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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界中青年学者:论历史教学

时间:2009-10-18 17:15:03  来源:佚名
 

史学界中青年学者对中学历史教学的看法

(节选自《历史教学》访谈栏目)

一、马敏

简介:马敏,男,1955年6月生,四川雅安人,中共党员。1981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1987年12月在该校历史研究所获历史学博士学位,1988年破格晋升为副教授,1994年晋升为教授。现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博士研究生导师,教育部文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社科规划项目评审组成员,湖北省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中国社会史学会理事,中国辛亥革命研究会理事,湖北经济史学会副会长。自1985年以来,先后承担教育部等重点社科研究项目8项,出版学术专著五部,主编学术著作六部,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80余篇。主要著述有:《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与朱英合著,巴蜀书社,1993年)、《过渡形态: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构成之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再版)、《马敏自选集》(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2000年)、《商人精神的嬗变:近代中国商人观念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中国文化概论》(主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东方文化与现代文明》(主编,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韦卓民基督教文集》(主编,香港汉语基督教研究所,2000年)。1989年以来先后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耶鲁大学,英国牛津大学、日本东京大学等国际知名学府担任客座研究员、访问学者。从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5年评为湖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7年入选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跨世纪优秀人才”,1998年9月获教育部颁发的“全国优秀教师”称号,1999年入选人事部“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二层次人选”,2000年5月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由国务院授予“五一”劳动奖章,2003年10月获全国“留学回国人员成就奖”。

 

对现在的中学历史教育有何看法:我始终认为在中学教育体制中,历史教学是最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岗位之一。历史既厚重而又有丰富生命力,我们的中学历史教师在教学中必须要做到教研相长。中学历史课程相当繁重,我认为我们的教学方法应当强调做到融会贯通。我们的中学历史教学不能采取填鸭式的方式,否则无论是对我们自己还是对学生或其他人而言,历史仿佛只是一堆死去的毫无联系与意义的碎片!而这导致的直接结果是中学历史教学发挥不了它应有的教育意义,同时更长远地来看,历史丰富的生命力也被勒杀。因此,只有做到古今中外历史的融会贯通,我们才能真正地教好历史,才能在学生中引起更广泛的兴趣与共鸣。

除此之外,我认为面向新世纪的中学历史教育,对我们的教师而言,我们的挑战不仅是要在教学方法上应当努力做到融会贯通或采取新的技术手段,更高的挑战乃是强调教师科研素质与能力的提升。中学历史教师不能仅仅满足于教学目标的实现,我们应当在教学中通过各种手段提高自身的科研素质。科研并非只是高等院校或研究所工作者们所能从事的,我们的中学历史教育者也完全可以做好科研。当我们中学教育者的科研能力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后,我们不仅能够更好地完成教学目标,而且能够更大程度上培养学生学习与热爱历史的兴趣。

长期以来,在我校的师范生教育中,我们一直强调大学阶段不仅是学习知识的重要阶段,更为重要的是通过系统的学习提升我们的科研素质和能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新的世纪中完成中学历史教育者应有的使命。实践证明,我们的这一思路是正确的,我们华中师范大学培养的学生很多已经在中学历史教学中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受到了学校、社会、学生等多方面的欢迎。

 

 

 

 

二、侯建新

简介:侯建新,"文革"中"老三届"初中生,成长于计划体制之下,成熟于社会转型时期,所倾心研究的也正是社会转型问题。他为了中国而研究西方,研究西方是为了现实中国。采访之初,当我们祝贺他入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组时,他只淡淡地说,自己没想到。切入正题后,他逐渐兴奋起来,娓娓道出了自己二十年不变的追求--

 

对中学历史教学的看法:我只能谈点零星想法。首先,应采取切实措施提升中学历史课的地位。在发达国家,中学历史课的地位相当重要,例如在英美国家,历史课是必修核心课程。我国虽然也规定为必修课,但在高考和中考的指挥棒下,实际上并非"必修"。在初中,历史课被称为"让路课",因为历史课成绩不作为升高中的依据。在高中,文理分班,只有文科班学生才学世界历史,而选择高中文科班的学生不足1/5。毋庸讳言,长此以往,我国新一代的历史知识实在令人堪忧。

 

  其二,中外历史比重失衡,世界中世纪史缺失,有违"面向世界"的教育方针。按新的课程标准,初中历史按年代顺序讲中外通史;高中则按专题归类讲授。且不论专题讲授的合理性,问题有明显的内容缺项;任何专题都没有世界中世纪史内容。世界中世纪史承上启下,极端重要,怎能付之阙如?考虑前述初中历史教学情况,这一缺陷就显得更为严重。初中的"通史"不落实,高中的"缺项"则成为真正的断裂:以西欧史为例,从希腊罗马,一下子跳到近代英、法、德等国家,它们如何演进的,无从知晓。

 

  其三,需进一步改进单向教学方式。在欧美国家、甚至在俄国的各类博物馆里,你都可以发现一群群孩子们的身影,他们看得那样关注,听得那样入神,还不时地记在自己的小本子上,非常喜人。原来他们不仅参观,更多的时候是在搜集资料,为写历史小论文做准备。我们的中学历史教学至今没有这一项,而他们从小学就开始了。据说这样做有一系列的困难,资料不足或干脆没有。依我看,问题不在这里,大楼越盖越漂亮,软件为什么就搞不起?

 

 

 

 

 

三、朱英 

简介:朱英,1956年生,祖籍湖北房县,出生于武汉市。1982年1月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1984年12月同校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研究生毕业。1993年破格晋升教授,1995年评为博士生导师。1999-2002年间任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现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兼任教育部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曾赴日本东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从事访问研究,担任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朱英教授在辛亥革命史研究、资产阶级研究、商会及近代社团研究等多个研究领域均取得突出成就。出版专著有《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以苏州商会为个案的研究》(与马敏合著)、《转型时期的国家与社会—以近代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晚清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近代中国经济政策演变史稿》(与石柏林合著)、《商业革命中的文化变迁—近代上海商人与“海派”文化》。主编或参与主编了《中国近代史上的官绅商学》、《中国近代民族资产阶级研究》、《中国经济通史》(晚清卷)、此外,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中国经济史研究》、《史学月刊》等刊物上发表论文百余篇。

朱英教授获奖甚多。1993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同年被评为湖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曾获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奖研究类一等奖、湖北省首届省级社会科学优秀青年人才奖、教育部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和第三届优秀成果二等奖,2000年入选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2002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

 

对《课程标准》的看法:我国中学历史教育模式是需要改革的,这一点已是各界共识。教育部在2000年修改原教学大纲之后又制定了新的课程标准,正反映了这样一种改革的趋势。与以往的《教学大纲》大纲相比,课程标准对课程性质、课程的基本理念、课程目标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对内容标准进行了重新调整,强调要符合新时代的教育理念和基础教育发展方向,以学生为中心、创新型教育、人文素质培养等基本原则得到了很好的贯彻,这些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课程标准》的核心是内容标准,与原教学大纲相比变化最大的也是内容标准。就我看来,新《课程标准》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改进:其一是强调专题性,打破了以前以中国史、世界史为分野的大体系,按照内容性质划分为三个模块,分别对人类社会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思想文化、科技等专题进行连续性的论述,这样有利于形成学习板块,有利于教学和学生自主性学习;其二是以问题为中心,三大学习模块以相应的核心问题为主题,共分为25个学习专题,有利于把握重点。选修课也包括41个学习专题,可以互为补充。其三是改变了《教学大纲》以政治史为主的结构,明显加大了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科技史等方面的内容。上述几个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史学研究的最新趋势,在过去的教学体系中,政治史是历史发展的主体,这在相当程度上是受到过去革命史观的影响。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史学研究中,这种情况逐渐在改变,整体史观或者说是综合史观日益成为主流,因此,加强经济史、社会史等专题的内容正合时宜。从宏观体系方面来说,以专题史来提领国别史反映了人类社会由分散到整体前进趋向,对于学生树立系统的人类观和历史观是有益的。

不过,《课程标准》的内容标准仍然存在一些缺陷。在专题模块和问题中心的内容体系下,专题和问题的选择就十分关键。《课程标准》力求内容全面,但不难看出,仍然遗漏有不少的重要内容。如在中国古代史中,统一国家的建立部分东汉部分似乎被忽视;在中国近代史中,关于清末新政方面的内容也极少涉及等等,这种遗漏对历史的连续性造成伤害,也影响到教学的过渡和学生的理解。新《课程标准》在吸收史学界新的研究成果方面有较大改进,但仍然不太充分。在专题学习体系下,如何使学生加强历史的时间性和空间性的认识又可能成为新的难点。在这个意义上讲,《课程标准》可以起到指导教学的作用,但又不能将标准过分的绝对化和机械化,教师要根据标准的优缺,有针对性地实施教学,这才符合《课程标准》所提倡的教育理念与改革精神。

