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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选》诗赋哀伤主题透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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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8:2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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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ｌǎｎ＠⑦咏怀，非列仙之趣”，的确是搔到了痒处。而因昭明太子慧眼独具所发现的大诗人陶渊明，其入选《文选》的8首诗中，亦有《挽歌诗》《咏贫士》《拟古诗》（日暮天无云）等篇涉及哀情，坦言死之凄凉，悲伤孤独无依，慨叹荣乐不常。《文选》虽有选录陶诗偏少，未能反映出陶诗整体风貌与成就之憾，但所录这位以达观超脱而著称的隐士于晋宋之际的沉重叹息，已经表明了陶诗的丰富与深度。
南朝以还，朝代的更迭更为频繁，剧烈的政治动荡左右着文人的命运，残酷的皇室内讧震动着文人的心灵。但很少有诗赋作品直接反映如此惊心动魄的题材，盖因“作家缺乏远大的理想，高尚的胸襟，致使作品缺乏深厚的内蕴”（注：曹道衡、沈玉成《南北朝文学史》第1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所以《文选》选录的南朝以还的哀伤之作，题材、内容方面并无突破，数量上则较魏晋时大为减少。“哀伤”类赋作7首中仅有江淹的《恨赋》《别赋》属南朝作品，“哀伤”类诗作13首中谢灵运、颜延之、谢ｔｉǎｏ＠①、任ｆǎｎｇ＠②诗各入选一首，均为悼祭之作。南朝诗作不及入选总数的三分之一，且题材单一。其他类目中，“赋”体之“游览”类选鲍照《芜城赋》，“诗”体之“赠答”、“行旅”、“祖饯”、“乐府”、“杂拟”等类集中于谢灵运、鲍照、谢ｔｉǎｏ＠①、江淹等作者的作品。然而数量的减少并不意味着哀伤主题走向了衰落，相反，与追求精致的文学潮流相一致，南朝作家在吟咏情性时尤为注重作品的美学价值，对于哀伤这一情感类型的体味更为自觉，追求更为经典化的表现。例如江淹《恨赋》《别赋》对于生离死别的无限悲哀的高度概括与铺陈，千载以降，无出其右。又如谢ｔｉǎｏ＠①亦于哀伤之作中实践永明文人对声律技巧及“圆美流转”目标的追求，殊非“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之类名句的传诵可以涵盖。而以模拟经典的方法来体会经典、追求经典，更表现出对文学本体的关注和对文学发展道路的探索。《文选》选诗专立“杂拟”一类，入选的63首诗中有49首属南朝作品，足见这种探索日趋自觉。当然这种探索远离当下，颠倒了创作源与流的位置，是其致命弱点。
哀伤主题在汉末至南朝文学中历久不衰，除了特定的社会生活和特殊的历史状况触发起士人感伤、忧患与悲怆情怀这一决定因素以外，还与中国文学传统、文人审美与取材趣尚密切相关。早在先秦时期，《诗经》中即有“心之忧矣，我歌且谣”（《魏风•园有桃》），“君子作歌，维以告哀”（《小雅•四月》）的诗句，实际上已经对悲情抒发与审美创造的关系作出了朴素的回答。孔子以“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评价《关雎》，对于哀伤之情进入文学予以了肯定。自此，围绕着《诗经》展开的有关文学的产生及价值的讨论都将哀伤主题纳入视野。《诗大序》有“亡国之音哀以思”，“乱世之音怨以怒”之论，特别是以“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概括“变风”、“变雅”的内容与基调，突出了诗歌以哀伤之情表达现实批判的职能。《汉书•艺文志》之“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从发生学的角度强调哀乐之情抒发的需要是文学产生的内在驱力。王充《潜夫论•务本》之“诗赋者，所以颂丑善之德，泄哀乐之情也”，则将泄导哀乐之情视为诗、赋这类文学作品的功能之一。唐孔颖达《毛诗正义》甚至以“哀伤而吟咏情性”作为区分诗人与史官的标准。
“哀怨起骚人”，随着屈宋“哀志”、“伤情”之作典范意义的确立，哀情在文学中的表现压倒了乐情。魏晋以来，整个社会逐渐形成了恒久的审美习惯与心理定势，即以悲为美，以感伤为美，所谓“高谈娱心，哀筝顺耳”（注：曹丕《与吴质书》。），并认为具有哀伤主题的作品能够给读者更为强烈的审美愉悦。对此曹丕《善哉行》予以了形象化表述：“悲弦激新声，长笛吐清气。弦歌感人肠，四坐皆欢悦。”嵇康《琴赋序》云：“称其才干，则以危苦为上；赋其声音，则以悲哀为主；美其感化，则以垂涕为贵。”虽是就音乐的审美而言，但无疑适用于文学。哀伤之作最易打动人心，其美学效果是其他题材无可比拟的。因此哀伤主题之普遍，亦是作家取材好尚的自觉所致。
哀伤主题在《文选》中占有相当比重，反映了编选者与整个时代美学观念合拍的审美趣尚。尤其是《文选》在诗、赋类下专立“哀伤”一目，显然体现着萧统对以悲为美的美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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