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历史必修二备课札记4·

如何理解中国古代的手工业？

赵文龙

北京十一学校

手工业是古代经济的重要部门，是对占主导地位的农业经济的一种必要补充。在中国古代，即使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也不能脱离手工业而独立存在，男耕女织的“织”就是手工业的一种具体表现，而这样的手工业在中国古代广袤的乡村是一种极为常见的经济形式，是农业经济的一种必要的补充。此外，在城市，尚有在经济政治中都占有很重要地位的古老的官营手工业与后来产生的相对独立存在的民营手工业一道构成了中国古代手工业的三种常见形态。

在手工业的三种形态中，官营手工业最先出现。之所以官营手工业占尽先机最先出现，是因为虽然在原始社会就已经出现了原始的手工业，但那个时候尚无公私之分，属于官营还是私有，不可分辨。但是一旦天下为家，“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王权无所不及，“工商食官”当属自然。西周时期出现的“百工”与成书于战国时期的《考工记》所载的诸多工种与发达的手工业均属官营，是为王室或者政府服务。而服务于市场、服务于民间的独立的民营手工业与家庭手工业的出现是伴随着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的转型才逐步形成并不断发展。因此，官营手工业出现早于民营和家庭手工业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结论。只是上古历史，史料缺乏，所有的工商业均属官营，历史果真如某些史学家所描述那样只须等到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变革，家庭手工业与民营手工业一起冒出，似乎也很突然。在肯定官营手工业早于民营和家庭手工业之后，实际上，家庭手工业的兴起尚可因废井田开阡陌造成的小农经济兴起得到合理的解释，而民营手工业如何兴起尚是一片有待填补的空白。
 

官营手工业在时间上产生早于民营和家庭手工业之外，其引人注目的当数在三种手工业中的至尊地位和官营手工业突出的手工业成就。这一切当然都与政治的强有力的支持有关。 在中国研究经济问题必须要关注政治对经济的干预和调控，这在古代尤甚。官营手工业长期占据主导和生产出的那些精美绝仑足令后世惊羡不已的手工业品恐怕都与一个“官”有关。在古代中国，官为父母，民为子民，正如士农工商中的士为最贵之外，官营手工业也因与官有缘与政权结合而得以在手工业中独领风骚，占尽无限风光，令后来产生民营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望尘莫及。为官府的生产，所以“政治问题”就成了首要问题，为满足政治的需要，可以在全国征调能工巧匠，可以利用国家控制的资源，可以生产不计成本，务求产品精良以满足皇家和官府的奢华，因此手工业品不怕浪费务求其精。可以说，历代流传至今诸多价值连城的手工业品，不论是三代时期的各具特色的青铜器具，还是唐宋元明清独步天下的瓷器，都如同瓷器底款上赫然所列“大清乾隆年制”一样，都深深印上了管家皇室的烙印并以此炫耀于后人。这在讲究上下尊卑士农工商的古代社会，衣食住行都彰显森严的等级，即使普通的杯盘碗盏也都会与民间有别，这样为之生产的官营手工业自是在政治的庇护下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日常用品尚且如此，至于兵器的制造、货币的冶铸，那更是事关国家安危，社稷永固，只能由国家专擅，民间不得窥伺。如此，官营手工业凭借政治权威自是高人一等，非他手工业所能比肩。这尚不包括以政治的名义，征调民间手工艺人从事临时性的生产，而类似的活动在中国历史上比比皆是，在中国的赋税制度之中，工匠为国家服役古来有之，这样的手工业者，虽然不能得幸常年为官家生产，但是其劳动始终也承受着国家的盘剥，否则到哪里去找寻兵马俑的辉煌，长城的雄伟，北京西安等古城的庄严。政治对经济的超强控制不仅体现在农业的控制，还包括对手工业和商业的控制，而这样的特点之下，官营手工业即使不想争做那把“第一”的交椅，政治又焉能答应？

总之，政治扶植之下的官营手工业实则是商品经济不发达情况下政治与经济结合的一种怪胎，是专制社会之中经济领域的赘瘤（遗憾的是，这样的赘瘤不仅存在于古代，在近代换成官僚资本的马甲仍对中国近代经济产生了消极的影响）。这样的官营固然代表了古代手工业高超的工艺水平，固然可以产出代表中国文化的精美手工业品，但是其服务对象的特殊性与生产的封闭性及其对市场规律的漠视必然会造成官营手工业的无可挽回的衰落。而民营手工业在明代中期以后超过官营手工业也就成为一种必然。

当然，民营手工业的兴起与发展因处于庞大的官营手工业与数量众多的家庭手工业之中，夹缝中的生存是其很自然的状态，发展的艰难也就成为必然了。无论是从市场的培育，资金的积累还是国家政策对民营手工业都是一个“苦”字了得。

从市场的发育看，自然经济占主体的经济结构本身就没有多大的市场，而手工业的三种形态中民营手工业所占有的市场仅仅是理论上的三分之一。官营手工业基本上满足了政府的奢求，家庭手工业基本上满足了小农的需要，社会给民营手工业所提供的市场自是十分的狭窄，而在当时寻求海外市场更不现实，这样的有限市场难以早就民营手工业的发展壮大。

从资金的积累和国家政策来看，有限市场之下规模的扩大几近奢望，在中国古代，民营手工业的常态基本上是小本经营，很难发展成为大规模的连锁经营。政府对这样的工商业者也基本上是限制而不是扶植，争利于民是中国历史上历代统治者的一个可做不可说基本政策，民富国强始终是一个梦想因统治的贪欲而难以成为现实。遍览史书，重农抑商成为商鞅变法之后历代奉行的一个国策，对工商业者打击的事例更是屡见不鲜，以国家名义对手工业者的无偿的征调更是一种基本的制度。这样情况下的手工业者怎能有健康的发展，即使因缘际会集各种偶然因素成功的工商业者其获得的财富也多是求田问舍，难以用于资金的流转与生产规模的扩大。只是由于明清时期，生产力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逐步繁荣，这样的情况才稍微有所改善，但是总体的环境还是没有本质上的改变，资本主义萌芽即时出现也不会发展成为西方那样的参天大树。

对中国古代手工业的理解，除了官营、民营、家庭手工业三种形态和教材中所展示发达的官营手工业三个方面及成就所产生的影响之外，还应该注重当时的历史环境特别是政治对经济的强有力的干预和控制，而这才是揭开中国古代经济问题的一把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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