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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选》诗赋哀伤主题透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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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8:2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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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一人），它的广泛而丰富使我们从中几乎可以尽览人类因多种因素所触发的种种哀情。哀伤主题在《文选》中一再地复现，自汉末起愈加频繁（汉末之前的诗赋入选“哀伤”类的只有司马相如的《长门赋》，还被古今选学专家确认为伪作）。诚如莫砺锋先生所言：“从汉末到南朝，哀伤成为文学所抒写的主要情感。”（注：《“江郎才尽”新解》，载《文学评论丛刊》第1卷第2期。）
二
哀伤之情如此普遍地进入汉末至六朝文学，至少是两方面影响所致：一是这一阶段特定的社会历史状况；二是先秦以来所积淀的审美文化心理。哀伤主题如此普遍地进入中古时代的文学总集《昭明文选》，显然体现了编选者对这一时段文学脉搏的准确把握。
如果撇开《文选》以文体分类，以题材立目的编辑特点，对入选的有关哀伤主题的作品作历时性考察，又会发现文人的哀吟往往具有时代特色与阶段性区别，这又从一个侧面昭示了文人精神风貌的变化，折射出文学史的发展进程。从数量上看，魏晋时期的入选作品明显多于南朝（当然与魏晋时段长于南朝有关），作者亦众，这似乎与《文选》详近略古的总体倾向相悖，却透露了这一主题的创作实情。从内容来看，从建安至南朝，呈现着由哀时哀事转向哀己的趋势，文人化、个性化色彩愈加浓郁。就艺术表现而言，体现出愈益精致愈益自觉的美学追求。
“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注：宗白华《美学散步》第17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混乱与苦痛诞育了一批主体意识觉醒的文人。他们敏感于这样一个风雨如晦的时代，一边饱尝时代的苦痛，一边忧郁地思索社会人生。于是以“感伤主义文学最早和最集中的代表”（注：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第22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古诗十九首》为发端，哀伤之情便在文坛蔓延开来。哀情的抒发因时因人不同而摇曳多姿。
建安时期，“世积乱离，风衰俗怨”，“文学蓬转”（注：刘勰《文心雕龙•时序》。），故尔建安文人“或叙酣宴，或伤羁戍，……辞不离于哀思”（注：《文心雕龙•乐府》，虽为刘勰批评魏之三祖所作乐府之语，但也道出了建安其他体裁作品题材方面的特点。）。他们作品中流贯的是“壮志与悲慨纠结的情怀”（注：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37页，中华书局1996年版。），因而悲凉而不悲观。曹操的沉雄气韵与曹植的奇高气骨，代表了建安文学的英雄主义色彩。
“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嵇康满怀幽愤，阮籍穷途恸哭。他们在行为上以超俗之举抗议世俗或躲避世祸，似乎玩世可以消释哀痛，然而他们的作品却昭示了他们的哀痛何其深广。“嗟我愤叹，曾莫能俦”，“予独何为，有志不就”（注：嵇康《幽愤诗》。）。“徘徊空堂上，忉怛莫我知”，“羁旅无畴匹，俯仰怀哀伤”，“感物怀殷忧，悄悄令心悲”（注：阮籍《咏怀》。）。嵇诗的明朗峻切与阮诗的隐晦含蓄都在他们各自的哀伤之作中表现出来。嵇康的哀伤充满悲愤，阮籍的哀伤透露着绝望。而向子期《思旧赋》又以哽咽难言的悲哀为正始文学的哀伤情调添上了至为浓重的一笔。
西晋文人的悲剧在于“人未尽才”（注：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他们渴望实现自身价值的热情不输于建安、正始文人，却无力把握自己的命运，做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气局的狭小，道义的缺失，使他们中的多数人不去表现对朝廷变故、时局多艰的忧患，而多从一己遭遇出发，抒一己之哀伤。如潘岳之伤悼，陆机之叹逝与羁愁，左思之不平。即便如《西征赋》这样体制宏大意蕴浑厚的赋作，反思历史的出发点也是安顿好自己的人生。而作于八王之乱之后的张载的《七哀诗》及刘琨诸作，则与建安诸贤遥相呼应，谴责战乱，忧患时局。张载《七哀》与王粲《七哀》同列《文选》“哀伤”类，刘琨诗被钟嵘《诗品》许以“善叙丧乱，多感恨之词”，“善为凄戾之词”，并归结其源亦出于王粲，都说明其与建安精神的一脉相承，而背离了潘陆所代表的“力柔”“采缛”的主流诗风。
东晋王朝偏安江南，文人的黍离之痛很快为谈玄之风所淹没。醉心山水消融了他们与外部世界的冲突。但在玄言诗笼罩百年的氛围里，仍然听得到郭璞的嗟叹。其入选《文选》“游仙”类的《游仙诗》有云：“临川哀年迈，抚心独悲吒。”“悲来恻丹心，零泪缘缨流。”《诗品》谓其“游仙之作，词多慷慨”，“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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