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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正标de博客:走出历史教育的“古典时代”

时间:2009-10-18 17:22:13  来源:朱正标
 

 

走出历史教育的“古典时代”
读薛克智先生《反思我们的历史教科书无疑是重要的》有感


不知道薛先生是什么来头,这篇文章(文章见所附)由日本教科书事件作开端,但笔锋一转,对袁伟时先生的文章进行无厘头非实证批判,让人感到莫名其妙。其实本文除却这点,倒是让我们对我们的教科书有很多引起思考的地方。而窃以为我们的教科书问题恰恰就存在于薛先生大家赞赏的地方。


张先生反驳袁伟时先生的文章,笔者也拜读过,就薛先生所引的定性,放在过去的年代足以让袁先生轻则学术生涯结束,重则身家性命都成问题。所扣的帽子,是“否定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学术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近代史所取得的基本结论”,并“对青少年产生严重的误导。”这里有两个问题,问题之一是“否定……”,一个历史结论,不管是以什么为指导,不管存在时间有多长。作为学术研究来说,能有不同的声音,应该是一件好事情。如果不容否定,不容怀疑,我们就很难说是学术观点,我们知道,世界上只能有两种声音不准质疑,一个是宗教的圣谕,还有一个意识形态话语。两者有共通的地方,就是都认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

近年来,笔者阅读范围逐渐走出古典时代,对于一种认为是规律性的东西,总是要持怀疑与谨慎态度。依波普尔看法,大凡科学都是能够被证伪的。这样的话对我来说很难懂,我的理解是,科学总是有条件而存在的。牛顿的力学体系是科学,在于其于一定的条件下是成立的,到了爱因斯坦那儿就有问题了。爱因斯坦似乎也不确定自己的相对论就一定正确。自然科学尚属如此,何况不确定远过于其的社会科学以及人文学科领域,后者要比前者复杂的多,不确定的多。我们熟知的确定无疑的,人类社会的发展“五大阶段”规律论到今天早已不再有人相信了,社会发展是多路径的,而且是不确定的,五大阶段论无非是给一个美丽的幻觉制造一个美丽的谎言罢了,几乎等同于宗教启示录。而建国以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取得的基本结论大家也是心知肚明的,如果用宗教的话语来说,只不过是创世纪的神话而已。那怎么能算是历史,或对历史的解释。

至于第二个问题,更是要人命的,误导青年。青年之指导与误导之说,也是困惑本人多年的一个问题。我们的政治教育,我们的历史教育,其中要进行的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与价值观教育在今天看来顶多只能是灌输,而不能算是教育。当我阅读到台湾陈冠华小姐的著作后,才知道英国历史教学界对此有过长达三十年的争论。一方认为,历史教育应该理直气壮的交给学生关于自由、民主、平等的价值观,应该在历史教育中加强爱国主义的教育。另一方认为,历史教育重要的职能交给学生以程序性知识,让学生学会对一些结论、观点、理念进行批判,如果不这样,并以纳粹教育为教训加以佐证,纳粹正是在爱国主义旗号下对学生进行历史教育的。国家至上、种族优越论正是在这样的教育方式下悄悄进行学生的头脑中,因为,灌输式的教育使得学生丧失了判断是否的能力。我虽然不完全赞同价值澄清理论,但对程序价值在历史教育中的运用是十分肯定的。当我读到香港教育学院梁恩荣先生关于政治教育(实为公民教育)中运用程序价值理念培养学生独立思考与判断是否能力的时候,知道我们的历史教学的指导思想出了严重问题,到底谁在误导青年已经昭然若揭。

而薛先生文章后面所论及的历史教科书的种种弊端,可能更多的正是要把我们的现成的结论灌输给学生导致的后果。我们的教科书为什么显得枯燥无味,味同嚼蜡?因为,我们的历史教科书本质上不是历史教科书,而是政治教条,除了结论还是结论。学生当然不愿意看,也不愿意学。我们的历史教科书是结论在前,所以的逻辑都在证明那些确定不疑,也不容怀疑的结论。直奔主题的教科书已经无暇顾及历史的生动性,没有血肉的历史教科书哪有什么故事,早已成了“木乃伊”。葛兆光先生可能有很多话不便说,仅仅讲教科书缺乏故事性。历史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因而历史也就充满很多的悬念,历史也就有着多样的阐释。

事实上,国内史学界近些年在历史学科方法论研究上通过引进到实践运用,已经不是一家独唱的局面,历史学也通过跨学科的研究,不断地吸收其他相关学科的方法论成果,认识历史,解释历史、叙述历史的角度与方法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历史教育学的滞后使得在历史教育在方法上显得与时代脱节,当我们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我们身处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我希望我们能够走出历史教育的古典时代。

 


