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历史必修一备课札记23·
中国近代的政治文明与新旧民主革命
赵文龙
北京十一学校
cangsangkanyun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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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选版
在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叙述中,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是旧民主主义主义革命都是内涵丰富、完备且极具政治色彩的历史术语。由新、旧民主主义革命这两个概念所搭建的近代历史知识体系基本能够将近代历史所发生的政治革命都涵盖在内,并能够做出自圆其说的解释。
这种解释,其深入人心的程度如此之深,以致在新课程改革中,当文明史观和现代化史观在中学历史新课标和新教材中普遍展现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之时,新、旧民主革命的内容依然占据着中国近代政治的主导地位而不肯退出中学历史教科书的中心舞台。
这当然不能算错!
在中国,对革命的歌颂当然应该肯定,因为没有先烈们的抛头颅洒热血就不会有我们今日美好的新生活,“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这些乘凉的后人不应该忘记我们的过去,特别是光荣的过去。但是倘若历史的内容仅仅是这些斗争,则历史未免显得过于单调而血腥,况且这未必是历史的全部;倘若中学历史教学只是为了忆苦思甜,则历史教育真的肤浅而可悲。
不是吗?如果近代历史仅仅是一部革命斗争的历史,则历史就太简单了!反正前面斗争的失败都是为了证明后来唯一的成功,于是农民阶级有局限性,资产阶级有局限性,除了无产阶级之外其他阶级都有局限性的成见比比皆是,这样的成王败寇的史观固然能够说明一些历史问题,但是并不能说明历史的全部,而这样的历史研究更不会使我们的近代史研究站在一种哪怕是全面、客观的立场上看问题,遑论与中国近代研究的国际学术对话。
于是在国内的自说自话便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也难怪我们的近代史研究鲜见能够在国内外都产生重大影响的近现代历史专著,实在是我们的研究有太多的束缚。我们的近代研究更多的是一种政治的蹩脚注解罢了。而这样的政治注解除了迎合一部分政治家的自大心理外,实际上对政治的健康发展本身并没有什么好处,因为“政治乃众人之事”,要想把政治搞好,单纯的赞扬是不够的。借所谓历史的论证来证明现实的合理性就尤其显得有些不妥,这除了对历史自身的不尊重之外,实际上对我们的政治健康发展并没有什么好处,因为政治需要的是看清社会的发展方向,需要的看到自身的不足以使政治得到健康的发展。而这在“歌德派”的眼中是不可能的,在他们的眼中总是形势一片大好,这样的话语除了给没有头脑的人一点崇拜之外是很难从历史中汲取什么智慧的 。而这样的近代历史研究自然会影响到历史教学的开展,在中学历史教学中,于是就出现了近代历史主要只是新旧民主革命的陈述体系,其他内容只是这个陈述体系的配角,于是也就有了只有无产阶级不曾提什么局限性的学生不懂老师也难以解释清楚的奇怪的历史结论。
这当然不是历史的全部!这样的陈述也难以全面反映近代历史的发展变化。
也许正是有鉴于此,旧的体系难以反映中国近代社会变化全貌的时候,学术创新就成为近代研究的主旋律。我们可喜的发现,近年关于中国近代历史的学术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客观、全面反映近代社会的发展变化历史著作开始增多,毕竟历史除了政治之外尚有经济文化,而政治中也不仅仅是革命与反革命你死我活的斗争。许多学者尝试着从不同角度运用不同的史观去解释中国近代社会的变化,原来被批判的学术著作也开始在大陆公开的出版发行,海外学者著作的译介也为我们理解中国近代社会的变迁提供了新的角度。
从宏观角度去看,力图整体把握中国历史发展趋势的著作可谓层出不穷,如国内学者如陈旭麓先生的《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罗荣渠先生的《现代化新论》、许纪霖、陈达凯主编的《中国现代化史》徐泰来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记》等书都对近代历史问题给与了全新的阐述;我国港台学者如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郭廷以的《近代中国史纲》、唐德刚的《晚清七十年》等著作更是见解独到,对我们全面理解近代历史都是十分有益。
从微观角度看,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中关于鸦片战争的考证与论辩,吴承明的《世潮·传统·近代化》对洋务运动的论述,茅家琦、虞晓波的《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对甲午战争的研究。这些著作对我们详细了解晚清旧事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历史细节和独到的分析见解;而关于民国时期的著作,唐德刚的《袁氏当国》具体论述了民国初年的具体问题,海外学者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史》对五四运动的研究,北京大学教授杨奎松所著《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历史进程》等书对西安事变和中国革命的研究,以及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刘统对长征和解放战争以及抗美援朝的解读都是新见迭出精彩纷呈的。这些著作都是小处着手,大处着眼,细致入微地分析中国近代历史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同时,又小中见大,引领读者从微观到宏观思考中国近代社会的巨大变化,体现了近代历史研究的巨大进步。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都将近代历史研究推进到了一个可以和国际学术对话交流的境地。这应该是很大的进步更应该成为中学历史教学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