 

对中学历史教师应该具有的素质结构和科研能力的看法:我虽然一直在高校从事教研工作,但对于中学历史教学仍然十分关注。与高校历史系的教学相比,中学历史教学的对象更广泛,在一定程度上说,难度也更大。作为师范大学的教师,如何让学生具备新时期中学历史教师的综合素质,让学生掌握中学历史教学的方法也是职责所在。在一般师范院校的历史系,也都开有中学历史教学法的课程。目前不论是在中学,还是在大学,对历史学科普遍存在着一种偏见,认为历史无非就是史实、史料,学习无非就是记忆。既然只是记忆,到考试前冲刺一下就可以了,平时不需要花多大功夫去理解去体会。抱这种看法的主要是学生,但也不排除一些教师也有这种看法。在应试制度下,这种看法大行其道。这是误解,偏离了历史学科的基本精神。随着中学课程改革和素质教育的推行,中学历史教学也必须要进行改革,要改变过去历史教学中完全着眼于记忆、知识和考试的弊端,把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人文素养和民族精神放在终极目标上。目前,新课程体系已在各地逐步推广,但如何将新的课程教学与素质、人文教育结合起来,却仍然是一大难题。这对历史教师提出了新的挑战,中学历史教师要着眼于学科改革,不断提高自身的素养和水平。二十一世纪的中学历史教师面临着更多的挑战,要能够胜任所担负的工作,不能满足于原有知识结构,仍然要不断学习,不断创新,而科研则是促进中学历史教师深入思考有关问题的重要方法。中学历史教师的科研与专业研究者不同,但应有所侧重,尽量要与工作实践相结合,在历史教学理论、历史课程的编制、历史教学目标的制定、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历史教学模式的创新、历史教学方法的改进、历史考试和评估的改革等主题方面多下功夫,对于所取得的成果,也可以在教学实际中加以推行。但科研的视野却须要放宽,不仅对于教育学、心理学等其它学科知识要适当借鉴,对于本学科的最新研究动态也要有所关注。不能将眼光放在课本上已有定论上,学术界对有关问题的讨论可以使教师的认识更加深化。

史学理论是中学历史教师的一个较为薄弱的环节,大多数人能认识到历史与现实间的密切关系,并能将现实生活中的事物与历史联系起来;对待一个历史问题,能从全面和发展的角度去认识它;能够认识到历史是有其内在发展规律的,但总体来说史学理论水平还不够。当然,这和目前大学中史学理论的教学设置也有关系。在大学里,史学理论一般作为研究生的必修课程,但在本科教学中重视还不够。实际上,不论是对专业史学研究者,还是对中学历史教师,史学理论都是极其重要的。史学理论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你对历史的理解能力和科研能力,史学理论可以说是衡量专业素质的重要标志。中学历史教师要着眼于历史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较为全面掌握史学理论的基本知识,从而更好掌握解决历史人物评价、历史事件分析、历史运动规律等问题的方法。要改变大学历史教学与中学历史教学相隔离的状况,需要双方的共同努力,大学历史教师要关注中学历史教学改革与实践,将好的理论与经验及时传授给学生,使学生在毕业后能够很快胜任教学工作,同时中学教师也要关注史学研究的最新进展,提高对教学的理论认知水平。

 

 

 

 

四、于沛

简介:于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史学理论研究》总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四位首批专家之一。

对中学历史教育的看法:中学的历史教育,对个人世界观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忽略中学的历史教育,将会付出沉重的代价。历史学是一门总体性的、综合性的知识,具有重要的教育功能,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生活的教科书,是社会活动的向导,是人类认识自身的根本途径。具体到青少年一代的成长,他们只有认真学习历史,才能够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才有可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

  如果一个青少年不学习世界历史,没有必要的世界历史知识,而去谈如何引导青年一代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使他们从青少年时代就培养共产主义的信念,这将是一句空话。另外,青少年学习历史,有助于增强他们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发他们的爱国主义热情,培养他们高尚的道德情操,塑造他们积极向上的自强精神。而要培养这些品质,没有中外历史知识也是办不到的。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中国的改革开放,都要求我们今后应该更加重视历史教育,特别是中学的历史教育。忽略了中学的历史教学,实际上是在削弱整个民族文化血脉的传承,中学的历史教学亟待加强。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志曾说,浩瀚而宝贵的历史知识既是人类总结昨天的记录,又是人类把握今天、创造明天的向导,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人类不断在以往历史的基础上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的历史。中华民族历来就有治史、学史、用史的传统。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一贯重视对历史经验的借鉴和运用。在新形势下,我们要更加重视学习历史知识,更加注重用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史来教育党员干部和人民。不仅要学习中国历史,还要学习世界历史,不仅要有深远的历史眼光,而且要有宽广的世界眼光。所有这一切,都应该从青少年时代做起。

 

 

 

五、钱承旦

简介: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英国史研究专家。《大国崛起》学术顾问。中国英国史研究会会长。

对中学历史教育的看法:我感到中学历史教育的现状不尽人意。由于受应试教育的支配,在中学历史教育中历史成了死的知识,要求学生死记硬背,而且是背一些固定的观点,这些观点是不是站得住脚?是不是已经被新的知识推翻了?教科书都不管。历史被肢解成几条乏味的公式,没有生动的内容,只有符号,由此达到的--只是可以应付考试。

  有这么一个笑话,一次"文史知识大赛"有一道题:《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的作者是谁?"参赛者答:"苏东坡。"主持人拿出"标准答案"说:"错!应该是苏轼。"这件事当然很荒唐,但它表现着现在历史观念中的一种错误倾向,即把"历史"看作固定不变的,可以用"标准答案"来表达。但历史是活的知识!说它是活的,至少有两个理由,一是历史的知识不可能被穷尽,新的知识不断出现,已知的知识也可能被新的知识所取代,新的知识一出现,就应该立刻修正原有的知识,从而改变人们的观念。二是人们在观察历史时使用的角度不同,改变角度或改变方法,都会造成对历史的不同理解和不同了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标准答案"是无法表述历史的--换句话说,学历史不可把"标准答案"作为内容。

  我觉得我们应该共同努力,把历史真正变活,作为活的知识,被人们教,被人们学,让历史教育的强大生命力发挥出来。

对中学历史教学的课程安排的看法:我认为应该增加世界史内容。现在,学理科的中学生除了初三年级学一些世界史外就再也不接触世界史了,这很不正常。即使学文科,学生的世界史知识也是很贫乏的,相对中国史来说,世界史内容太少。中国史学的不多,世界史就更少,很难想象这些将来要"走向世界"的中国孩,世界又怎样接纳他们?我觉得我们的教育不要太实用化,许多基础的知识还是要的。基础教育应该教基础知识,应该是这样。

 

 

 

六、李剑鸣:

简介:天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美国史专家,国务院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

对中小学历史教学的看法:中小学历史教材是一种选择性很强的文本。历史包罗万象,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也是汗牛充栋,而中小学课本有课时的限制,还要照顾学生的接受能力,如何在有限的篇幅内讲清楚历史的脉络和重点?只能把那些最有必要、最可靠、经得住推敲的历史知识、历史解释和关于历史的思想提供给学生,所以说历史课本的选择很强。教材里写什么,不写什么,什么详细交代,什么一笔带过,是很有讲究的。我们的历史教材,包括大学的课本,给人的感觉是对学术研究的前沿进展注意得不够,没有反映出知识的增长和思想的更新。跟风走固然不好,但一定要把那些经过史学界充分讨论、大家已经公认的东西写进教科书里面。学术界提出的新问题,开辟的新领域,对一些老问题提出的新解释,也应在教科书里有所反映。我们的教科书在这些方面有些滞后,读到其中一些解释和说法,给人一种隔世之感。一些已经被推翻了的说法,还被作为定论教给学生。学生对历史的了解非常有限,对老师又很信任,老师教的东西,他们往往当成真理来接受。如果提供的知识不准确,解释不可信,论点很过时,怎么对得起学生的求知欲呢?很多学历史的同学有一种深切的感受,觉得他们在大学念的历史是对中学历史知识的颠覆,在研究生阶段学习的东西,又修正了在本科时接触的观点。这反映出我们的教科书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教科书要不断修订,要追踪学术前沿进展,要把新的信息、新的思想介绍给学生。

