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上学术上搞法西斯主义,限制人们的思想自由,阻碍学术的进步,应当加以反对。从这一点说,陈先生的这个意见有其可取之处,但陈先生的这个见解亦有可商榷之处。拿王国维先生自沉于昆明湖为例,他写《殷先公先王考》一类的文章,当时社会历史条件没有加以干预,对边疆民族的研究,也同样没有任何的干预。那么,王国维先生所追求的学术上的自由又是什么呢?当时客观条件是许可他充分发挥其才智的。按照陈先生的见解,史学要客观,任何主义、思想等都会障蔽人们的头脑的,亦即学术上是不自由的。但是,人不能生活在社会的真空中,因为社会并没有真空。人生到现实世界,不是受这种主义就是受那种主义的影响和支配,不是受这种思想就是受那种思想的影响和支配。这一点人们或者是自觉,或者是不自觉,但在社会现实中是无可避免的。陈先生曾讲,王国维取外来观念以论述《红楼梦》诸方面的问题(注: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载《金明馆丛稿二编》。)。所谓“外来观念”,无非是一种思想、一种见 解,与一种主义都同属于意识形态。如果主义或思想是一种先入为主的偏见,那么,外 来观念又何尝不是这样?过去金岳霖先生在冯芝生(友兰)先生《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 中,称胡适之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实验主义气味太浓,不如冯芝生先生的书(注: 金岳霖:《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冯友兰《中国哲学史》附录,《民国丛书 》第二编第一册,上海书店1990年版。)。后来有人为胡适之先生鸣不平,以为胡先生 固然是以外国的观念、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又何尝不是 以外国的观念、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即以陈寅恪先生自己来说,同样也受到外国 观念的影响,具体地说,受文化史观的影响。以陈先生所坚持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也同样受一种思想、观念的影响。实际上,近代以来,我国到国外留学的学者,都 是受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种思想观念方面的影响,从积极方面看,其中一些先进的、合 乎科学的思维方法,远比中国封建时代的思维方法要高明一些,因而不论是在自然科学 方面,还是在人文科学方面,都推动了中国学术的进步和发展。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 ,接受的思想、观念是否先进、是否正确、是否对中国学术起到积极作用。这谈不上客 观不客观的问题,客观主义是没有的。不受某种思想的影响或支配的自由也是没有的。
考据的基本方法:归纳法、演绎法、类推法、比较法、以反证解决史料中的歧说与冲 突。参见姚从吾先生“史料解释的方法”(注:《姚从吾先生全集》第一卷《历史方法论》,第37-42页。)。
二、历史比较法
历史比较法或称比较史学、史学比较研究(comparison study of history)。最早是文学比较研究(comparison study of literature),约在八九十年前;后来发展到比较宪 法、比较史学。历史比较法的范围也很广泛,它可以从多种情况作比较研究,但最主要 的是两种比较。
历史的研究,基本上是纵向研究和横向研究。纵向研究是上下古今的研究,横向研究是一个朝代、一个国家或地域之间的研究。因之纵向比较研究和横向比较研究也就成为比较史学研究的两个方面。
纵向比较研究是上下古今的比较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即从古到今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两种形式的运动:即波浪式运动,像波浪一样历史的发展有时高有时低,不是平稳不动的;另一种是螺旋式上升运动。总体上是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的,但在其总体上升运动中有时则是局部的倒退或下降,从而体现迂回曲折的“之”字形的道路。纵向比较研究有助于揭示人类历史总体发展以及它的各个方面前后上下的变化的面貌,诸如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各种制度的演变,靠断代研究不行,必须打破断代局限,进行上下比较研究。
横向研究是对一代或一个国家、地域之间的研究。各地区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发展,有自己的特点和地区之间的差距,因而表现了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横向研究,当前多是国内诸地区间的比较研究以及国与国之间的比较研究。国与国之间的比较可以说明国家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从这种研究中,可以借鉴他国、他地区之间的有益的经验、教训。当前这种中外比较研究正在逐步兴盛。
国与国之间的历史比较研究要注意以下几点:
(1)可比性。可比性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同一时代才能相比,二是历史发展相同阶段才能相比。
