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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历史必修三备课札记2·
千古一孔子
煌煌华夏，巍巍中华，江河万古奔腾不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回溯既往，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里，不难找寻一些先贤。历史因他们的存在而丰富多彩，历史因他们的思想而深邃幽远，他们的行为不仅影响了他们的哪个时代，而且影响了后人，影响了历史的发展进程，乃至影响了我们现在的生活，并必将影响我们的未来。人们只要一提起他们的名字，就发现他们虽然已经归属于历史，但是他们还属于我们的现实，他们也属于我们的未来。他们已经跨越了时空，成为我们民族生存的文化基因，他们的行为准则已经成为我们的生活准则，他们的价值观就是我们的价值观，他们的道德就是我们的道德。他们虽然离我们远去，他们却如同深夜里闪闪发亮的星星，一直陪伴着我们前行。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孔子就是这样的人！
自孔子时代以致今日，孔子始终是人们议论的话题，正如壹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汉姆雷特一样，不同人的眼中孔子的形象也是千差万别的。崇拜者有之，褒誉者有之，诋毁者有之，批判者有之。孔子之后的历史有多长，对孔子的研究争议就有多长。孔子的身后从来不曾寂寞，香烟缭绕的祭奠、顶礼膜拜的喧哗与对孔子的嘲讽批判并存于历史和现实之中，也将在未来中不断重复着同类的话题。
或许，这才是伟人，只有崇拜者没有反对者，只有优点没有缺点，在现实中不曾存在，除非是人造的神。
很不幸，人的心理之中，往往是爱屋及乌的，马太效应是我们常犯的错误，顾颉刚先生所批判的层累地造成中国历史，这在对孔子的认识上表现得十分明显。而就在这样的错误中，真实地孔子已经不存在了。
当孔子的真假粉丝们把孔子抬进巍峨高大的孔庙，摆上香案，焚香膜拜，然后将冷猪肉等牺牲摆在木主神位之前，匍匐下身子，将一顶顶硕大无比的帽子如大成至圣--至圣先师--万古师表--文宣王等扣在那个一生饱经忧患的教书先生身上之时，孔子也就“甄士隐”了。而五四时期高呼打倒孔家店的时候，孔家店内实际已经没有多少东西是孔子制造了，人们所赞扬或者所批判的，恐怕都不是真实的孔子。所谓孔子的尊敬者和批判者，大多是借古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与孔子何干？
认识孔子不易，孔子背负了太多的历史尘埃。尘埃太厚，无论恶意与善意或许都是对孔子的真实一种伤害，而使孔子失去真实面目的更多的是千年的粉饰与雕凿！
去圣乃得真孔子！
走近孔子就应该走进孔子那个时代，走进春秋那个乱世，走进曲阜哪个古城，走进一个叫叔梁纥的武士之家。
鲁襄公22年（公元前551年）9月28日，鲁国著名武士叔梁纥再次老来得子，这就是后来的孔子。孔子生时，其父已经近70岁，而母亲尚不满20岁，典型的老夫少妻，孔父乃老来得子，三岁那年，孔父去世。
关于孔子的出生，史书记载不详，太史公史记中说孔子父母祷于尼丘而生孔子，所以孔子名丘，字仲尼一是因为出生地与尼山有关，二是因为在孔子之前已经有一个叫伯尼的大哥，孔子行二，文革时期造反有理的红卫兵们将孔子呼之曰孔老二大概就与此有关。
