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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中共群众动员的组织机制论析——以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教育运动为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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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12-16 11:52:3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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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区第七乡高家沟村，由于村子贫困而又分散，全村仅有村民高怀山读过4年书，全村人几乎都是文盲，乡里的指示经常被耽误。因此，当地民众便想出了“变工教学”办法，设立民众学校，由教员承担教育全村娃娃的任务，教员的地则由众人分工合作来负责。教员还组织成立妇女识字班、变工队读报组，这样既不耽误生产又开展了学习运动，两头不误。
在组织化的方针之下，边区社会的民众很快被纳入到各种组织中去。“各业工人百分之九十五加人了工会，农民全体加入了农民会，边区青年绝大多数加人了青年救国会，边区妇女百分之七十以上加人了妇女救国会”。在社会教育运动中，据称，在建立新延安之后，仅仅五六个月的时间，文盲和半文盲全数的二分之一以上便已经过着有组织的教育生活了。在党的领导下，组织化的生产、生活成为社会民众所熟悉的状态。这正是党所期待的。毛泽东在关于农民被组织到劳动互助合作社问题上曾有这样评论:“这种生产团体，一经成为习惯，不但生产量大增，各种创造都出来了，政治也会提高，文化也会进步，卫生也会讲究，流氓也会改造，风俗也会改变。”因此，正如外界人士所观察到的，真正的权力并不属于选举出来的议会或政府，而属于革命本身的机构，即群众团体，如青年团、妇女会、农民协会等。这些群众组织的革命职能即在于提供一种手段，或创造一种气氛，使新政权能够扎根、成长。换言之，这些组织抑或组织化了的民众是革命进程中的一环。尽管这一环可能只是革命奠基工作中的一部分，但这种集体劳动、合作互助方式“使那些与世隔绝的乡村感受到了社会政治变革的浪潮”，从而为乡村社会的变革与发展提供了动力。
二、组织框架下的乡村社会分层
如果说，“组织起来”是党的群众工作方针之起始点，那么，接下来的工作步骤即是在群众内部划分类型，对他们进行归类定位。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对这一工作方法作了明确指示。他指出，任何有群众的地方，大致都有比较积极的、中间状态的和比较落后的三部分人。根据这一“三分法”，乡村社会的群体被划分为积极分子(如英雄模范)、落后分子(如二流子、巫神等)、中间分子等类型。随后的工作即是针对不同类型采取不同的态度和策略，从而实现以分进合击的方式改造并整合所有群体，并将他们纳人革命航道的目标。
首先，对积极分子，如英雄模范、优秀典型等，党给予充分的礼遇。他们是党所倚赖的对象，因为党的政策之推行与贯彻需要他们的首先响应、率先行动并组织其他人随后跟进。毛泽东总结说，劳动英雄的作用就体现在带头作用、骨干作用和桥梁作用。因此，他高度重视通过活生生的榜样对民众的示范和引导。为了推动生产运动和减租减息运动的开展，毛泽东要求各级党委“应即根据中央土地政策和当地情况发出指示，并亲手检查几个乡村，发现模范，推动他处。同时，应在报纸上发表关于减租的社论和关于减租的模范经验的报道”;他批评说，“不把陕甘宁边区一些农业劳动英雄的模范劳动方法(劳动互助，多犁多锄多上粪)推行于各地……是错误的”。他出席边区的各种劳动英雄大会，和各个领域的模范们交谈，颁发奖章，表扬他们。
其次，对落后分子的问题上，则是打击和改造双管齐下。如为了推进“二流子”改造工作，党的各级组织者首先对二流子进行了归类划分。完全无业而靠不良行为为生者，如巫神娟妓、贩卖鸦片烟的，是正式的二流子;有正当职业而兼靠不良行为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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