七、吴景平

简介:复旦大学中国金融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金融史、民国史研究专家。

对中学历史教学的看法:中学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教学的第一个阶段,高校历史教学实际上是中学历史教学的继续,又必须在原有的基础上提高。如何处理中学和大学两个阶段历史教学内容的衔接,值得引起中学和大学历史教员的关注。加强相互了解、沟通,尤其是高校历史教员必须了解并且关注中学历史教学的状况,中学历史教员则应当关心史学研究在史实、史料和史论方面的新进展。我长期为一年级大学生讲课,又曾经参加过高考历史卷的命题工作,对中学历史教学的状况有所了解。中学历史教学有统一的教学大纲和教材的规范,就全国而言教学水平理应大体相当。但中学阶段的教学有升学率的巨大压力,有考纲、历届高考试题的导向,历史教学的客观性、全面性要求与现实生活中的应试性期望之间的矛盾较为突出,教学的组织实施颇不容易。中学历史教材和教学大纲由于篇幅所限等原因,对重大史实的来龙去脉的介绍往往较为简略。此外,史实的基础是史料的可靠性,中学历史教学过程中宜适当提及某些重大历史事实的资料文献依据。作为历史教学的基本要求的客观性、真实性。它不仅仅体现在分别地掌握具体的史实,还应当体现在把握相关历史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即理解历史的准确性。这就需要在教学的组织实施过程中处理好史实、史料和史观之间的关系,特别要加强历史观的培养,加强对中学生认识和理解历史的角度、深度与能力的培养。

 

 

 

 

八、陈谦平

简介:民国史研究专家

对中学历史教学的看法:

1。民国史研究中应注意的问题和存在的误区:以往的中华民国史研究过分注重于阶级斗争、过分注重于革命史,而忽略了现代化和国际化的发展进程。实际上,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采取共和政体的国家政权,中华民国在20世纪中华民族自立自强的发展进程中起了承先启后的重要作用。因此,在中华民国史研究中,我们应当注重影响民国历史进程的诸因素,如外国的影响、中国民族主义、官僚政治与民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关系,等等。我个人认为,在民国史研究中有几个观念必须转变。第一,以“民族国家”的观念取代“阶级斗争”的革命史观。从表面上看,中华民国的历史似乎是一部阶级斗争的革命史,但其实质,则是中国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一个发展阶段,在这个进程中,“民族主义”和“现代化”构成了主要内容,因此,民国史研究必须转变视角,以民族和国家发展为本位,从民族国家发展的角度来进行价值评判。第二,对中国资产阶级的客观评价。过去由于从革命史和阶级斗争的观念出发,对中国资产阶级的进步性评估较低,尤其是对中国资产阶级的上层(如立宪派、买办和官僚资产阶级)持否定态度。但假若我们改变视角,从民族主义和现代化的视角去考察他们,便会有不同的评价。应该说,在民国时期,无论是资产阶级的下层、中层还是上层,均在不同程度上担当了建设“民族国家”的重任。第三,对中华民国历届中央政府的认识。从中国近代民族国家和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历程来看,无论是北京政府还是国民政府,它们都是作为一个代表中华民族的国家形态而存在的,因此,我们不应该把民国历届中央政府作为对立面和打倒对象,而应该作为客观存在的研究对象,实事求是地研究它们的历史功过。在过去的研究中,民国政府被视为民国历史的客体,而今后应该将之看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主体。所以,我个人认为,在基础历史教学中,五四运动以来应该突出中国的国际化发展和现代化这个主题。关于民族主义应该同国际化,全球化结合起来全面认识,避免陷入狭隘的民族主义中去。民国史教学的内容亦应该强调中国近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发展、中国融人世界的现代化发展这两个重点,有了这两个视角,就能够建立起真正从国家民族发展的角度认识历史的坐标。

2。如何处理现在学术研究所得的结论与以前学的很多历史知识不太一样的问题:这种情况的出现同中国近现代历史课程的内容设置有很大关系。从严格意义上讲,过去我们中学历史课程和大学非专业类历史课程并不是真正的历史,而是政治。前面我也说过,过去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是以革命为主线的,它所注重的是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因此,对于历史的叙述和评价因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而无法实事求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随着学界将民国史的研究重点从阶级斗争转到现代化和民族国家的发展上来,中学历史教材滞后的问题凸显出来。高等院校历史专业的历史教学很早就实行改革,尽管教材依然存在很多缺陷,但我们可以利用选修课、学术讲座、课堂讨论以及其他形式加以补充,使学生在历史观、研究方法和观察视角等方面得到改进,经过二十余年的实践,这类方法行之有效,学生反映很好。所以,中学教师也可以参照处理类似问题。

3。历史学习在个人成长中应该占据的位置,在教学过程中应该怎样培养学生的兴趣,并引导他们正确认识历史:历史学习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是十分重要的—我们常说“以史为镜”,就是重视历史知识对人的认识增长的重要性。历史知识丰富的人看问题比较理性,视野开阔,能够妥善地面对或处理各种问题。年轻人实际上是很喜欢历史的,但我们在中学实施的历史教育使他们对历史课程产生了误解;他们以为历史就是教科书所叙述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他们注重的是对事件和人物等八股似的评价-实际上,我们开展历史教学最重要的目的,是要让学生懂得如何去了解历史、了解中国、了解世界,让他们学会正确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让他们明白人类了解自然、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规律,从而让他们懂得“爱”,而不是增加“恨”。因此我想,人性化的历史教育会引发学生对历史的喜爱。

4。对目前中学历史新课标内容设计的看法:我对中学历史教学情况非常生疏,客观地讲,根本没有发言权。但我看过教育部于2003年4月颁布的《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同以往的教学大纲相比较,新课标无论在基本理念、课程结构和课程内容上,都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相信新课标对于深化中学历史教学、提高中学生历史知识和人文素养、促进中学生国际化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均有积极意义。不过我感到的惟一遗憾,是新课标在20世纪中国历史模块的内容设计上,还受传统政治观念的束缚,依然偏重于革命史和反帝爱国运动,对于中国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中国国际化和现代化发展的延续性还有所回避,这样,会使学生对于中国的昨天缺乏全面和清醒的认识。

 

 

 

九、李喜所

对中学历史教学的看法:

对中学历史教学最有发言权的是长期从事这方面教学的中学老师,像我们这些从来没有接触过中学历史教学的大学教书匠,是地地道道的门外汉,不可能有什么真知灼见。大学历史教授的意见,充其量只能是一种参考。这里仅就自己的感觉,提出三个问题,供大家思考。

    一是如何对中学历史教学作一个科学的定位。我粗浅地认为中学的历史教学主要是让学生积累最基本的历史知识,对历史还没有一个简单基本的了解,所谓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和历史研究方法是根本无从谈起的,也是没有必要和难以做到的。即使大学的历史本科教育,也很难使学生具有良好的历史思维和行之有效的熟练的研究方法,何况中学呢?在中学历史教学中提倡启发式教学是十分必要的,但记忆和背诵是基本的。就我的感受来看,中学时背会的那些历史知识,一生都忘不掉。让中学教育就以课堂讨论为主,效果可想而知。因为中学生毕竟知识有限。目前大力提倡素质教育是非常好的,但也没必要把过去教育中出现的一切问题都推到应试教育上来。其实,应试教育是问题不少,但绝对不是一无是处。任何一种教育形式都不是完美无缺的。素质教育也不能讲就没有问题。我的想法是,在提倡素质教育的时候,特别应该去吸收应试教育的某些优长,尤其在中学历史教学中要结合实际,求真务实,适当加强知识的记忆和积累,以及必要的考试。

    二是中学历史教学和大学历史教学的沟通问题。大学历史教学是中学历史教学的继续和深化,按理讲大学应该对中学的历史教学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和评估,才能有的放矢,事半功倍。可是目前基本是一种相互隔绝,基本互不了解的状态。这必然会引发一些不必要的问题。例如,现在大学的两门通史,即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除了内容上较中学历史教材十分详尽外,基本的主题和框架一脉相承,甚至有重复。就说鸦片战争时期的南京条约吧,中学时早背过了,大学还要背。这不仅是一种浪费,而且影响学生的学习兴趣。类似这样的情况,还能举出一些。说明大学和中学的沟通和相互配合非常必要。

    三是中学历史教学如何尽快反映学术界的新成果。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史学研究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许多传统的学术观点得到了纠正和更新,相当多的新观点为学界所接受,新的史料也不断被发现。但在中学的历史教材和日常教学中,反映还很不够。有些刚入学的大学生,在谈及一些看法时明显地显得陈旧。中学生好奇心很强,如果在历史教学中适当介绍一些学术界较为稳定的新观点和新发现,是大有裨益的。与此相关联,中学历史教材自然要不断更新,尽量缩小与学术研究的距离。真正将中学历史教学和大学历史教学有机的融为一体。

