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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文龙:儒家与道家

时间:2009-10-18 17:20:16  来源:赵文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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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课程网  赵文龙老师的 历史博客

 
高中历史必修三备课札记5·

儒家与道家

 

儒家与道家是战国之前土生土长的两个思想流派,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文化进行了第一次总结,对以后中国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道家在汉代还发展成为道教,这一宗教与其他外来宗教如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一样在我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到如今还有不少的信徒。儒家虽然没有象道家那样发展成为宗教—儒教,但是其思想却是自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为历代政府所推崇的主导学说,其影响并不比成为宗教的道教弱小。儒家与道家的不少思想观念渗入我们的日常生活观念,成为我们的文化基因,使我们中国人与其他民族有了明显的区别,儒家思想文化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了解了中国儒家与道家,也就基本上了解了中国传统文化。

有人说,儒家是引导人“入世”的,其人生追求并不仅仅是个体人生价值的实现和个性的张扬,其人生价值往往集中体现在每一个个体的社会价值实现,从孔夫子到现代的新儒家,其以一贯之的精神主要于此。

春秋时期,孔子所推崇的是君子,是对社会有所贡献的人。在儒家观念中,孔子时代的梦想是“克己复礼”是“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虽然他一辈子也没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但是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为后来的儒家所继承,到战国时期的孟子那里就变成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吾善养吾浩然之气”。而汉代的董仲舒更是将儒家思想与统治者的政治诉求紧密结合,因迎合了统治的需要是政府的代言人,一直想成为“帝王师”的儒家学派终于如愿,其思想也成为政府所推崇的主导思想而成为主流意识形态。

东汉末年谶纬之学盛行,察举制度弊端所造成的“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的荒唐社会现象,儒家的独尊地位受到冲击。汉末的政治黑暗,道德的沦丧以及后来社会动荡,这些问题都是当时的儒家在思想上所无力解决甚至解释的。在思想的荒原中,人们寻求新的心灵慰籍,因此,道教兴起,成为社会下层的庇护,佛教也趁势发展,引得很多的贵族也倾心向佛,“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佛教兴盛也多少反衬了儒学的落寞,甚至连至尊的皇帝也对佛祖顶礼膜拜起来,糊涂的梁武帝宁可抛弃多少人梦寐以求的至尊宝座,多次舍身同泰寺庙,弄得大臣们将大把的金钱砸向标榜青灯黄卷的僧人。在这乱哄哄的世界,儒家道统的庄严被佛道冲击,如同汉末政治上的鼎足三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道也要在思想一统的世界中努力打出一片三教并行的天地来。

等到南北一统国家分裂结束,略带胡气的隋唐政权建立。无论是短命的隋还是强盛而长久的唐并没有像汉武时期采取那种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专断,而是敞开胸襟,去迎接南来北往的风。在开放的隋唐逐渐走向顶峰,成为那个时期世界最强大国家的时候,儒家的地位并没有得到提高,儒道释并存使得“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对儒家道统的衰落忧心忡忡,重振儒家雄风的努力直到宋代才得以完成。

