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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中共群众动员的组织机制论析——以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教育运动为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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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12-16 11:52:3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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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生活者，是半二流子;如只有不良嗜好，就不能算二流子。查清了这些，然后将他们编成二流子小组，采用不同的方式区别对待。对于巫神等落后分子，也先对他们所犯错误程度轻重进行划分，采取不同处置方式，“巫神之以酷刑治病死亡者，应以法究办。至于一般的反迷信活动，则应依靠青年站的觉悟与自愿进行之，以免与群众相对立”。
再次，对于中间分子，包括旧社会遗留分子，比如旧绅士、地主、商人、知识分子等，也包括那些在态度上游移不决、处于冷漠或观望态度的广大中间化民众，党的政策倾向于改造和教育。以社会教育为例，在对待私塾先生、民间教育家问题上，党的政策一方面是团结他们，充分发挥他们在扫除文盲上的作用;另一方面，则施以新的教育和改造，帮助他们提高。同时对他们即使是微小的改变和进步，也加以表扬。
显然，这种社会分层不同于传统乡村社区以士绅与大众二元格局为基础的划分，而代之以“革命道德”对乡村民众进行的重新划分。“革命道德”在乡村社会设置了一种选择性机制，凡是对革命贡献大的，对革命工作积极的，就是值得肯定的，是依赖对象。反之，则是否定的，被批判对象。依据不同的群体类型，对其采取不同的政策和态度，或是激励他们、帮助他们;或是改造他们、纠正他们。这是一个联合和排除的双向过程，既可以划分出那些被认可的行为规范，也可摈弃那些为革命所不容的意识和行为。通过这种划分，党的精英试图使民众知道，什么样的行为是正确的，什么样的行为是得到鼓励的。正是这样一种“革命道德”的设置，使民众分散的选择或力量得以集中，同时也为使他们的目光从个人的天地聚集到革命的动员目标提供了明确的方向。
三、社会关系网络下的群众动员
为了形成持续的动员力量，还需要更加耐心和细致的工作环节，这就是作为非正式组织的社会关系网络。这一举措主要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互动和频繁沟通来传递信息，传播革命，并以积极分子的范例来引导民众接受和认同革命，从而把同情革命的旁观者吸收到革命中来。
人际互动的第一支力量就是乡村社会的儿童，尤其是上学的小学生们。1942年2月1日，边区政府发布《陕甘宁边区小学规程》。这一文件指出，小学学生应于课外参加破除迷信、讲究卫生等项宣传和社会教育及生产劳动，以补助其课内学习……边区各小学应利用假期、星期天、课外活动等机会，参加社会活动，如进行抗战宣传，帮助自卫军放哨、送信、探消息、查路条、捉汉奸，参加春耕秋收、优待抗属、动员新兵、读报、扫盲等。在有关冬学的经验总结中也指出，“我们应把平时的小学教育和普通的社会教育联系起来。采取适当办法来(进行)普遍的社会教育和训练小学生，提高每个小学生的责任心，将他们培养成为社会教育、家庭教育的传播者，即训练与实行小先生制，经过他们来影响与教育他们成年、老年或失学的父、母、伯、叔、兄、嫂、姐、妹等，将抗战知识广泛深人的传达到广大民众中去。”负责社会教育的组织机构—各县三科和社教指导团也都被明确要求每逢市镇大的集会都要领导小学生到会举行识字教育宣传工作，或小学组织宣传队，每礼拜到附近乡村去宣传识字教育工作，并在市镇交通要道张贴关于识字的标语。。
在边区社教运动的开展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图景:在教育厅下发冬学计划到各乡后，各乡的小学就开始了冬学宣传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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