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课程备课札记

马丁·路德与加尔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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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课程网  赵文龙老师的 历史博客

在基督教的发展史上,马丁·路德和加尔文是两个无法绕开的名字,他们的共同特征是宗教改革。1517年，德意志人马丁·路德将反对罗马天主教会的《九十五条论纲》贴在了维登堡教堂门口拉开了宗教改革的序幕，15年后法国人加尔文发表了《基督教原理》将宗教改革的事业进一步发扬光大。这两人的大逆不道的“背叛”行为都令教会恼怒万分，更令教会恼怒的是这两个人身后都有一大批忠实的粉丝，更可怕的是这两个人生活的地区对罗马教会都不怎么“感冒”了，他们将根据自己的理解直接通过《圣经》与上帝对话，他们将自己组织教会，他们的《圣经》也不再是仅仅用拉丁文来书写而是可以用本民族的语言来表达，他们不再将罗马教会和教皇放在眼里了，而这之前谁敢这样做等待他们的往往是教会的火刑架，是异端这个令欧洲人感到厌恶的称呼。而现在，矗立千年的罗马教会权威在这两个人所引领的宗教改革面前轰然倒塌。在宗教信仰的格局中，罗马教会在西欧一统天下的局面从此成为了记忆，成为了历史。在皈依上帝的方式上，新的路径开始呈现，人们的生活一扫千年的单调、沉闷甚至压抑，个性与心灵得到了极大的解放，而搅动着千年沉闷局面的正是马丁路德和加尔文宗教改革。

需要说明的是历史上对罗马天主教会白眼相向的人，马丁·路德和加尔文并不是始作俑者。在他们之前，被称为异端的人受到罗马天主教会迫害的人很多，如捷克的胡斯。在他们之后，被称为异端受到迫害的人也不少，如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的布鲁诺。（在宗教的世界里，号称仁慈的信徒们对被称为魔鬼的人常常不会那么仁慈，那时的罗马教会如此，即使是改革教会的马丁路德与加尔文也是如此。）在当时罗马天主教会的眼里，马丁路德和加尔文又何尝不是该下地狱的异端，罗马教会又何尝不曾想将这两个人绳之以法。只不过，时代的发展使罗马天主教会的权威已经不能只手擎天了，向加尔文和马丁路德欢呼的人太多了，赞成他们主张的人太多了，保护他们的人也太多了，对罗马天主教会不感兴趣的人也太多了。也正是这么多的太多，使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理直气壮，使他们敢于公开的批判罗马天主教会的无耻和贪婪，使他们敢于公开阐述自己对罗马教会的不满，使他们提倡建立新教会的主张一呼百应，并成为不可逆转的现实。也正是这样多的太多，马丁路德也好，加尔文也罢，宗教改革者们才不孤独，才会成为一个改写历史的事件而不是令人扼腕叹息的历史悲剧。了解这两个人的改革，不可不注意这些太多。众所周知，在宗教改革的同时，对教会批判弘扬人文主义精神的文艺复兴早已开展，欧洲的经济也正发生着静悄悄的划时代变化，新航路的最后一道环球航线正在画着圆满的句号。这些各个领域出现的新气象告诉我们，一个新的时代朝阳正在冲破中世纪的黑暗地平线，人们的心灵精神包括宗教信仰再也不会匍匐于的教会专制，即使对上帝的信仰也不用听命于他人的指令，信仰上帝，不需要别人指引，我们自己也能！

