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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中共群众动员的组织机制论析——以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教育运动为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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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12-16 11:52:3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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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学生跑到家家户户作深人的冬学宣传。“娃娃儿童劝着爸爸妈妈读书，常成为最有力的动员方式”。“每个小先生都是清洁卫生、妇女纺织、劳动生产的宣传与组织者。小先生们教给每一个妇女儿童要好好劳动生产。”⑥绥德六区有个安家婆姨不讲卫生，徽得不愿生产，坤元(小学生)整天给她讲二流子变英雄等实际例子，现在安家婆姨家里常打扫好让坤元检查，几天来捻了一斤多好线卖了。这些小学生还帮助区上做事:区上每开会，他们便是基本队伍，去唱歌、表演秧歌，分头去动员到会的人。读报时他们也参加，还动员自己的爸妈去听报。他们还分工进行街道和家庭的卫生检查工作函。各学校还配有宣传队组织，每逢礼拜日到农村去进行宣传。宣传的内容均联系到抗战动员工作;还宣传禁烟，帮助军队放哨，检查路条、盘问逃兵、优待抗属、给她们挑水砍柴。还有的小学生督促家庭努力生产，劝说父亲戒烟，或说服二流子父亲转变。他们成为“学校和家庭的一个争辩的桥梁，情报的传达者和分析者”函。他们如同共产党进人乡村的导管，活跃在家庭、近邻和乡村社区。 人际互动的另一支中坚力量是地方干部，比如劳动英雄、变工队长、妇纺组长等。在社教运动中，通常的做法是让这些人首先站出来说话，宣传识字的好处，然后让他们推动和组织所在地的识字运动，成为其中的核心人物。如华池城壕村劳动英雄张振财，不但自己识字，而且领导全村的识字运动。华池白马庙劳动英雄石怀玉除了自己学字，“还推动和领导变工队的读报组和识字组”。庆阳三十里铺的社火头黄润努力自修，编写新社火剧本，描写减租斗争、防奸斗争、识字运动、合作社方针等新事物，还推动陇东分区的民间新秧歌运动。在米脂高家沟，村民推举全村唯一识字的高怀山当教员，自办、自管、自教。学制分全日班、半日班，还有拦羊娃的早班，不固定年限，能写会算就可以毕业。“学校同时也是本村文化建设中心，成立了变工队员读报识字组，妇女纺织识字组，并与村、乡政府配合，开展卫生运动和文化活动。”这些人从社会基层产生，来自于普通民众。他们实际上成为一个村、一个区县的群众领袖者。他们表现积极，被誉为“新型文化战士”，在民众中拥有一定的威望。作为共产党开展工作的支点，他们支撑着革命运动的基本构架。
此外，还有一种人际互动的重要力量是由党直接选派的外来干部。在社教运动中，就是公派教员。比如在延安杨家湾，首先是教员到村里，帮助群众修理纺车，与群众建立感情和联系;随后教员进行家访，了解群众意见。在适应地方方言和生活需要的基础上编著教材，开设语文、算术、卫生、常识、习字等课程。还教儿童学写便条，学珠算、记帐，“教育儿童民主与遵守纪律的习惯”，“讲礼貌、团结友爱，讲究卫生，尊重父母，家庭和睦的道德风尚”等。在教员的组织和领导下，这里还开展成人教育，推动全村卫生运动。在志丹县七区一乡则形成以教员为中心的巡回式学校。其特点是选定4个较大的村子作为巡回教学范围，教员每天轮教两个村子。教员轮到哪个村子，就将学生集合在一起教学。这样既解决了就地上学的问题又不误生产@。作为社会教育运动的主要承担者和党组织的权威代表，教员的工作不仅直接关系到这一运动的成败，在某种程度上也关系到革命政权在乡村社会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关系到乡村民众对新秩序接受和认同的程度。因此他们看起来就像是各农家的常年顾问。“如分布在每一个角落的文化据点，把延安的号令贯注到一家一家去。”。
四、讨论与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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