用了汉文写出来教训我们”(注：周作人：《日本人的好意 》，《语丝》第131期。)。《日本人的好意》以严辞厉句直逼对象，体现出周作人作为 斗士一面的精神。论议的“无所顾忌”正是“语丝体”特色的写照。周作人后来成为汉 奸为人不齿，但周作人也曾抨击过日人的悖谬。
《语丝》作家对于专制的抗争，最为可圈可点的篇章，是他们对于“三•一八”惨案 制造者段祺瑞执政府暴行的批判。这是《语丝》作家的一次集体出场，张定璜的《檄告 国民军》、林语堂的《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无花的蔷 薇之二》、周作人的《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新中国的女子》、朱自清的《执政 府大屠杀记》，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陆晶清的《从刘和珍说到女子学院》等大量 的文章，彰显牺牲者的品行，揭露专制者的残暴，具有很强的战斗性。在这些文章中， 作者与被害的烈士一样表现得无所畏惧，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专制独裁者。张定璜直 截了当地点出戕害年轻生命的凶手：“在首都里，在光天化日之下……洁白的青年饮弹 而死了，死在堂堂的中华民国国务院前面，死在中华民国政府的卫兵手里!”林语堂指 骂统治者是“亡国官僚瘟国大夫”，朱自清则以激语表达一腔愤懑：“我们国民有此无 脸的政府，已何以自容于世界!——这正是世界的耻辱呀!”历史事件本身似乎已被尘封 ，但《语丝》作家的这些文字所见证的一代知识分子守望正义批判邪恶的精神却依然风 采照人。
《语丝》杂感中，旨在进行文化批评的占了多数。《语丝》原是一班文化人的天下。 文化人对于各类文化事象有一种职业性的敏感，他们所奉行的自由言说的主张，使他们 得以比较从容随意地论说文化人物、文化事件。这足以体现出他们对文化的某种关怀精 神，而这种关怀对于当时的文化界(知识界)来说是十分需要的。正如在场者林语堂所说 的那样：“记得民国六七年，《新青年》时代，我们的知识界是一致革命的，不打算荏 苒十载，今日已是民国十五年，不但思想革命没有弄成功，知识界方面自己软了腿，一 方面讲革命，一方面正在与旧势力妥洽。”(注：林语堂：《讨狗檄文》，收入《＜语丝 ＞作品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由这个背景可以看出，《语丝》同人对于文化 批评的执着，是因为这些《新青年》时代的前卫或受其时新思想洗礼过的知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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