孔家的第二个男孩--孔子生时，叔梁纥心情如何史无记载。但是从当时的情况看，叔梁纥在正妻施氏已生9女的情况下，依然可以再娶小妾，说明老武士与正妻施氏的家庭生活并不幸福。而老武士在花甲之年再娶新妇，除了说明老武士有很强的生命力之外，也说明这个破落的贵族之家对当地很多人家都有吸引力。后娶的两位女子都为叔梁纥生下了传宗接代的男孩，不过在当时的孔家，她们都没有“母以子贵”，恰恰相反，处于小妾的地位的两个男孩的母亲饱受正妻施氏的欺负，以致于第一个男孩的妈妈在老武士去世前一年就离开了人世。而在老武士去世之后，年轻的孔子妈妈，也不愿再与施氏在一个屋檐生活，于是年轻的寡妇带着三岁的孔子和跛脚的孤儿孟皮离开了老武士在陬邑的家，迁居曲阜城。孤儿寡母终于摆脱了施氏的虐待，日子虽然清苦，但是凭借着老武士的余荫，还是比一般平民家庭略强。
破落贵族的家庭出身，早年丧父，孤儿寡母的凄苦都会给孔子的童年刻下深深的烙印，这样的童年很难给孔子多少欢乐，唯一可以依靠和给自己带来安慰的似乎只有年轻的母亲。关于孔母我们已经知之甚少，但是从历史文献遗留的蛛丝马迹，我们还是可以对这个女人有所了解，一是她在丈夫去世之后迁居曲阜阙里居住时不仅带着自己年幼的孩子，同时还带着已成为孤儿的孟皮，这个年轻女子的善良由此可见一斑，不知孔子后来提出的仁这个观念是否受其母亲的影响。 二是固然叔梁纥去世给孔子母子生活带来很多的不便，但是从孔子“吾十有五而志于学”我们不难推测孔母并不曾放松对少年孔子的教育，尽管没有如同孟母那样三迁，但是对孔子起码是按照贵族的标准来要求的。而当时的鲁国在春秋时期虽然国势不如齐、晋、秦、楚那样强盛，然而却是最有文化的国家，自从西周都城被少数民族犬戎攻破，文化典籍尽毁，鲁国却以周公后裔古代礼制保存最完整而著称。这样的崇古氛围对孔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不幸，17岁的时候，孔母去世。此时孔子已经基本成人，虽然不曾步入政界，成为高级的贵族，但是他自己以士自居。当时鲁国贵族季氏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经常遍邀名士，举行宴会，年轻的孔子也曾在受邀之列。然而很不幸，当时很多贵族并没有将孔子放在眼里，就连季氏的家臣阳虎也将孔子拒之门外。不管孔子后来是否赴宴，但是这件事情表明，孔子在鲁国的贵族心目中还是人微言轻，不受人重视的。
由于不曾为贵族所重视，这时期的孔子不得不去做一些具体事务性的工作如管理仓库的委吏、管理畜牧的乘田。孔子之所以去做这些自己认为低贱的鄙事，大概仅仅是为了生活，然而，年轻的孔子并不因为别人的轻视而自暴自弃，而是不停地向学习，同时关心社会，积累经验，寻找建功立业实现自己抱负的时机。
这期间，给孔子些许安慰的是自己的家庭生活，娶妻生子，业虽未立而家已成，日子还是要过，圣人也是人，况且圣人是后人的虚封，与我何干？人生在世，总是有些无可奈何的事情要做，总是要生活。
即使是家庭生活，孔子也不同凡人。别的不说吧，单是儿子的出生，也有些政治意义。孔子儿子名鲤字伯鱼，命名的缘由据说是亓官氏生产之时，鲁国国君鲁昭公正好给孔子赏赐鲤鱼。但是究竟是先赏赐鲤鱼后生的孔鲤还是孔鲤出生后国君赏赐鲤鱼以示祝贺，细节已难以考证。只从赐鱼这件事情，可以看出当时孔子已经引起最高领导的礼遇，孔子的名声越来越大了。
陆续有人向孔子请教了，孔子开始授徒讲学了，不为微薄的学费，只为有更多的人能够了解自己的思想，接收自己的思想。在教授学生的同时，孔子自己仍然虚心向学，不放过一切学习的机会。
“三人行，则有我师焉”，“见贤思齐”!
