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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无,必买于市易。而本务率皆贱买贵卖,重入轻出”,“凡牙侩市井之人,有敢于与市易争买卖者……小则笞责,大则编管”。由于有整个国家的权力作后盾,这样的政府垄断经营对商业活动正常发展所起的阻碍作用比私商的“较固取利”更加恶劣。由于在政府垄断过程中委托人(皇帝)与代理人(各级官吏)的目标并非完全一致,前者追求的是财政收入的最大化,后者追求的是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包括物质利益和升迁机会),这就使得政府经营活动的运行成本高昂而效率低下。如民间高利贷利率的一二倍与市易务借贷利率的20%之间的巨大差价,使权力寻租应运而生。商人要借到20%利息的贷款,必须向主管官吏支付租金。因此,市易法放贷的最大得利者是主管的官吏,而遭受损失的无疑是政府,即投入巨大的资本,却赚不到什么,甚至亏本。元祐元年(1086年)十月,大臣王觌就指出:“臣伏见前日朝廷行法之初,其意未尝不善也,皆因奸吏营私以乱法意,浸以为患……市易之法本以平物价,而奸吏为之,乃使民无故而破产……臣访闻市易本钱约一千二百万贯,其法每岁收息钱二分。市易官以收息之多,岁岁被赏。行之一十五年之间,若收息皆实,则子本自当数倍矣。今勾收还官及别作支用者,仅足本钱而已。盖奸吏恣为欺罔,凡支钱出外未见增耗,买物入官未经变卖,并先计息而取赏。既以得赏之后,物货损恶,本钱亏损,则皆上下相蒙而不复根究。故朝廷有得息之虚名,而奸吏有冒赏之实弊也。”
2.市易务是封建垄断性官营机构,必然设置大量官吏,政府必须为此付出数额巨大的管理和监督费用,加上贪官污吏的贪污受贿、营私舞弊,使官营商业高成本运作,非但不能赢利,亏本是必然的。正如苏轼所指出:“今官买是物,必先设官置吏,簿书廪禄,为费已厚,非良不售,非贿不行,是以官买之价,比民必贵,及其卖也,弊复如前,商贾之利,何缘而得。”元祐元年(1086年)六月,韩川在《乞罢市易奏》中也认为:实行市易法,“仓务共占官六员,专副书吏、库级等不减百人,月给俸食几千缗,所收之息,不补所费之半。窃惟市易之设,虽曰平均物直,而其事则不免计较以取利,使获其利,实足以佐用尚不可,而又所收不补所费,顾可为邪?”
3.政府要扭转市易务的亏本经营,使其长期、全面运转,在国家财政补贴无力支付的情况下(其实政府不但不想补贴,还想通过市易务赢利,增加财政收入),唯一的办法只能依靠政府的强制力量,将成本积累转嫁到普通消费者头上。市易法发展到后来,把最初的“并不得抑勒”的规定抛到脑后,对许多商品实行强买强卖。如前所引,任职于市易司的魏继宗说:“凡商旅所有,必卖于市易;或非市肆所无,必买于市易。而本务率皆贱以买,贵以卖,广收赢余。”食盐专卖后,“盐价既增,民不肯买,乃课民买官盐,随贫富作业为多少之差。买卖私盐,听人告,重给赏,以犯人家财给之。买官盐食不尽,留经宿者,同私盐法。于是民间骚怨”。市易法增加了交易成本,导致一定数量的商品价格上升,消费者的购买数量下降,本来不滞销的商品都成了滞销商品,官府又不能亏本,市易务等机构还要靠赚钱维持运转,就只好靠强买强卖盘剥百姓了。市易务在赢利中其职能逐渐异化,平物价抑兼并的初衷完全丧失,在官营垄断商业中连蝇头小利也不放过。正如苏辙所批评的:“今自置市易,无物不买,无利不笼;命官遣人,贩卖南北;放债收息,公行不疑;杜绝利源,不予民共。观其指趣,非复制其有无,权其轻重而已也。徒使小民失业,商旅不行,空取专利之名,实失商税之利。”最后以至连水果芝麻梳朴之类的小商品也作为官府的经营对象。市易务还采取各种办法抽税,官吏甚至敲诈勒索。如郑侠就揭露说:商人出京师城门,“但是一二顶头巾,十数枚木梳,五七尺衣着之物,似此等类,无不先赴都务印税,方给引照会出门”。
4.市易务在借贷方面也损害了中小商人和城市居民的利益。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就对神宗说:“市易法行,取息滋多,而输官不时者有罚息,民至困穷。”元丰二年(1079年)八月,都提举市易司也承认“诸路民以田宅抵市易钱久不能偿,公钱滞而不行,欠户有监锢之患”。因借市易钱而遭监锢的事实说明,中小商人在市易法的实施中不是获得好处,而是受到损害。
从宋代市易法可以看出,尽管市场是不完善的,政府管制是对市场失灵的一种反应,但是,政府太多的手可能比市场“看不见的手”更糟糕。在封建市场中,政府失灵比市场失灵更差。因为管制会导致比未受管制市场更加扭曲的价格信号,使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丧失,
权力寻租应运而生,管制本身的执行实施成本大于政府干预所带来的收益,政府不得不将成本积累转嫁到普通消费者头上,从而损害了广大民众的利益。 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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