当然现在看来,每个人都明白，信仰是个人的事情,与他人无关。但是在宗教改革之前，这似乎还只是梦想。人们能不能获得信仰必须通过罗马的教会和教士，并且只有罗马的教会和教士才配充当上帝和信徒之间的中介。他们不仅掌握着圣经，而且还掌握着圣经的解释权，他人的解释只能是异端学说。信徒和上帝之间的沟通必须通过教会而且必须听命于教会才能完成，这样的专横实际上是剥夺了人们信仰的自由而只能听命于罗马的权威，而且教会始终在努力维护这样的权威。虽然“条条大路通罗马”，但是罗马却努力维持着“自古华山一条路”。这样的专制和心灵独裁在一个市民阶层逐步兴起，社会渴望多元的时代显然是招人讨厌的，更招人讨厌的那些原以为神圣的教职人员在光鲜神圣道貌岸然的外表下竟然有时是那样的虚伪贪婪和无耻，他们甚至连普通的信徒也不如。有关这些人丑恶嘴脸的揭露，但丁的《神曲》和卜迦丘的《十日谈》都有过辛辣的嘲讽和批判，从教皇到教士是如此不堪。如果那里有文学家的虚构和想象话，那么引发德意志地区改革的赎罪券的推销则使人们直面教会的无耻和贪婪。

有关赎罪券并非只是在德意志出售，从十字军东征到16世纪中期宗教改革之后，赎罪券始终是教会敛财的一种方式，(1562年后教会才终止赎罪券的发行)当然是否真正献给上帝另当别论。有研究赎罪券的学者提出赎罪券并不都是搜刮财富，其出发点也不是搜刮财富，但是令人吊诡的在实行的过程中,减轻信徒罪责的赎罪券并不曾减轻信徒的罪责,倒是成为罗马教会罪恶的象征。神学教授马丁路德并不是十分在意财富搜刮的问题，他所关注反感的只是赎罪券能否赎罪这样的本质问题。他虽然知道教会的贪婪，但是他并不想对这样的贪婪有更多的批判，也不想对教会进行什么改革，1517年10月31日，他把《九十五条论纲》贴在维登堡教堂门口的时候只是想引发大家对赎罪券问题的思考，颇像发起一场温和的学术争论。只是罗马教会却将这样的学术争论看成了挑战，于是连辩论的权利都不给路德，很快升级为对异端的审判，开除马丁路德的教藉。在罗马教会与路德的冲突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教会压迫的步步升级和路德态度的逐渐坚决，原来和解的基础既然已不存在，那就只有分道扬镳，何况路德的背后是德意志地区民众和封建诸侯的支持。路德对教会的批判道出了民众对教会不满的心声，教会的改革赢得了民众的支持。这个被教皇称为“闯进葡萄园的野猪”，在教皇的领地上横冲直撞，将原来的秩序彻底打乱，并引发了欧洲的连锁反应。而这一切，竟然由赎罪券引起，可见人真的不能贪婪，不管他是谁。

马丁路德的改革决不是一个反对赎罪券的问题，或者主要不是赎罪券的问题，这只是一个引子，一个引爆宗教改革的导火线。这个导火线当然十分重要，它不仅引发了马丁路德的改革，而且还有马丁路德之后的加尔文的改革，还有英国国王亨利八世的改革，还有天主教自身的改革。这样的连锁反应改变了欧洲宗教的布局，而且还改变了欧洲的历史。这个导火线怎样的强调都不为过，但是我们如果认为这就是马丁路德的改革，那就太小看这位宗教改革家了。他大张旗鼓地反对赎罪券固然使罗马天主教会羞羞答答地在1562年终止了这个流几百年的习惯，更重要的是他的改革彻底颠覆了罗马天主教会的权威，从而在欧洲出现了脱离罗马天主教会的新的教会。而这个解决这个问题恐怕靠指责罗马教会的贪婪和腐败是不行的，他的改革主要应该体现在信徒是否必须通过罗马天主教会才能与上帝沟通上这个更本质的问题上。他的答案是“因信称义”“信徒人人皆祭司”。 路德说，不是我们，是我，只是我，我相信！"因信称义"诚然是上帝给全人类的允诺，但接受或是回答的，只能是个人，活生生的个人。既然如此，作为原来上帝与信徒之间作为中介的教会就不是什么权威，也不高于普通的信徒，那些教会繁琐的仪式也就没有必要存在，信徒自己也可以组成教会。这样的理论和实践对习惯了在众人仰视的眼神中高傲的教会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应该是不言而喻的，对路德的迫害也是意料之中。只是这样的迫害不可能对路德有什么损害了，相反，它可能将更多信徒推向自己的对立面，马丁路德，这个矿主的儿子，这个投身于宗教改革的激情洋溢的神学教授，以自己的勇敢热情和对宗教的热爱，开启了一个弘扬个性的新时代。他使宗教成为那个时代人们个体精神自由的心灵家园。他义正词严地指出，每一个灵魂，在造他的主面前是赤露敞开的。没有人能替代别人活，更没有人能替代别人死，每一个人都必须单独为自己濒死的痛苦搏斗。"那时我将不与你们在一起，你也必不与我在一起，一个人必须为自己答辩。这样的呼号无疑是弘扬着个人的宗教责任，是近代个人主义的先驱，尽管这样的个人主义只是从宗教角度去看，尽管与文艺复兴的个人主义不同。这样的个人主义将罗马的天主教会的权威轻轻化解，旧的宗教专制的大厦轰然倒塌。新的教会将更加符合时代发展的需求，更加符合人们的精神需求，这正是那个时代人们所必须，马丁路德所做的，正是这些。