他不仅用言语教育子弟，更主要行动上这样去做，“孔子无常师”，他不仅关心现实 ，还研究古代政治，向老子请教礼制，向郯子学习古代官职。研究越深入，对现实的混乱越不满，对周代的文明越钦佩，对古代所建立的制度越由衷的赞美，对季孙氏那样的僭越行为越发不满。
实际上，岂止是鲁国的季孙氏越来越不把国君放在眼里，又有几个诸侯把周天子放在眼里？王纲解纽，礼崩乐坏，人心不古，人们不安其位。诸侯不满于做诸侯，卿大夫不满于于做卿大夫，各国诸侯所想的多是怎样在诸侯之中出人头地，这样的社会怎么能不乱呢，这样的国家又如何治理好呢？人们将西周时期的礼制都弃如敝屣的同时，人们就同时失去了在社会上应有的位置，人心思乱，这样的社会怎么能不乱呢？可惜的是没有多少人明白这个道理，诸侯们所羡慕的只是齐桓晋文的霸业。鲁昭公20年，齐国的景公和晏婴访问鲁国，虽说慕名来拜见孔子，但是他们与孔子讨论的也只是秦穆公成就霸业的问题。
更糟糕的是在鲁国，局势也越来越混乱，三桓政治早已形成，（鲁桓公四子之中，长子承继君位，而其他三子被称为三桓，三桓作为高级贵族控制鲁国政权，势力越来越大，成为对君权构成严重威胁的贵族势力。）季孙、叔孙、孟孙氏三家轮流控制政权，不仅有各自的封地，竟然还在封地各自建立都城，越来越不把国君放在眼里，国君大权逐步旁落。而那些不甘心权力丢失的国君，也曾想削弱三桓势力，但多以失败告终。鲁昭公25年（公元前517年），昭公亲率军队讨伐季孙氏，结果三桓联合起来反击，昭公不敌，只得去国，流落齐国。信奉“危邦不入，乱邦不居”的孔子，不愿在乱哄哄的鲁国生活，而以前齐景公访问鲁国的时候对孔子很欣赏，于是孔子也在这一年到了齐国。
客居齐国的两年，齐景公对孔子倒是礼遇有加，不仅请孔子欣赏韶乐，让孔子神魂颠倒三月不知肉味，还多次向孔子请教政治问题，对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主张十分赞同，齐景公甚至有意将尼溪的土地赏赐给孔子。只是齐国的那些卿大夫们对这个客人不怎么感兴趣，晏婴就公开反对景公给孔子赏赐土地，一些大夫甚至密谋加害孔子。所幸孔子知道了这个消息，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返回鲁国。
此时的天下依然混乱，诸侯各自为政，越来越不把礼制放在眼里，鲁国也更加混乱，不仅卿大夫掌权，就连季孙氏的家臣竟然也能够取代季孙氏控制鲁国政权。而这样的人还想让孔子出山辅助自己，孔子从心里鄙视这种人，即使有心从政也不可能和这样的人合作。道不同，不相与谋，孔子越发感到让更多人有知识有文化的重要，于是，整理诗书礼乐，同时认真教育子弟。四十不惑的孔子，虽对从政改变这个世界仍心存一些希望，但这样的乱世没法实现自己政治抱负之德时候，也许让人们知道这个世界如何混乱，怎样才能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会更有意义，如此唯一能做的应该是教育，让更多的人了解自己的思想。40岁到50岁这段时间，既然从政无望，还是授徒讲学吧。乱世之中，对这个社会不满的人越来越多，跟从孔子学习的弟子也越来越多，不仅有鲁国的还有其他国家的人，孔子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了。
公元前502年，鲁国三桓之一的季孙氏不能容忍家臣阳虎的擅权自专，向阳虎发动了反攻，夺回政权，重新执政。他们虽不完全赞成孔子的主张，但是对孔子在阳虎擅权时期表现的不合作态度还是十分欣赏，于是任命孔子为小邑中都的县宰。孔子终于可以在政治领域一显身手了。
孔子任职一年以后，“中都大治，四方则之”，成为各地效法的榜样。孔子就这样在政治上迎来了自己最辉煌的时期，升任小司空，大司寇，摄相事，外交上陪同定公会齐侯于夹谷，粉碎齐侯劫持鲁国国君的阴谋，逼迫齐侯归还鲁国土地。
就在孔子逐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的时候，他与三桓的矛盾日渐激化。他既反对“陪臣执国命”，也不赞成“礼乐征伐自大夫出”。他不愿意和家臣阳虎同流合污，他也不能容忍三桓对权力僭越。而三桓对这个一心想恢复古礼的政治家也不满意。当时三桓的家臣经常占据三桓的都城擅权，孔子建议防止家臣擅权的最好的办法是拆除三桓建的都城。这个建议实际上是一箭双雕，其最终的目的是维护鲁国国君的权力。三桓开始以为只是限制家臣，于是同意拆除都城，等叔孙家的后阝城（山东东平）和季孙家的费城（山东费县） 拆除后，准备拆除仲孙家的成阝城（山东宁阳）时，仲孙和已经拆除城桓的二桓都意识到拆除都城肯定不利于家臣擅权，但同时更不利于三桓自己，于是仲孙氏拒绝拆除城桓，已经拆除的二桓又重新建立城堡，孔子请国君讨伐三桓也没有成功，“堕三都行动”半途而废。三桓对孔子仅存的一点好感也消失殆尽，表面上对孔子的尊重也不再保留，而孔子此时任司寇不久诛杀少正卯也引发不少的争议，一些人对这个言必称周礼的人开始反感了。