 

 

 

十、杨念群

对中学历史教学的看法:

首先,我觉得应该进一步加强中学历史教学的趣味性,以吸引更多的中学生对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历程产生兴趣,历史知识不应是强行灌输的,而应通过生动有趣的方法自然把学生的注意力吸引过来。而目前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在框架设计和写法上还是比较程式化的,如较注意讲清史实,或强调准确地描述历史事件的发展脉络,却比较忽略在文笔和叙事上用鲜活明快的笔调复原和再现历史人物的活动场景。我心目中理想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应是在写法上既雅典又生动,在篇幅上可以包容更加丰富多彩的内容。

    第二,需要在历史的“形象化”上多下工夫,当代多媒体教学正呈现日新月异的趋势,对历史的复原需要借助更形象的手段立体地加以表现。当然,对某些音像手段的使用要相当慎重,不能混淆戏说影视和比较严肃的史学影视作品的区别。

    第三,要尽量反映当代史学发展的多元化趋势,尽可能地吸收当代史学的最新研究成果。比如在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中,中学老师们不能仅仅知道从“三大高潮,八大运动”的角度来讲解近代历史的变化,因为这个讲解思路基本上依据的是传统政治史的解释框架,突出重大历史事件的作用。而近几年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研究方法比较强调要注重下层社会的历史和民众日常生活的状态。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似应通过某种渠道在中学历史教学中反映出来。这方面国外的一些历史学家就曾做过有益的尝试,如布罗代尔独立撰写的通史《文明史纲》,其初衷就是为法国16到18岁的中学生提供一部用全新的史学方法,即年鉴学派的方法编写的教材,最终成为一部经典的史学名著。我希望中国的史学界也能出现专为中学生撰写的、用全新方法解释的史学著作。

 

 

十一、葛兆光

对历史教学与教科书的写法的看法:

1。您曾经针对历史教科书的问题,写过好几篇文章,也出版过像《古代中国社会与文化十讲》、《中国经典十种》这样的教材和讲义,现在还正在组织多卷本《中国思想史参考资料集》的编纂,《历史教学》杂志一直很关心这一方面的问题,希望您能就这个问题再谈谈您的看法?或者说,历史教科书应当如何写?

    答:的确,最近我特别关注教科书的编写。为什么?因为教科书是使一代一代人接受和理解历史的起点,也是一代一代学者模仿历史写作的最初范本,它的影响太大了。当然,历史教学的问题涉及三个方面:一是对历史的认识,这是观念;二是考试,这是制度;三是教材,就是教科书的问题。教科书只是三分之一。

    我看到最近出版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当然比过去有很大进步,至少意识形态意味淡化了一些,刻板教条也少了一些,而且一些教科书,也懂得在正文中加上图像,加上参考文献,加上提示和问题,形式上变得活跃了一些。但是,是否就很好了呢?也不尽然,我常常看国外一些写得好的教材,觉得很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举个例子,美国学者伊佩霞的《插图本剑桥中国史》中提到了唐代的国际交流,她不是干巴巴地讲唐代多么开放,也没有一一条列中外交流的类别和事件,而是用“世界中心的生活”为题,说到了长安的宏伟对各国的吸引力,说到使臣、商贾和香客从日本、高丽、吐蕃来,说到珠宝、乐器和织物对贵族的刺激,说到马球队、陪葬物和波斯风格的银器,最后还说到“人们不再使用座垫,而是像外国人一样坐在凳子和椅子上”,比起我国通行教材的一些机械罗列式的教师爷写法,似乎更轻松一些。

    其实这里又要说到历史学的想象力问题了,前些天我们在北大讨论余英时先生的《朱熹的历史世界》,我就说了,余先生的书讲朱熹和宋孝宗、光宗、宁宗三朝的政治,表面看来是广采历史文献,对历史进行考证,其实,他是运用了很丰富的想象力的,否则他不会特意写一节关于心理史学的文字。应当说,好的历史学家和差的历史学家,其中差别之一,就是有没有想象力,大家都以为陈寅恪先生只是读书多记忆力好,其实,更应当看到,他的想象力非常丰富,这种想象力穿透了历史文献的遮蔽,也补足了历史文献的遗失。同样,写历史教科书也一样呀,没有历史想象力,教科书就是一堆干瘪和枯燥的资料和数据。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承认,像欧美一些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像史景迁的《王氏之死》、《大汗之国》,像魏而思的《1688》,也包括像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等等,都写得很有故事意味,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的《叙事体的复兴》里面曾经抨击西方史学界偏离了历史学家的原始任务,他觉得,历史学家应当是讲述故事的人,这是很对的。历史教科书的叙述也应当有故事。

    可是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实在是不好看。

2。为什么现在历史教科书不好看呢?仅仅是没有想象力?还是写法上有局限?

    答:我觉得,现在有很多的历史教科书形式比较呆板,好像是向学生填鸭式地灌输死知识甚至死教条,这就会让学生们失去了兴趣,也无法体会中国历史和传统,更无法真正主动地参与文化传统的理解和重建。

    历史教学也罢,历史教材也罢,都要让人愿意接受,对不对?要让人想读还愿意读下去,在于如何把历史放在一个好的叙述思路中,通过精心选择的情节和文字,让读者理解和感受历史,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历史技巧,这绝不仅是“通俗”和“深奥”的写作形式的分别。其实,像费正清(John King Fair- bank)的《伟大的中国革命》(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和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的《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The Chinese and Their Revolution,1895—1980),何尝因为它写得生动而成了通俗?其实有学术的“历史”和没有学术的“戏说”,是很容易分别的。所以,我主张要把教材甚至学术论著写得好看,写得通俗,通俗并不等于肤浅,而是要让教材变得轻松起来,打破以前固有的模式,要有故事,历史本来就有故事,可是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就不讲故事,总是讲道理,干巴巴的大道理,这怎么能够激发学生的兴趣?我总觉得,历史教学恰当的途径,应当是通过写作者或讲授者的“叙述”,来“激活”读者或听众的记忆、体验与经验,调动心底的“储备”,唤回心中的“记忆”,重新建构并认同这一历史和传统的过程。这是一个从纯粹单向的老师的“讲”,过渡到学生“听”,并最终实现历史记忆的复活,重构一个价值性的东西的过程。学生想听的,是与他们的生活相关、并能唤起他的历史记忆和生活经验的东西,而不是那些陈谷子烂芝麻、或者是机械教条的文本。

     就以我熟悉的思想史和文化史部分来讲吧。大多数的教科书,提供给中学生的,是一个从孔子、百家争鸣、独尊儒术、宋明理学、明清启蒙思想等等构成的一个主线,我看了一下内容,就觉得有些迟疑,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脉络不是一个历史本身的脉络,而是根据我们现代价值观念重新建立的叙述脉络,说个不太恰当的比喻,这有一点像选劳模,把优秀的选出来表彰,把他们当我们这个民族的正面传统,于是觉得这样学习历史,我们就会见贤思齐,接受这个传统。可这是历史吗?这是选出来的“传统”,现在我们继承五四,要建立启蒙的合理性,所以在古代的“道统”历史叙述之后,又要加上一个反传统的“启蒙”来当传统,像我看到的有一部教材,就在有限的篇幅里面,除了介绍百家争鸣、儒学兴起、宋明理学外,最后,就特意挑出李贽来介绍“反正统意识”,把他当作批判理学正统的代表,特意挑出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和唐甄来介绍他们的启蒙思想。表面看,这并不错,但是,其实这是一方面根据中国儒家正统意识,一方面根据欧洲启蒙思潮的历史线索,在中国发现和书写的历史。这个脉络的建立,其实是建立一个儒学、理学到反理学的“传统”,说明中国和欧洲一样,你有一个古希腊罗马的时代,我有百家争鸣的时代,你有中世纪的神学时代,我有独尊儒术的时代,你有文艺复兴的启蒙时代,我有明清启蒙思潮呀,从现在的观念看,这是一个新的正统历史观念,可是,魏晋玄学呢?在日常生活世界中影响巨大的佛教呢?道教呢?蒙元时代和清帝国中的民族思想意识呢?难道真的中国古代的思想就是儒家独占的状况,就是这样两军对垒阵线分明的线索吗?以前胡适批评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是“正统”的,因为冯友兰是把儒家当作主流,浓墨重彩地书写的,而我们现在的历史教科书,如果这样写,在思想史和文化史上,也还是正统的呀,为什么要这样安排“正统”的脉络呢?就是要传达一种有关历史价值的正统观念呀。

3。除了这种脉络的问题之外,在概念工具的使用,历史脉络的叙述,我们的教科书好像也有一些问题吧?