与稍晚的加尔文改革相比，马丁路德的改革或许更多侧重于推倒一个旧世界，而加尔文的改革更多的侧重于建设一个新世界。马丁路德的改革更多的是一个破坏者，千年的壁垒在马丁路德面前轰然倒塌，而加尔文教则更多的是一个新世界的建设者。没有马丁路德的破坏，后面的建设是不会顺利，没有加尔文改革的深入，新教仍不能满足时代发展的需求。对加尔文来说，既有对马丁路德精神的继承，如因信称义，否定罗马天主教会的权威，建立本民族的教会，以及用当地的语言书写圣经等，也有对马丁路德的发展。毕竟二人的人生阅历差异很大，马丁路德更多的具有诗人的热情和敏感，他的文章不论是《九十五条论纲》、《致德意志诸侯的公开信》还是《论宗教自由》《主啊，求你起来》，这些文章都感情丰满，洋溢着激情和不屈服的斗争精神。这与路德时代罗马教会初遇挑战时双方的激烈对立有关。而加尔文时代，经过马丁路德的批判，罗马天主教会的权威已经下降，加尔文所要考虑的则是如何在已经毁坏的宗教秩序中重新建立新的秩序，在这一方面，擅长理性思维的加尔文完成了这个任务。如果说宗教改革需要一个天才去发动的话，那么它还需要另外一个天才去结束。如果说马丁．路德推动了宗教改革的滚石，那么加尔文则在这滚石粉碎之前使它停止转动。路德发动宗教改革之后，刚刚创立的新教与罗马的天主教一样都陷入了严重的分裂，差异在于新教如何从宗教理论上系统阐述自己存在的依据，罗马天主教则需要休整自己为自己得继续存在做辩护。在前一方面，路德所做的工作需要一个理论思维更加深刻的人承继其未竟的事业，而加尔文则是不二的人选。这位比路德小26岁的法国宗教改革家自小受过良好的教育，25岁时因提倡路德的新教而在天主教传统深厚的法国无法立足被迫流亡瑞士的巴塞尔。当时的新教领导们在对基督教义的细枝末节争议不休之时，加尔文则潜心研究，用一年的时间，写成了著名的经典著作《基督教原理》，夯实了新教的理论基础。这本划时代的巨著标志着新教理论体系的完全确立，与马丁路德的文章相比，这本著作不仅体现了严谨的理性精神，对马丁路德的新教理论做了总结，据说这本作者26岁时写成的著作，后来只是扩充鲜有修改，更多的则体现了作者本身对新教理论的发展，比如有关上帝的选民的理论，就是路德宗所缺乏的。加尔文宗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不仅改写了欧洲宗教的历史，甚至影响了美洲的历史。德国历史学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曾经说：“加尔文是美国真正的立基者。”法国历史学家论到加尔文宗信徒时也说：“这些人是英国真正的英雄。他们建立了苏格兰，他们也建立了美国。”这些都说明了加尔文深远的历史影响力。如果读者诸君感到这些论述过于武断，我们可以参看马克思韦伯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韦伯在著作中所提到新教伦理更多的是吸收了加尔文的新教理论，他在书中所指出的近代资本主义追求个人财富的积累和世俗生活的感受，以及节俭的精神实际上更多的来自加尔文的主张。

