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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狂飙式的人物要歌颂,扎扎实实做事的人物也要歌颂。如要用狂飙式的人物去要求蔡锷,其结果只能是对蔡锷的否定,因为他不属于这类人物。像蔡锷这样务实打硬仗的人,在近代不是太多的。因此,研究时一定要抓住人物的特点。在太平天国时期,只有洪宣娇、苏三娘、萧九妹等近似《水浒传》中顾大嫂一类的人物,绝对产生不了秋瑾这样的巾帼英雄。戊戌变法前夜 1 ,300 多名举人“公车上书”也不可能产生秋瑾,因为当时女子不能参加科举考试。女状元、女秀才只有戏台上有,那是虚构的,现实生活中根本没有。只有20 世纪的中国才会产生秋瑾,此后产生何香凝、宋庆龄、宋美龄、邓颖超、向警予、赵一曼等这样的人物。以前讲妇女解放的大多为男子,中国妇女自己起来解放自己是从秋瑾开始的,所以,秋瑾在近代史上地位很高。讲到龚自珍,他是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死于 1841 年,有人说他属于古代人物,写中国思想史、写通史就将他写在古代,他是古代的终结,近代的开端,生活在新旧交替的时代,陈旭麓先生曾称他既是中国古代最后的一位思想家、诗人,又是近代中国初期的一位思想家、诗人。他在近代活动的时间虽短 ,但他思想的触角已伸进了近代。
二是研究近代人物应注重人物的政治表现。过去讲阶级性,一味强调人物的阶级属性。所谓阶级属性,就是人的出身。阶级出身是客观存在的,自己是不能也无法选择的。近代人物中劳动人民出身的很少,那样要求他们不客观。近代人物的思想变化与近代历史进程变化有关。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再到五四运动,可称为三个历史里程碑,三代人三个里程碑,这是一个社会迅速新陈代谢的过程。陈独秀在自传中说他一生三变: 从“康党”(赞成戊戌变法) 变成“革党”(拥护孙中山的民主共和),再变为“共党”(共产党),这三个新陈代谢过程集中反映在一个人的身上,陈的三个“变”是时代变化在他身上的留痕。不把握时代脉搏的跳动,不扣住人物的政治表现,就无法研究近代人物。写陈独秀这样的人物至少应把握这些。
三是研究近代人物虽应重在人物的政治表现,但在研究中还是应当要注意考察人物的社会性。所谓社会性,就是阶级性。“文革”前研究人物一律搞标签式,一味强调阶级分析,那是不对的。但研究近代人物还是离不开社会性,即人物的阶级性。鸦片战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两个“半”社会属于资本主义社会范畴,半殖民地就是殖民资本主义。五四前产生的是资产阶级,五四后产生的是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又分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而民族资产阶级又带有千丝万缕的封建性和买办性,买办资产阶级在近代起重要作用,它同外国资本主义、本国封建主义既有联系又有矛盾。这两部分均有同一性,均是资产阶级,对中国社会生产力、新的生产关系出现均带来过一些新的因素。过去对买办阶级的研究过多地强调它的消极面、破坏性,而忽视它在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中所起过的积极作用。买办资产阶级对于引进外国生产技术,推进中外贸易,促进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曾有过重大作用。买办资产阶级人物也有变化,对具体人物要作具体分析。叶澄衷、严信厚、陈猷等这些早期买办人物是靠与14外国洋行打交道发家致富的,对外国依赖性强,但对推动近代民族工业发展也是尽了力的。
四是研究近代人物要注意人物的转化,这也是研究人物的社会性很重要的一点。写人物生活经历、思想活动,均需要有一个社会性在头脑里,掌握这一点来分析他们,但不是千篇一律式地贴标签。如翁同和为同、光两代帝师,任户部尚书时与洋务发生关系,任军机大臣与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有关,通过写他的这些经历才能写出他的教育思想、主战爱国和力主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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