    答:是的,因为国际国内学术界的一些新想法,没有很快进入教科书。其实国外大学、中学的教育中,是很注意吸收新成果的,可是我们呢?好像很慢。举一些例子吧。比如有的中学历史教材里面,谈到先秦思想,先讲孔子、孟子、苟子、再讲老子、庄子、再讲法家,最后才说墨家,其实这和学术界的想法就不同,因为现在很多学者都意识到,顺序应当是儒、墨、道,墨子很多想法,是针对儒家来的。你在教材中这样的顺序安排,理由是什么?是按照思想史价值等级高低?还是根据后世影响大小?都不对嘛,应当按照思想史的顺序呀。又比如,多数中学历史教材里面谈宋理学,一上手就抽象地讲“理”如何如何、“气”又是如何如何,“性”和“命”又是如何如何,现在虽然不那么讲主观唯心啦、客观唯心啦,但是总在辨析理先气后,心即是理,却很少讨论所谓理学,它和宋代异族、异国的崛起,政治变革的冲突,社会生活的变迁的关系,这样就把本来活生生的思想变成了干巴巴的标本,很难让学生接受嘛。

4。实际上,您已经涉及了历史教学的目标问题。我们学历史的人,常常很困惑的一点,就是经常会被人间:学历史有什么用?明确了历史的“用处”,大概对历史教学和历史教科书的写作有一定意义。

    答:是的,我想应当明确历史的意义在哪里?作为老师,是仅仅满足于向学生灌输可以背诵的知识,还是为他们提供一些价值性的思想?我在那篇谈历史教科书的文章里面说过,“历史仿佛给人们提供着关于‘故乡’的回忆,这种回忆不一定是对于村庄位置、房舍田地、乡亲父老、水井道路的具体再现,而是一种关于故乡的温馨感受,使人们一想起故乡就觉得亲切,使互不相识的人一提到共同的故乡就有‘同乡’甚至‘同根’的感觉。‘君从故乡来,应知故乡事’,即使在很远的地方,也始终存在着眷念,这就历史的价值。”历史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资源,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现在,它既有知识性又有价值意义。既然历史是一个活生生的东西,那么,用教条式的语言来讲授的历史就不是真正的历史了,而至多只能算是历史事件的堆砌。顺便讲一个例子。1990年起,欧洲共同体各国,就尝试在中小学发布新的历史教材,从历史和文化角度出发,传播“欧洲一家”的理念,为欧盟(European Union)奠定认同基础,这说明什么呀?所以我觉得,首先,历史教学最重要的意义是提供一个认同基础,这个认同基础就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历史,我们有一个共享的传统,只有明确什么是“历史”的意义,才能确定历史写作的目的,而只有确定历史写作的目的,才能明确历史该如何写作。布罗岱尔(Fernand Braudel)在他自己写的《文明的文法》这本教科书的序言中说:“历史学不应当热衷于民族主义的编造(民族主义是常常应当受到谴责的),也不应当只沉缅于人文主义(尽管人文主义是我所偏好的),重要的问题在于,如果历史学消失,国民意识也将因此不能存续,而如果丧失了这种国民意识,法国也好,意大利也好,都不可能存在有独立的文化和真正的文明。”我一直印像很深刻的是芭芭拉·塔克曼(BabaraW.Tuchman)的一段话:“一个民族为了觉得自己是国家,不但必须有独立和领土,并且还要有历史。”

    其次,就是明确什么是教科书要教的“知识”?还是用“寻找故乡”来比喻,我总觉得,这种关于“故乡”的知识,并不是那里的房舍位置,也不是那里的道路如何,更不是那里的人口田亩。因为这样的知识在文献记载中都会有的,历史不等于文献档案,故乡也不等于地理上的一个空间,故乡要比它多出一些让人留恋回忆的东西。所以,在历史教学和学习中,是否仅仅需要记住那些位置、数字、特征,记住一些年代、人物、事实,可以应付考试,就可以算是了解“历史”了呢?当然不是。然而,我们的很多教材和相应的考试也正在把“历史知识”朝这个方向推进。但是,历史教育的目的并不是在于把纸上的事件、人名、概念像索引一样复制到人们的大脑中。可是在很长时间里,我们的教科书和入门书用教条替代了历史,书里面所讲的历史仿佛不再是一个有人有事的时间过程,而是一个在某些怀有政治意图的强迫性架构中被分解填充的东西,几千年的故事被压缩成干巴巴的半打理论和一堆概念。其实,想一想就可以明白,当一个学生在面对这样的教材时,他并不能够感觉到历史的流动,却只能被动地捧着一大堆被“社会性质”、“生产关系”、“经济背景”等等分割切开出售的概念,尽管概念作为知识,比较容易背诵、复述和考试,但是真实的历史就在僵硬的条块中渐渐流失。

5。作为从事历史研究的工作者,应该如何担当其在历史教科书方面的责任?

    答:首先要改变瞧不起教科书的观念。现在的学者,总是习惯于把高深的专门的论著作做为评定水准、评定职称的依据,所以,通常很容易忽略教科书和入门书的编写,可是,你不觉得吗?读者最多的是教科书和入门书,就好像自然科学里面的科普读物一样。我们说,建构民族传统也罢,传达某种意识形态也罢,最有力的还是教科书。你看日本明治时期,就出来这么多课本,什么《国民读本》啦、《中学东洋史》啦,这就是在建立一种现代的国民意识和历史认同啊!可是奇怪的是,很多中国学者对这些浅显通俗的著述,却总是不屑一顾。我听说,有人很轻蔑地说,二流、三流的学者才写教科书呢。可是,就是因为你们这些一流学者不写教科书,你才影响不到一般读者,一般读者就只好被二流三流人笼罩呀,你们那些自鸣得意的高头论章,无论在销路上还是在影响上,始终比不上这些通俗的教科书,你只好干瞪眼,只好乱埋怨,怨天尤人。可是你怎么不去做一点能够影响人的事情呢?你做了,年轻学生的历史世界才不会被这些教材所规训和控制呀!

    应当承认,我们的很多教材的编者、作者,至今没有走出两个误区:一是把“通俗”、“易懂”当作可以偷工减料和降低标准,似乎拼拼抄抄就可以敷衍了事,于是教科书或入门书就成了“次一等”的写作甚至是操作;二是把“教材”或“入门”看成是寻找最小公倍数,以为没有尖锐的个性化的观点就代表了一种公允的和普遍的可靠知识,就好像外交部新闻发言人似的照本宣科才可以用来表达权威的意见。我们不要以为,四平八稳磨光了棱角的就是教科书,没有个性化眼光的历史叙述,未必真的就包含了公正的知识!还是那句话,因为历史“知识”并不是背诵的社会发展史教条和死记硬背的事件、年代和人名,它与必须经过反复实验确定可以重复的自然科学知识不同!

6。谈到教科书,必然会涉及通俗或普及读物的问题。我们注意到您最近在呼吁“公众历史”,能简单地谈一下吗?

    答:提倡“公众历史”不是使历史庸俗化,不是要历史去媚俗。我刚才讲过,通俗不等于庸俗,浅近不等于浅薄,更不是提倡历史学去“借古讽今”,回到那个历史为现实服务的服务时代,那种简单的比附不是历史学家的事情。提倡“公众历史”的目的,是让严肃的历史学家警惕,如何在传媒和市场时代,让历史学仍然保持它对公众的影响力!

 

 

十二、许纪霖

问:您前面提到现代化,讲中国近现代史必定要讲现代化。但是这个问题很复杂。您能不能具体谈谈这个问题?