附:
反思我们的历史教科书无疑是重要的

光明网

薛克智

  历史教科书关乎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其极端重要性无须我在这里赘言。众所周知,与我们毗邻的日本,居心叵测,屡次制造教科书事件挑衅我国。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文部科学省在审定高中教科书时,要求教科书明确表述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独岛(日本称“竹岛”)等属于日本领土。在出版《现代社会》和《政治经济》教科书的16家出版社中,共有13家记叙了钓鱼岛和独岛等领土问题,相当于4年前(上次审定的时间)的2倍。本次审定的高中教科书将于2007年投入使用。(《人民日报》2006年3月30日)3月31日,亚洲司副司长邱国洪奉命约见日本驻华使馆公使堀之内秀久,就日本政府审定通过的新一批高中教科书将我领土钓鱼岛称为日本领土的问题向日方提出强烈抗议。那么,我们自己的历史教科书有没有值得反思之处呢?答案是,当然有。

  今年1月11日《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发表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的文章《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对传统中学历史教科书进行了批评,引起了较大的震动和广泛的争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张海鹏在3月1日出版的《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上撰文《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对袁教授的文章进行了驳斥,指出“其观点是要否定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学术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近代史所取得的基本结论,对青少年产生严重的误导。作为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者,不能不引起关注。”应当说,这篇反驳文章持之有据,语气上没有挟威自重、咄咄逼人,作为历史问题的一次公开争鸣是很有必要的。

  毫无疑问,培育理性的有法治观念的现代公民,把现代化事业不断向前推进,需要修补教科书上某些缺陷或不足。但缺陷或不足要找准,并进行正确的评断。袁教授关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根本原因、义和团运动等历史问题的考证和评断(比如义和团“对内,它是与社会前进方向背道而驰的反动事件。对外,乱杀洋人不但是反人道、反文明的罪行,也是极端愚蠢危害中国自身利益的暴行”等等),我是加以质疑、难以认同的。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存有缺陷,但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偏颇也是失当的。

  事实上,对现行历史教科书的批评和非议由来已久。据《中华读书报》(2006年3月29日)报道,著名学者葛兆光在清华大学历史系和清华大学出版社主办的“历史教学与历史教材编纂座谈会”上指出,“我对现在大学教师不教书深恶痛绝。”近年来,他是把三分之二的时间用在教书上。但在教学过程中,他也深感现行的教科书有许多不足和缺点,以他开课的中国思想史为例,他认为现行的许多历史教科书的共同缺点是:一、都是概念式的内容,限制了学生的思想;二、历史教科书中没有故事,也就没有历史,历史仿佛是按照写作者的概念发展的,内容无趣、枯燥;三、没有国际视野。

  我对葛兆光先生关于思想史方面的论著颇有兴趣。事实上,对现行历史教科书存在的问题,葛兆光先生多次论及过。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网曾刊发对葛先生的访谈。在访谈中,他指出:“现在有很多的历史教科书形式比较呆板,好像是向学生填鸭式地灌输死知识甚至死教条,这就会让学生们失去了兴趣,也无法体会中国历史和传统,更无法真正主动地参与文化传统的理解和重建。历史教学也罢,历史教材也罢,都要让人愿意接受,对不对?要让人想读还愿意读下去,在于如何把历史放在一个好的叙述思路中,通过精心选择的情节和文字,让读者理解和感受历史,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历史技巧,这绝不仅是‘通俗’和‘深奥’的写作形式的分别。其实,像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的《伟大的中国革命》(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和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的《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The Chinese and Their Revolution,1895—1980),何尝因为它写得生动而成了通俗?其实有学术的‘历史’和没有学术的‘戏说’,是很容易分别的。所以,我主张要把教材甚至学术论著写得好看,写得通俗,通俗并不等于肤浅,而是要让教材变得轻松起来,打破以前固有的模式,要有故事,历史本来就有故事,可是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就不讲故事,总是讲道理,干巴巴的大道理,这怎么能够激发学生的兴趣?我总觉得,历史教学恰当的途径,应当是通过写作者或讲授者的‘叙述’,来‘激活’读者或听众的记忆、体验与经验,调动心底的‘储备’,唤回心中的‘记忆’,重新建构并认同这一历史和传统的过程。这是一个从纯粹单向的老师的‘讲’,过渡到学生‘听’,并最终实现历史记忆的复活,重构一个价值性的东西的过程。学生想听的,是与他们的生活相关、并能唤起他的历史记忆和生活经验的东西,而不是那些陈谷子烂芝麻、或者是机械教条的文本。”这样的评论无疑是可资借鉴的。

列宁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希望,关于目前历史教科书的争论能够引起我们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我们要解放思想,广采博取,把正确的意见和建议切实吸收过来,把我们的历史教科书编写得更充实、更生动、更有思想的深度。

http://opinion.news.hexun.com/1779_1598189A.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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