在宋代,政治上是与士大夫共天下,重文轻武的政策虽然使宋在紧张的民族冲突中败仗不断,危机连连,但是文人们的地位却得到了保障,科举的兴盛造成了文化的发展,于是儒家道统得以在文人手中承继发展,到周敦颐、二程、张载时代,儒学得以较大发展。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明显吸收了道教思想,爱莲说的莲似乎又看到了佛教的某些影子,但是周氏的思想地位是什么,是理学的先驱可能更合适;而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强调了人生的责任,到现在为止不知成为多少人的人生座右铭;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之远,则忧其君”一副忧国忧民的热心肠不知感动了多少人,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也成为许多效法的榜样,而王安石的“安石不出,如苍生何”的狂放之中是责任感的无穷放大,尽管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和王安石的“人言不足畏,天命不足恤,祖宗不足法”的“三不畏”的执拗引起很多非议,但是在责任和道义上,王安石也罢司马光也好,实际上是一致的,那就是对社会的高度责任感。南宋的朱熹则融合道释创立了理学。只是这个“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将儒家理论发展到新阶段的同时也将传统儒家的活力逐步扼杀,在造就一批“天地有正气”的君子同时也造就了更多“以理杀人”的道德先生和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文天祥,方孝孺,海瑞追求个人道德的完美令我们感佩的同时,也有时使我们对道德追求生出一似困惑,在这些人的道德走向颠峰之时,他们给哪个时代留下了更多遗憾,文天祥的道德没有挽救宋朝败亡的命运,方孝孺的也没有阻止朱棣由燕王变成永乐皇帝,倒是因此在中国历史上创造了一个株连十族的血腥记录,而海瑞的清廉也没能澄清明朝的吏治,反倒他的困饿而死的家人令我们难以忘怀。肯定会有人说,历史上这样的人太少了,才会出现那样腐败,问题是历史上哪个王朝不是将道德的大旗张扬于手中,结果还是造成了国势的江河日下。实际上根子不在于此,哪个将天理与人欲对立的道德已经开始戕灭人性,将人异化。承认人欲与天理的矛盾同时也应该承认合理的人欲就是天理,而这在朱熹的理学思想中早有阐发,无奈的是树欲静而风不止,理学家的思想为统治者所利用的时候,多是将对自己不利的部分悄悄遮掩。这样被阉割的理学就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中的主流思想而大兴其道。当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张扬人性的时候,我们正在欣赏三寸金莲,为那些“一女不侍二夫”的烈女们树起一座座血泪的贞节牌坊,中国历史正在逐步步入做奴隶或“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儒家从此再也难以有新的发展,反倒成为制约我们民族前进的羁绊。

实际上做一个真实的儒家信徒,将人生寄托于“格致正诚,修齐治平”的理想之中,也算不枉一身。问题是社会的理想与人身的诉求难以一致,沉重的肉身与轻盈的理想难以完全契合,于是灵魂出壳,要么迂腐,要幺虚伪,所有的正人君子们只好在这两副面孔中挣扎,汉唐时期的率真大气潇洒在程朱理学的道统中悄然远去。

然而,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人的社会化的同时总是想保留一似个性,毕竟组成社会个体的每一个生命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因此在儒家高扬起社会性的大旗号召人们立德、立功、立言追求三不朽之时,道家的信徒们往往在用怀疑的目光冷冷地看着这个热闹非凡的世界。他们不相信儒家的宣传,而现实中儒家的宣传又是那样的虚弱无力,圣王治世只是存在于儒家的梦想之中,在现实中多是“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与关注现实的儒家相比,道家应该更具备哲学的色彩,它所提出的道本身就是对世间万物的哲学总结,这样的哲学总结及其蕴涵的人生理念往往成为知识分子失意时人生安慰的“心灵鸡汤”。因此,道家的出世往往成为人生失意者的心灵安慰,老庄是失意者的天堂和避难所。

需要说明的是对儒、道的理解,是不宜将二者完全对立的。道家不承认现实的意义,所以隐是其人生的主题。而儒家在以后的发展中,则从道家中吸收了很多理念,所谓的“儒道互补”更多的体现为儒家对道家的吸收较多,从而构成了教材所说的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化,其影响至今。比如,人的一生不可能完全一帆风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往往是我们的一种人生理想。实际上这样的理想之中,本身就包含儒道综合的成分,正如钱穆先生在《中国学术论衡〉〉中有言:“大体言之,儒家主进,道家主退,乃中国儒学自中庸,流传以下,无不兼融道家言。故知进必知退,乃中国人文大道之所在。”明白如此,不仅会儒家道家有所了解,对我们自身也就认识的更清楚了。

附录:“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

…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论语·微子》)

“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论语·公冶长》)

“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焉,耻也;邦有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

“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

“济世救民”、“同胞物与”

“铁肩担道义,妙笔著文章”

 “我们中的儒家建设、奋斗;道家旁观、微笑。一个中国人在位时说道论德,闲居时赋诗作词,并往往是颇为代表道家思想的诗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道家思想像吗啡一样能神奇地使人失去知觉,于是便有神奇的镇定作用。它减轻了中国人的头痛病与心脏病。道家的浪漫主义,它的诗歌,它对自然的崇拜,在世事离乱时能为中国人分忧解愁,正如儒家的学说在和平统一时作出的贡献一样。” 《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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