  答:现代化问题已经成为老调了。我想提一些反思性的想法,给从事中学历史教学的同行们一些参考。今天我们谈现代化,一定要知道这种说法是从哪里来的。它背后有些什么样的理论。一个背后没有理论的概念是经不起时代敲打的,也是经不起别人追问的。

  首先要区分两个概念,一个是现代化,一个叫现代性。现代化理论出现于60年代,它是一套发展主义的理论。受到结构功能主义的很大影响,最早出现于美国,是冷战时代的产物。为了和苏联争夺第三世界,美国力图让这些后发达国家实现像欧美那样的现代化以便加以控制。现代化这一概念的基点是,欧美的现代化是世界各国现代化的模型。就像孙中山先生说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世界各国的发展目标只有一个,万川奔大海,奔向像欧美一样的现代化。这就是人类未来发展的方向。不管你是什么民族。什么种族,也不管你有什么样的传统,最后都要成为欧美国家那样的国家。用帕森斯的话来说,就是政治民主、市场经济、个人主义三点。他们还提出了一些现代化的量化指标,比如说城市化、教育、医疗、住房等等。看似非常科学,其实存在很大的问题。80年代,中国是受到了这个理论的很大影响,90年代这个影响继续存在。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绝迹。我不知道中学老师是怎么样讲解中国现代化历史的。传统的教学是把传统和现代二分。把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解释成为克服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这样一个理论模式,今天已经受到严重的挑战。最大的问题是,它认为现代化只有一个模式,主导它的是“西方中心论”,也就是说从西方的角度来看待中国。到了70年代,西方学术界出现了自我解读和反思,他们开始破除西方中心主义的神话,指出这套看似普遍主义的欧美现代化模式,其实也是从特殊发展起来的。后发达国家是不能重复的。另外,他们对东方国家存在很大的误解,用萨义德的话来说,就是“东方主义”。他们所说的“东方”是他们想象中的东方,是那个落后的、野蛮的、不文明的、未开化的、有待于西方人拯救的东方,并不是真实的东方。现代化的过程并不是用西方的现代化克服那些后发达国家的传统,传统也参与了现代化的建构过程。

  就中国来说,传统并不是像80年代所批评的那样都是坏东西。相反,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好的东西。这些好的东西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发挥了它的正面作用。中国之所以能够接受西方的思想和理论,是因为中国传统的文化框架能够容纳他们。比如说,晚清的时候引进科学方法论,中国人很难接受,但是把它和乾嘉考据学的传统接上,大家就可以理解了;中国人对民主这个词很陌生,康有为说民主这个东西,在孔夫子的时候就有,这就给它带上了合法性。中国文化传统非常丰富,并不是铁板一块。五四时期对儒家批得厉害,但是儒家提倡的独立人格(“道高于势”)却为近现代的知识分子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资源。另外,传统也参与到中国现代化的建构。比如说严复,他把西方的进化论、科学、自由、民主引进到中国,但我们要知道,严复并不是简单地拥抱西方,而是在批判、反思西方的基础上接纳西方的现代性。他是以一种反思的方式学习西方,梁启超、章太炎也是如此。所以,传统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并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参与了这个过程。关于这一点,美国的史华兹教授有精辟的研究,他并没有把中国文明看作是比西方低的文明,而是把他看作与西方基督教文明、古希腊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一样,都属于轴心时代的文明。这些文明有共同关心的问题,比如说怎样理解宇宙、怎样关心人的精神价值、怎样组织一个正义的社会等等。不管你是什么文明,都要碰到这些问题。因为它们拥有共同的关怀,所以不同文明之间是可以对话的。史华兹认为,严复他们做的事情,真正有意义的是探讨东西文明发生碰撞以后,是怎么对话的,当然,给中学生不能讲这么复杂,大概会把他们弄糊涂的。但是,作为老师自己一定要明白,把握一个分寸,不要让学生误解,西方都是好的,中国都是坏的,现代是好的,传统是坏的。

  现代化这套理论到现在已经被淘汰了。那靠什么来支撑现代化的叙事呢?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现代性。我去年在台湾大学参加一个关于中国现代性的研讨会,有一个学者提问:现代化和现代性有什么区别?我当时试着做了解释。我说,这两个东西非常不一样。现代性是在反思现代化的基础上出现的。也就是说,现代性之所以出现,是和后现代主义有很大关系。这看起来有点复杂。不过我可以打个比方:现代化理论是一个非常高傲的白人男子,以为自己代表着先进的文明,是全世界的楷模。可万万没有想到,突然出现了一个叫后现代的毛头小伙子,批评现代化这个白人说,你有什么了不起!你知道吗,你已经变成了压迫的力量。你制造了两个神话,用法国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利奥塔的话来说一个是“真理”的神话,一个是“革命”的神话。“真理”的神话是黑格尔提出来的,“革命”的神话是法国的卢梭提出来的。这两个神话都来自于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现代化理论把它们发展到了极致。现代化理论自以为代表了“历史的终结”,人类从此找到了光明的方向,天下大同就要出现了。接下来的要做的就是怎么样浩浩荡荡朝我这里奔过来。但后现代嘲笑说:错!你今天已经变成了一个压迫的力量。你就像中世纪宗教中的那个上帝一样,无所不在,压迫别人。压迫个人解放,压迫各个国家的民族的文化,甚至以真理的名义,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霸权。后现代主义以各种各样的理论来解构现代化理论,所以,现代化的神话是在后现代主义的冲击之下破灭的。在这种情况下,又有一些人站出来说:我们承认,现代化理论确实出现了一些压迫性的东西,可这并不意味着启蒙是不好的。按照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的话来说,现代化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即使是在欧美,现代化也没有完成,启蒙也没有完成,还要继续革命。当然,怎么保卫,非常复杂,不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但他们吸取了后现代主义的一些批判性因素,来捍卫启蒙的理想,这就是现代性。概括地说,第一,现代性是个复数,每个国家有自己的现代性,即使我们通常说的欧美,各个国家的现代性也是有很大差别的,英国的、法国的、德国的和美国的现代性有着很大的不同。当然中国也有自己的现代性。第二,现代性是一个探索的过程,是个不断反思、自我批判的过程,并没有一个十全十美的方案,就这点而言,中国从晚清开始,像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一直到现代,这些知识分子所做的工作,实际上都是一种现代性的探索,是在反思、批判西方现代性的基础上,试图找到中国的现代性。所以,中国不是无原则地拥抱西方,而是有所批判有所选择地收和探索。包括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我们对此也应该有一个新的认识。它是反西方的现代性。你不能说毛泽东完全是反现代的,毛泽东也要求富国强兵,富国强兵完全是一个现代化的目标。它也是现代性的一个方案。但它是以反西方的现代的模式出现的,带有小农的色彩,最后失败了。不仅是毛泽东,包括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实践,都和这个相关。虽然后面的历史非常悲剧化。所以我们今天需要一个更大的现代性的视野来看这段历史,我们才可以真正讲出新意来。现在历史课教学虽然跳出了三次革命高潮的革命模式,但是从革命模式掉进现代化模式也不是什么好事情。我们要给学生提供一些更新的东西,怎样认识西方的历史,怎样认识中国的历史,我想这对中学老师是非常重要的。

问:中国是个历史大国,历史这个学科也一度非常辉煌。可现在已经完全边缘化了。学生们讨厌历史课。历史课成了枯燥乏味的代名词。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答:我自己是很敬重中学历史老师的。因为年轻人具有很大的可塑性,一个中学生根本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语文老师教得好,他就会做文学梦,历史老师教得好,他就会对历史感兴趣。我发现很多第一志愿报历史系的大学生,都说在中学碰到了非常好的历史老师。所以,中学历史老师非常重要。我自己之所以一直到现在对历史都兴趣盎然,就是因为我遇到了很多非常出色的历史老师。

  王小波有一篇文章讲了这么一件事,他读大学时有一个教数学的老师,第一次上课就告诉学生说:我今天教你们的是高等数学,高等数学没有什么用,但它是一个好的知识。什么叫好的知识呢?就是它不但有趣,而且帮助你思考。我想历史其实就是好的知识。历史知识是没有用,它不能转化成现实的生产力,但却是好的知识。一个人不但要学有用的知识,更要学好的知识。有用的知识可以培养工匠,只有好的知识才能培养出好的人。现在回过头来想,当时在大学期间,按照我的专业,我完全可以当律师、金融专家,就像我的很多同学一样,甚至可以进入政界。正因为碰到了这些好的历史老师,教给我好的知识,我才得以走上历史研究的道路。

  网上有篇文章排出了大学十大悲惨专业的名单,历史排到第六,但是,我经常讲,历史老师,无论是中学还是大学,不要妄自菲薄。人家看不起我们不重要,关键是我们自己不要看不起自己。为什么这么好的知识今天现状这么惨呢?我们今天的历史教学发生了什么问题?为什么历史课没有办法吸引年轻人?这是今天大学和中学老师共同面对的一个问题。原因有很多。应试教育体制、教科书的枯燥、教学方法的陈旧、使得本来非常精彩的历史变得很无趣,面目可憎。所以,关键问题是怎样恢复历史的生动性、趣味性、让她变得可爱活泼,像个十七八岁的少女一样,人见人爱,而不是像今天一样,暮气沉沉,板起面孔,随时准备训人的老古董。历史恢复了她的生动性,才能吸引更多的人,培养更多的史学青年。