在注意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所产生的巨大推动作用之时，也不可讳言，路德与加尔文也有为人诟病的弱点，特别是加尔文1555年在日内瓦建立政教合一的国家后，对不同宗教主张和政见主张不同者的迫害也是令人发指的。正如巴尔扎克所指出的那样,加尔文的宗教恐怖比法国大革命最坏的血洗还要可憎。从那个专制时代刚刚迈出的人们，还不习惯宽容，即使是达尔文也不例外，这是历史的局限，正如民主的范围扩大是一个历史过程一样，信仰与不信仰宗教的自由，信仰此宗教与彼宗教的自由这样的现代文明还不能成为现实。打破专制之后出现新的专制在历史上不仅体现在政治，还体现在宗教，但是与罗马天主教会努力控制一切相比，这已经是历史的进步了，况且他们对历史的改变远非这些，况且在达尔文所迫害的塞维特斯和卡斯特里奥之后，人们就开始意识到宗教宽容、民主自由、思想自由、个人自由应该成为现代文明的基本准则为人们所接受。

自从这次宗教改革之后，基督教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一直持续到现在。新教旧教并存，旧教也进行了改革，我们且不可仅仅把旧教当成封建专制的象征，时代的变化他们也在与时俱进。那种中世纪的旧教毕竟无法满足新时代人们的精神需求，罗马的天主教也不失时机地进行了改革，因此现在旧教的信徒依然不少，但他们恐怕都不是什么封建分子。阶级分析法虽能抓住历史的特征，但是有时往往忽略了历史的其他特征，丰富的历史往往被简单化，而随着时代发展那些原来细致末节的东西可能恰恰是历史的一个新生长点，这点要求我们对历史的观察要全面，才能真正的理解历史。宗教改革后教会的发展各教派之间有过矛盾冲突，但基本上后来做到了共处共存。以致现在，各教派徒众众多，各教派在人们精神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不过宗教改革的作用，生活在中国的人大多难以有深刻的体验。我们国家虽然提倡宗教自由，但是在中国无神论者很多，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的改革，我们更多的是局外人，恐怕难以体味个中三味。

不过，如果更进一步，倒可以看出宗教改革的作用。那更进一步就是对宗教的彻底否定！

众所周知，早在20世纪初期，当尼采高呼“上帝死了”的时候，很多人心中的神殿被震塌了，然而高喊“上帝死了”的尼采最后还是疯了，一生都不曾安宁，这恐怕是他所不希望。悠悠一个世纪过去，无神论者在这个世界上似乎越来越多，上帝究竟存在不存在也成为一个永不会有一致答案的问题。即使这无关紧要，姑且存而不论，但是，在这个人欲横流的社会，我们的灵魂真的在上帝之外找到了安息之处了吗？

上帝真的死了吗？还真不好说！

抛开宗教因素不谈，回看马丁路德和加尔文，他们都曾想给自己的心灵寻求一个永久的栖息地，不依赖任何人，只靠我们自己！

在这一点上，我们，无论是有神论者还是无神论者，与他们，那两位伟大的宗教改革者，并没有什么两样！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不妨说他们也是真正的人文主义者。

如果回顾16世纪的血与火的宗教改革，请记住以下三件可以作为里程碑的历史事件：

1517年马丁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发表

1535年加尔文的《基督教原理》出版

1555年日内瓦神权共和国的最终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