鲁定公13年，齐国给鲁国国君送来了几十名美女，鲁定公与三桓竟然整日与美女厮混，英雄难过美人关，况且那几位都不是英雄。孔子对国君感到极度失望。而春天的祭天大典结束时，按照惯例分祭肉给各级贵族的时候，孔子却什么也没有得到，熟悉周礼的孔子知道，这是按照传统礼制对当政者讨厌的贵族一种严重的处分。孔子知道自己在鲁国已经不会有当政者来支持自己了。既然如此，还是走吧，天下那么大，别的国家或许能够接收自己得政治主张。也就在这一年，孔子带着弟子，离开了鲁国，开始周游列国。
这一去就是13年。
我们现在说孔子周游列国，周游两字很容易被误解为轻松之旅或者和谐之旅，这是天大的误解。实际上，周游列国的孔子更多地象一个说客，或者说是一个推销员，他要做的是通过自己的游说说服各国的国君接受自己的政治主张，进而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他的那个理想--恢复周朝的统治秩序，克己复礼在旧体制依然崩溃的现实面前显得十分的可笑，这样的努力也显得很悲壮。孔子是一个政治上的理想主义者，这样的理想在当时社会面前肯定是要碰壁的。孔子离开鲁国十几年，先后到过卫，陈，曹，宋，郑，蔡，叶、楚等地，在政治上均无什么建树，倒是尝尽了颠沛流离之苦。公元前492年（鲁哀公三年）已经“六十而耳顺”的孔子过郑到陈国，在郑国都城与弟子失散，独自在东门等候弟子来寻找,被人嘲笑为”累累若丧家之犬”。公元前489年（鲁哀公六年〕孔子与弟子在陈蔡之间被困绝粮七日，许多弟子因困饿而病，后被楚人相救。至于其他遭遇小人陷害，奸人围困而致穷途末路，更是常见。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孔子依然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给各国的当政者说明自己的主张，同时不断地向别人学习，丰富自己的人生阅历，不因穷困而放弃自己的追求，不因政治理想不被人理解而放弃政治理想。只是在哪个社会，又有多少人肯接受孔子的政治主张呢，孔子的主张在混乱的社会之中又有多少说服力呢。历史的车轮已经滚滚向前，尽管很残酷地碾碎了旧的制度，但是新的社会只有在这样的破坏中方能建立，前方只能是一个新的社会，孔子却怀着对旧制度的无限留恋，劝说人们回到古代去，这样的努力虽然看到了当时社会的弊端，但是无疑开错了疗治社会弊病的药方。而他还努力使人们相信自己的方子可以包治百病，他的努力和失败也就是必然的了。
我读孔子周游列国的故事，如同看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哪个中世纪最后一位骑士，挥动着长矛，驱赶着瘦马，带着忠实的仆人去和风车作战。但是不同的是，哪个骑士不是哲学家对这个社会的思考仅仅表现为可笑的行动，也不是教师没法将自己的思考传诸后世。要不是塞万提斯勤奋，历史恐怕早已忘记了他。而孔子却不同，孔子在现实行不通的时候，他还有众多的弟子，他还有文化，还有教育，他更相信在乱世之中，政治的坚硬与文化的柔软，实际上文化的力量会更强。因此即使在最穷困的日子，孔子也不曾忘记学习，不曾忘记教育子弟，不曾忘记文化的传承。而正是这些弟子们，不仅将孔子的思想发扬光大，更在关键时刻多次挽救孔子。
当孔子带着弟子在其他国家流浪逐步陷入困顿之时，他的弟子在政治舞台上却青出于蓝。公元前487年，65岁的孔子在卫国听说吴国讨伐鲁国失败，而领兵大败吴国的就是孔门弟子有若。公元前484年，齐国军队讨伐鲁国，迎击齐国军队并将其击败的鲁国统帅也是孔子弟子冉有。而这场战役的胜利使鲁国的当政者季康子惊诧于冉有的才能，得知冉有的老师是孔子并流落国外之时，季康子派人将孔子应归鲁国，漫长而苦难的周游至此结束。而68岁的孔子也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上。