  一方面,很多人讨厌历史课,另一方面,史学通俗读物非常畅销,历史影视剧、历史小说、历史记录片都很流行。我现在还记得中小学的时候,开学最盼望的是发新课本,当教材拿到手里,就迫不及待地翻看,好看的话一天就可以读完。我们的历史教科书能做到这点吗?即使让学生按部就班地读,学生有这个兴趣吗?虽然这几年历史教科书有了很多的改变,图文并茂,语句也变得生动了。但是和国外的比起来,还是有很大差距。比方说美国,它的历史教科书,里面都是故事,故事里面都有人物,人物都有性格,没有微言大义。他从来不希望通过历史教科书告诉学生什么道理。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也有了一些故事,但主要的部分仍然是向学生讲道理,是考试的内容,是正确答案。不是背景、过程、意义,就是人物、地点、事件,都是准备应试的东西。所以我说,是教科书败坏了大家的好胃口。让大家觉得历史就是背的,没意思,是一些无聊的玩意。教材的编写是和我们的考试方式一致的,这种考试方式又是应试教育体制的结果。所以,应试教育不变的话,中国的史学是没有希望的。

  当然也不能把一切都归结于客观条件,即使教材枯燥乏味,我们历史教师同样可以有所作为。关键是教学方法的改变,老师要善于讲故事。我不是做叙述史的,但我认为,历史学骨子里就是讲故事。这就是我对史学的理解。这么多人不喜欢历史教科书,但喜欢看历史电视剧,看历史小说,历史回忆录,为什么?因为故事吸引人。他们关心故事里人物的命运。中国是个历史大国,五千年的历史传统,可以说是波澜壮阔、动人心魄,近现代的历史又是这么精彩纷呈,中国历史本身就是一部精彩的小说。欧美国家没有中国历史这么丰富。但它们会编故事,没有故事他们也讲得头头是道,听起来像真的一样。比如我在哈佛大学访问的时候,去参观“五月花”号船,最早的移民居住地,他们就编成了一个个非常精彩的故事,还有大学生现场义务表演,当时的人们怎样与大自然斗争,印第安人如何送他们火鸡,非常情景化。哪怕是哈佛广场上的一棵树,他们也说当年华盛顿曾在这里检阅军队。中国恰恰相反,我们的历史上到处都是故事,我们却把故事阉割成了教条,干巴巴的惹人讨厌。

  讲故事的历史传统本来是中国人的,但美国现在做得非常好。黄仁宇的历史书很畅销,就因为他会说故事。黄仁宇还不算典型,当代美国中国学研究三大巨头之一史景迁,耶鲁大学中国学研究名教授,是讲故事的高手。他讲授中国历史,统统是故事,完全采取叙述的方法。他在耶鲁大学上大课,常常有三四百人选修,要放在大教室。因为他很有名,但你有名的话,学生也不一定会听你的课,关键是他会讲故事。另外美国的中国研究两巨头孔飞力、魏斐德也是讲故事的高手,你看孔飞力的《叫魂》多么吸引人!一本学术著作,在中国发行量达到了2万多册。今天我们的老师还有讲故事的能力吗?史景迁是美国人,原名Jonathan Spence,他对司马迁很是景仰,所以起了个中国名字。司马迁是中国史学大家,《史记》被公认为是史学的典范。但《史记》连小孩子都爱看。因为他讲帝王将相都是在讲故事,各种细节,还有对话,栩栩如生。像看小说一样。但有谁怀疑这不是历史吗?这就是中国史学的传统:中国最早的史学传统就是叙述史,也就是讲故事。史学和文学是分不开的。你看49年以前胡适、吴晗、吕思勉史学大家,也很擅长讲故事。吴晗的《朱元璋传》最初的版本写得非常好看,大量的情景描写,、人物心理分析、错综的矛盾冲突,非常精彩。张荫麟的《中国史纲》,是大学名教授写的高中历史教科书,语言像诗一样,非常美,给人以灵动之感。这种亦史亦文、亦史亦诗的传统,49年以后中断了。先是历史为政治服务,现在又为考试升学服务。越来越教条、枯燥,终于形成今天这样一个惨淡的局面。

  历史的灵魂是故事,没有故事的历史,就像一个没有躯体的灵魂,是孤魂野鬼。做历史老师,最重要的是学会怎样讲故事,把被教科书阉割掉的故事重新发掘出来。活生生地讲给学生听。让学生在鲜活的人物形象、紧张的戏剧冲突里真正体会到历史的魅力。历史课不是政治课,没有必要讲大道理,即使你要讲道理,也要用寓教于乐的方式,从这点来说,历史可以像文学一样生动,甚至比文学更生动。因为文学是虚构的,而历史是真正发生过的事情。这些年我注意到一个现象,凡是畅销书大都是会讲故事的,比如章诒和写的《往事并不如烟》,非常好看,人物形象活灵活现,个性突出,很是吸引人。当然也有很多学者批评:这怎么能够算历史!我后来给章诒和教授辩护:这恰好是中国叙述史的传统。否则的话,今天我们还能相信《史记》吗?《史记》里面记载,项羽和刘邦看到秦始皇出巡的盛大场面,一个说:“大丈夫当如是也”,另一个说“彼可取而代之”。假如我们以此诘问司马迁:你一个汉代人,如何知道当年的情景?你有证据吗?显然,这里面有司马迁合理的想象成分在里面。但没人会怀疑《史记》是信史。历史学虽然注重史料的真实性,注重考据工作,但并不意味着史学就不需要合理的想象。陈寅恪上承乾嘉传统成一代宗师,可他写的《柳如是别传》,里面的细节描写非常细腻,甚至把诗引入了历史的论证。假如缺乏想象能力,如何能够将这些史料组织成一个哀婉的故事。

  假使每个老师都从改变自己的课堂开始,把历史的丰富性和趣味性还原,肯定会引起学生的兴趣,学生就会像盼过节一样上历史课。一些学生会觉得历史真好,不顾家长的阻拦和世俗的偏见,以第一志愿报考历史系。然后在历史系又碰到好的老师,毕业后他们再做历史老师,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可以想象,历史教学将会出现极大的改观。史学研究的繁荣也就不远了,而这个恰恰是我们这个民族所需要的。

  最近教育部制订了高校新的公共政治课方案,将中国近现代史纲列入四大基础课程,这是对历史学的一个重大的利好消息,也是与国际接轨的一大步骤。美国的所有大学,哪怕再小,也有历史系,因为历史是通识教育必修课,美国就是通过历史课培养学生们的爱国主义情操的。一个国家假如人们不熟悉自己的历史,忘记了自己的历史,那离亡国也不远了。

  真正有识见的人,眼光远大的人、能够看清未来的人,都是有历史感的人。当然历史不是未来学,它不能预测未来,但是你懂得了历史,你就不那么轻信,你会从别人那里学到很多经验。经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没有经验是很容易上当的。但人一生有限,就算你活到一百岁,你能经历多少人事呢?恰恰是历史让你可以超越你的有限性,让你学到很多好的东西。哲学告诉你道理,文学培养你的灵性,而历史则给予你智慧。

  史学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一半是因为体制的问题,另外是我们自己的原因:是我们历史老师将她弄的这么面目可憎。但我想说的是:我改变不了这个世界,但可以改变我的课堂。愿意以此与所有的历史教师共勉。

 

 

 

十三、阎照祥

问:听说你先后多年负责河南省普通高招历史试卷的评定工作,又是中国世界近代史研究会目前的主要负责人,那么,你对我国中学历史教学和教材编写有哪些意见和建议?

