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试论宋代史家的忧患意识 |
 |
时间：2010-9-4 11:00:26 来源：不详
|
|
|
得以存续三百余年的文化基石。
毋庸置疑，宋代史家的忧患意识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生成和发展的。同士大夫比较起来，史学家的忧患意识具有更加突出的历史感，司马光《历年图序》深刻地反映了这种历史感，他写道:夫道有失得，故政有治乱;德有高下，故功有大小;才有美恶，故世有兴衰。上自生民之初，下逮天地之末，有国家者，虽变化万端，不外是矣。三王之前见于《诗》、《书》、《春秋》，臣愚不敢复言。今采战国以来至周之显德，凡小大之国所以治乱兴衰之迹，举其大要，集以为图，每年为一行，六十行为一重，五重为一卷。其天下离析之时，则置一国之年于上，而以朱书诸国之君及其元年系于其下，从而数诸国之年，则皆可知矣。凡一千三百六十有二年，离为五卷，命曰《历年图》。”这是司马光在撰写《资治通鉴》之前所撰写的一段文字，从中可以看出，史学家同士大夫对世事的忧患是相同的。司马光同王安石虽政见不合，而在忧患意识方面却并无二致。宋神宗一方面任用王安石变法，一方面又慨然为司马光所主编的史书作序，并赐名为《资治通鉴》，正可表明其间的相通之处。 此外，宋代史家深沉的忧患意识中还包含着强烈的时代感。史学家范祖禹是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的助手之，著有《唐鉴》一书。他在此书序文中讲到唐代历史的经验教训和他撰写此书的目的时指出，唐皇朝的兴废治乱之迹，对于北宋皇朝来说，是最切近的事情，所以提出“其治未尝不由君子，其乱未尝不由小人，皆布在方策，显不可掩。然则今所宜监，莫近于唐”[sj的认识。这跟上文吴兢认识历史的方法有相似之处。范祖禹又略述北宋开国后百余年的历史，并不无深意的说:“夫唐事已如彼，祖宗之成效如此。然则今当何监，不在唐乎!今当何法，不在祖宗乎!夫惟取监于唐，取法于祖宗，则永世保民之道也。‑ 其忧患意识正寓于其深意之中。
南宋时期，因朝代更迭、政治形势骤变而激发了史学家更为恢弘博大的优患意识，他们受着“伤时感事，忠愤所激”的政治、文化氛围的影响，矢志著书，以存信史，以寄优思，以警后人。史学家李煮撰《续资治通鉴长编》980卷(今存520卷)，徐梦萃撰《三朝北盟会编》250卷，李心传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00卷，都是属于两宋之际的本朝史或“当代史”，都是“忧世”、“泣血”之作。史载李心传曾向宋理宗谏言，分析政治与天灾的关系，他说:“陛下愿治，七年于此，灾祥饥谨，史不绝书，其故何哉?朝令夕改，靡有常规，则政不节矣;行贵居送，略无罢日，则使民疾矣;陪都园庙，工作甚殷，则土木营矣;遣邸女冠，声焰兹炽，则女渴盛矣;珍玩之献，闻却绝，则苞直行矣;鲤切之言，类多厌弃，则谗夫昌矣。此六事者，一或有焉，犹足以致早灾。而且，李心传曾先后两次因谏言而罢官，联系上述引文，可以想见其为人。惟其如此，“有史才，通故实”的李心传，在他的历史著作中自然蕴涵着深刻的优患意识。
这个时期的另一位史学家袁枢，把编年体的《资治通鉴》创造性地改撰成纪事本末体的《通鉴纪事本末》，也寄寓了他的“爱君忧国之心，债世疾邪之志”。故当时的诗人杨万里说:“今读子袁子此书，如生乎其时，亲见乎其事，使人喜，使人悲，使人鼓舞。未既，而继之以叹且泣也!”反映出史书所能产生的社会影响，也折射出史学家的忧患意识的感染力。
三、关于宋代史家忧患意识的启示
宋代史家的忧患意识是中国传统史家忧患意识的继承和发扬，它既对后世史家忧患意识的产生有着重要的影响，也是衡量中国知识阶层人格力量的一个重要因素，考察宋代史家的忧患意识也会给我们留下一些重要的启示。
(一)宋代史家的忧患意识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家文化思想的精华。
传统儒家文化充满人文主义精神，它重视道德的修养，强调人格的自我完善，提倡积极有为、奋发向上的人生态度，关心国家前途，关心民族命运，关心民生生存成为其终极关怀，表现为一种高昂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精神。追溯历史，无论是孔子“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优”的忧国情怀，还是孟子“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优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Wl的优民思想;无论是杜甫“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哀叹，还是白居易“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呐喊;无论是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境界，还是岳飞“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胭”的斗志;无论是宋陈亮“除天下之患，安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