鲁国的政治依然没有多少改变，迎接他回来的季康子并没有打算重用孔子，孔子只好继续从事自己已经驾轻就熟的文化教育工作。好在有那么多的事情值得去做，教育子弟，删订诗书，编著春秋，孔子整天价“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文化名人孔子再政治上失意，文化上的影响力却出奇的好，跟从他的弟子越来越多了。但是上天似乎不愿过多眷顾这位老人，到老也不曾满足孔子的政治抱负，不仅如此，晚年的孔子是噩耗一个接着一个，先是在归国前一年夫人病逝于鲁国，当时孔子还在国外。归国后的第二年，儿子孔鲤也走了，妻丧子亡，鳏寡孤独，给老年孔子安慰的只有孙子和自己忠实的弟子了最喜爱的弟子。哪个居陋巷不改其志的颜回，在孔子七十岁的时候也永远告别了自己的老师。一连串的打击让孔子身心憔悴，这还没完，更大的打击还在后面。孔子之所以不曾倒下，是因为哪部自己寄予很大心血的《春秋》尚未编订完毕，在公元前481年春天，鲁哀公十四年哀公狩猎获得麒麟，这个应该在盛世出现的吉祥之兽竟然在这样的乱世出现了，孔子怎么想也想不明白，于是只好喟叹“吾道穷矣”，再写《春秋》似乎也没有什么意义了。这一年的六月，齐国的陈恒以下犯上弑杀君主，邻国鲁国对这样的无道行为不能无视，孔子见鲁哀公和三桓请求出兵讨伐，而鲁国国君及三桓对这样的僭越视若罔闻，孔子真的感到吾道穷矣。
公元前481年，《春秋》绝笔，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开启，而这个时代显然不属于孔子。
公元前480年在鲁国的孔子得到更大的噩耗，卫国政变，自己的弟子子路在政变中被杀。传说子路被围之时，簪缨被叛军击落在地，子路面对叛军挥舞过来的刀剑，从容地说，君子不能免冠，低头理顺簪缨，整正衣冠，叛军乱刀齐下，将其砍成肉酱。
不知孔子是否知道子路的最后详细结局，这不重要也有些残忍。只是子路的死讯就够了，这个老人所受的打击太多了。70多年的人生，逝者如斯，流水一般走过，有多少欢乐的浪花呢，而今自己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公元前479年4月，病中的孔子扶杖悲歌，做生命最后的绝唱，其词曰：“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七天以后，孔子病逝。
为孔子守墓的主要是孔子所教育的众多弟子。这些弟子不仅守候孔子的墓园，更守候着自己的精神家园，守候着不能丢弃的传统。
乱世中颠沛流离的孔子去了，但是世人心目中的孔子来了，弟子们和再传弟子们将孔子的思想传至四面八方，传至千秋万代。哪个一生不曾给世人留下一部著作的教师将自己的著作写在了弟子的心里，进而写进了中国历史，写进了中华民族的基因里，写进了我们流动的血管里。
孔子不灭……
附录：
现代学者对孔子的评价供读者参考：
姜广辉认为，“面对春秋时期诸侯争战不休、人民困苦不堪的现实,孔子不是像宗教家那样创造出一个外在的超越的全知全能的救世主——通过天启和神谕来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而是回首历史，到上古“圣王”那里去寻找智慧。孔子自谓 “述而不作”，实际是以“述”为“作”，通过对历史传统作当代诠释，来实现价值的叠加和转换。他正直、乐观向上、积极进取，一生都在追求真、善、美，一生都在追求理想的社会。他的成功与失败，无不与他的品格相关。他品格中的优点与缺点，几千年来影响着中国人，特别是影响着中国的知识分子。
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这样评价孔子：孔丘的政治生涯是失败的，但他的教育精神则绝对的可贵而且成功。他是一位伟大的教师，被儒家学派尊崇为“万世师表”，他那些精辟的处理人际关系的言论，留传下来，成为中国最珍贵的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严格地说，与其说孔丘是一位思想家，毋宁说他是一位教育家，他只作叙述，而很少创见。但他对人际关系的深刻了解，使他对人性的弱点抱浓厚的同情态度。所以他提出做人的基本道理“忠”和“恕”，尤其重视“恕”——自己不愿意接受的，绝不勉强别人接受。“恕”是人生永远不变的最高贵的情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