  答:除了英国史和英国政治史,我还在世界近代史教学和研究方面花费了不少时间。曾多次参编和主编教材;为本省中学教师开设专题讲座;到省外学校做学术报告等。还有,我是从1978年就参加高招历史评卷的;1993年以来又多年主持河南省高招历史试卷的评阅工作,对中学历史教学有一定的了解。

  根据我在国外世界史教学的感受和对中外历史教学异同的比较,我觉得系统性强、难度大是我们中学历史教学的特点,而某些绝对化和教条化是我们的不足,单一答案的“定性”问题太多限制了学生对历史问题的认知。国外中学历史教学和考试中不但观点纷纭,求同存异,经常还有“多解性”问题。举一个例子,美国80年代小学五年级的历史课本里,第一章题名为“是谁最先发现了美洲?”其中运用多样考古和文献资料,说明在哥伦布到来的500年、甚至1000年之前,北欧维京人、亚洲中国人就不仅拥有高水准的造船航海能力,还曾抵达过美洲,所以,哥伦布的“发现”新大陆只有相对意义。关于哥伦布的姓名称呼和形象,课本中列举了5种不同语言的叫法,并印有5张胖瘦不同的画像。换言之,这种教学方式有利于开启学生思维能力,对历史问题产生疑问,激发探究的兴趣。

  近年来国内倡导素质教育,中学历史教学内容和方式有了变化,高考出题也有意考查学生分析认知问题的能力,即便如此,还是“单一性答案”的问题偏多,一些重要理论问题未能完全突破旧说。至于高校和中学的世界近代史教材,有了较大变化,可还保留了一些陈旧的内容和观点。我这里试举二例。

  其一是关于断代史的分期,即世界“古代史”、“近代史”和“现代史”的开端问题。长期以来,国内史学界将之绝对化,引经据典地断言“五种社会形态”或“五种生产方式”是划分各个历史时期的标准。其理由阐释是:所谓“古代史”,是指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的历史;“中古史”是指封建社会的历史;“近代史”主要是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并开始衰落的历史;而“现代史”的开端则是开辟了人类历史新纪元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这种划分方式的最大弊病,是把表示时间概念的断代史与表示社会性质的专史紧紧挂钩,将两类不同的概念混淆,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将典型的历史问题提到政治的高度,将灵活的问题用僵硬的教条主义来解释。甚至在不久前,仍然有人断言:历史分期是“原则性问题”。

  20世纪70年代末,我对这种划分方式质疑,并于1981年写了《论历史分期的相对性》一文,强调,划分历史各阶段的标准不是“社会形态”或“生产方式”,而是“时间”的远近,其参照系是“现代人”。即是说,凡是距离我们现代人比较久远的,属于古代史;不太久远而又非多数现代人所能经历的,是“近代史”;距现代人颇近、又由部分世人所亲身经历的,是“现代史”。例如,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曾经离“现代人”很近,应是现代史的开端;可目前这一事件离我们比较远些了,就归入世界近代史了;再过几百年上千年肯定还要归入古代史,尽管十月革命的社会形态属性没有改变。又如发生在755年的“安史之乱”对于亲身经历了的杜甫而言,是现代史;对于唐末李商隐而言是近代史;相对于我们来则是古代史。尽管这一事件始终是发生在封建主义时代。此文写成后,我先后向多家报刊投稿,均被退回。有的编辑还回信说他们赞同我的观点,说国内的分期方法委实是将本来很简单的问题搞复杂了,可由于政治方面的考虑,还是不能发表。于是,我的这篇短文就久久束之高阁,直到1993年才在我主编的《世界近代史研究通讯》上“非正式”地发表。而它正式发表在《史学月刊》上,则是1998年的事情了。我这篇小文前后17年的遭际,说明我国史学中教条主义根深蒂固,也说明了倡导学术自由的必要性。

  我在世界近代史教学和研究中多年关注的另一重点是国际共运史问题。80年代以来,国际共运史一直在走下坡路,其中近代的国际共运史研究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学术会上几乎没有这方面的论文了。各种重要考试(包括全国普通高招历史考试)也几乎不出这方面的试题了。可我们现在的许多高校和中学讲义还在重复着旧观点,对于“议会道路”、“修正主义”、“中产阶级”和西方社会民主党的阶级属性等问题,照旧持正统的批评立场,解释简单武断。这种做法,给课堂讲授带来了诸多不便,学生听课兴趣索然,甚至公开质疑。鉴于这种情况,我斗胆发表了《国际共运史:世界近代史研究中的模糊性》,集中阐述了我对近代时期国际共运史中的几个所谓“敏感性”问题的看法。鉴于该文发表在《历史教学》2005年第1期,我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十四、刘新成

简介:首都师范大学,世界史研究专家。

对中学历史教学的看法:我从1990年开始参加高考命题工作,持续十多年。这期间高考正在从“考知识”向“考能力”过渡,参加命题的老师们都很积极和努力地推动这一改革。如果拿1989年的试卷和1999年的试卷做个比较,就会发现试卷的面貌已经完全不同。但对这种改革的成效也不能估计过高。高考是选拔性考试,试题难度是测定这种试卷质量的第一标准,难度在0.55-0.6之间最好,超出这个区限,不管是过高还是过低,都不利于选拔,不管题目设计得多么巧妙。所以,每年命题前,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去年试卷的难度,并且根据各种信息进行适当调整。控制难度殊非易事,因为命题者对答题者的水平的估计总有偏差,只能是根据多年出题的经验和各方面的反馈意见大致把握难度的高低。真正的问题在于,难度统计的数字未必是准确的,这里面要涉及阅卷人掌握的评分尺度。一道主观题,尽管有参考答案,但阅卷人从严还是从宽能差出几分,一道题差出几分,一张试卷判下来可能就差得比较多了。特别是当试题偏难的时候,阅卷人通常把握得比较松。这样就会出现恶性循环:试题越难,阅卷人越松,反映出来的难度数字就可能偏高,而命题者根据这个数字就会在下一年命题时进一步提高难度。90年代中期,高考历史卷在考查能力方面一度远远高于高中生可以达到的程度,原因就在于此。最近这两年我没有参加命题,也许这一状况已经有所改变了。其实,高考只是一种选拔手段,不应对高考本身过分苛求,只要能起到选拔的作用,又对教学本身没有产生负面影响,就应该算是命题成功。现在教育本身就承载着许多本来属于社会方面的压力,而高考又承载着许多教育教学方面的压力,高考成为众矢之的,这不太正常。

  经常听到有人说:“上课的时候,最不喜欢的就是历史课,要背那么多东西,没意思。”就历史本身的“故事性”(history一词就含有“故事”的意思)而言,这门课绝对是能够吸引学生的,为什么会让学生感到反感呢?我想,大概是因为现在的历史教学抽取了历史的故事性,使历史课本成为枯燥无味的文字堆砌,而考试制度又让人把这些枯燥无味的文字一字不差地背下来,这可能就是历史教学让人反感的原因。教育学最强调的一点就是调动学习兴趣,因为没有兴趣就学不进去,别的什么都谈不到。而现在的历史教学偏偏抽掉了历史当中最有意思、最能引起学生兴趣的东西,然后再让学生学,岂不是缘木求鱼吗?当然,历史教学也应当注重科学性,历史教育也应当讲规律、讲理论,但即使讲理论也得讲得引人入胜,让人能听得过去吧?现在的历史教学却对这一点关注不够,不管学生能不能理解,爱不爱听,就硬灌。所以我认为,基础教育的历史教学要故事第一、知识第一,能力与理论是次要的。我说的纯属一己之见啊!未必对。

 

 

 

十五、程民生

简介: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宋代区域史的专家。

问:您长期从事大学历史的教学和科研,那么对中小学历史教学问题,您有何看法?对于其中的优劣得失,您又有哪些评说?在我们对下一代的教育中,能不能将的戏曲、神话等民间故事、传说写进历史教科书?您怎样看待历史教科书与通俗历史读物的关系?

  答:我参加过几次国家和省内的中学历史教材审查,还主持过5年河南省高招历史评卷工作,对这个情况有所了解。就教材而言,总的来说,长期存在内容繁多、陈旧,形式呆板的毛病。我想,对中学生来讲,学习历史主要有两大目的,一是了解最基本的历史知识,二是从中学习历史智慧。现在似乎是第一个方面强调过分,第二个方面意识还很不足。好的迹象是,开始重视史料分析、归纳能力的培养了。

  能不能将有的戏曲、神话等民间故事、传说写进历史教科书呢?我的回答是肯定的。那是民间的历史,群众理想化的历史,已经成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独特的价值,群众也乐于接受。一般群众往往以为,戏曲、电视剧和民间故事所说的就是历史,学生自然也会有这个疑问,教师在课堂上不讲也得讲。前提是,必须说明哪些是戏曲、神话、民间故事,哪些是史实。由此带来另一个好处,可以使学生学习辨别真假和是非,区分什么是历史事实,什么是艺术加工。

  历史教科书是学校教育或课堂教学的读本,通俗历史读物是社会教育或普及读物,两者的基本功能都一样,侧重点不同,形式、内容也不同。教科书的编写是政府行为,正规些、严肃些,选材、观点贯穿着既定的思想体系和国家意志,有结论或标准答案;通俗读物更多的是文化行为或商业行为,比教科书随便的多,内容和形式也广泛得多,系统性较差,没有明显的功利色彩,读者自由思考的余地大,更适合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因此也就更有利于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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