(2)不能以一种模式作为中心。可以找典型,但不可以一种模式为中心。反对欧洲中心论。
三、统计方法
统计方法在历史学中是经常使用的,特别是在经济史、人口史等的研究中应用得特别广泛、重要。在过去的史学研究中,定性多,定量少,因而在说服力方面是不足的。弥补这方面的不足要靠加强对社会生产力的研究,以统计方法将所搜集得来的数据系统化 ,用来说明事物的量的发展。从这种量的发展中,达到对事物的质的认识。这样,把定 性研究放在定量的基础上,这种研究的科学性就增强了。科学研究都是老老实实的,以 统计方法作研究也同样是如此,而不能例外。首先要认真搜集数字,分门别类,辨别数 字中的真伪,然后进行排列,进行比较和分析、解释,从而得出结论。
使用统计方法,最忌讳的是搞数字游戏。用不足的或几个数字,来证明问题,即是如此。例如论述各国经济情况,就必须用若干年的数字才能看出头绪、端倪,一年就无法判定。所以,统计数字的威力表现在数字的量上,以及数字的精确上。要善于运用这种方法。
在经济史、人口史之外,史学其他方面运用统计方法的也很不少。过去曾经将历代考中科举的进士进行统计,说明各个地区的差别,反映各个地区经济文化的差别。我写过一篇《从对<辽史>列传的分析看辽国家体制》文章,对《辽史》305名传主进行统计,证明了:在辽多民族国家中,契丹人占最大优势,其次是汉人,这说明了以契丹人为主、以汉人为副,在契丹统治中占的地位。又从契丹人中统计得出,耶律氏皇族和萧氏后 族在辽二百余年统治中居于统治地位,从而说明了辽是以耶律氏、萧氏两大族系结合的 贵族专制(注:载《历史研究》1994年第1期,后收入《探知集》河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 版。)。辽的国体和政体由此得到了进一步的说明。
四、计量方法
近些年来,还有很多新方法传到中国。诸如计量史学方法,计量史学在美国流行了一阵子,又有其他新方法兴起来,如信息论、系统论等等,不一而足。这些方法,如果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有助于史学的发展,但不能漫无限制。另外,这些新方法,如果真正有其科学合理之处,马克思主义也定能够将其吸收。从近年史学界出现的情况看,有的人讲小农经济超稳定系统说明中国封建社会迟滞不前,这是一种先入为主的主观主义方法,不可能得出正确结论。近年各种新方法极尽标新立异之能事,但到底有什么好作用?恐怕是邯郸学步,不仅失其故步,而且还要爬着回去。
五、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唯物主义历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也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包括历史在内的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论。但,这总不够具体。具体地说: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法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列宁有一句名言 :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是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注:《 共产主义》,《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版,第213页。)具体地分析具 体情况,既包括唯物主义,也包括辩证法。唯物主义——辩证法,对马克思主义来说, 它是一块铜板铸成的,互相包蕴的(或者说互相涵蕴的),永不可分的。下面我们列举的 如阶级分析法,从具体到抽象的方法、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等等,无不是既是唯物 主义又是辩证法的。当然,在对一些具体情况上,有时侧重唯物论,有时侧重辩证法, 从来不曾将这两者分割,更不用说对立起来。认识这一点很重要,一些老一代的学者, 即使以马克思主义著名,在此问题上也往往有失误。
(甲)阶级分析方法
阶级分析是马克思主义观察世界、观察国情的基本方法,也是观察研究历史的基本方法。对这个阶级分析法,敌对者反对,不了解者怀疑。其实,只要认真地思索、考虑,这个方法是非常科学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具体的人,是生活在一定社会条件下的社会的人。人离开动物界,真正成为人类,是由于劳动造成的,因而劳动是人的本质,是真正的人性。但是随着人类历史的进步,原始社会的人的劳动除了能供给自己生活之外,还能有些剩余,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剩余劳动。在这样的情况下,人的价值被发现了:在掠夺中俘虏来的人,不再杀掉、吃掉,而是放在家庭中与家庭成员一起劳动,从而有了家内奴隶,这就是第一个私有制社会——奴隶制社会的起源,由此进入阶级社会。在这种情况下:
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注:《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82-3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