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对袁教授的文章毫不在意啦？
○怎么会呢？我一听说有人批评人教版教科书，立刻放下手头工作，上网查找。现在只是粗看了一遍，等忙完手中的活，我再仔细拜读。袁文涉及的历史事件很多，非得一件一件落实不可。
△您粗看之后，有什么想法呢？
○想法主要有两点：一、我们与袁教授在学术观点上差距很大，甚至是对立的。二、袁教授对中学历史教科书和中学历史教学了解得太少。编写中学历史教科书要依据教学大纲，不是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的。例如袁教授指责教科书没有写山西巡抚毓贤烧掉太原洋人医院、乱杀无辜的罪行，因为教学大纲没有这项要求。众所周知，义和团运动是由于列强瓜分中国，“骄横暴厉”引起的。有关列强骄横暴厉的事实，罄竹难书，列强许多重大的罪行，我们也没有写。十几岁的学生，上一节历史课45分钟，能学多少东西，中学历史教科书不可能面面俱到。
△袁教授的文章有什么地方值得您借鉴呢？
○袁教授提出：“我们有责任将历史真实告诉我们的青少年，让他们永志不忘。”这点我举双手赞成。
△袁教授在文章中指出人教版教科书许多地方“有意无意假造”，您怎么看呢？
用文字具体、全面、准确、生动地叙述历史，我敢说，是我们人教社历史室全体编辑人员共同的愿望。在编历史教科书时，受我们自身理论水平、史学修养、表达能力，以及客观条件限制，无意中对历史的叙述失实，这种现象是绝对存在的，但有意歪曲历史，造假丸丹，绝对不存在。真实地描述历史，太难了，袁教授的文章也没做到，我只粗看一遍，就发现不少问题。
△您能详细谈谈这些问题吗？
○详细谈没那么多时间。另外，有些问题要都搞清楚也不是现在一下子就能办得到的。
△那您能举例说说吗？
○这完全可以。袁文谈论最多的是义和团运动。袁文说：“事件过后直至民国初年，朝野各界将这个组织定性为拳匪是有足够依据的。”这个结论就不符合事实。
“朝野各界”，“朝”应当包括清朝和中华民国。《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已经沦为“洋人的朝廷”，清政府将义和团定性为“拳匪”，这是没问题的。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爬上大总统的宝座。他本来就是镇压义和团运动的刽子手。他骂义和团为“拳匪”，也不足为奇，可他代表不了中华民国政府。况且在他之前，还是孙中山当大总统，我们找不到孙中山认为义和团是“拳匪”的证据。至于“野”，赞扬义和团运动的言论，屡见而不鲜。在改良派办的《清议报》上，邵阳蔡奋撰文说：“义和团之起因也，因各国之骄横暴厉，愤恨耿集，含郁已久……吾读东西各舆论，盖怜其罪而嘉其义者亦不鲜矣。呜呼，义和团其果为‘文明之公敌’乎？果为‘世界之暴族’乎？”1900年至1901年，近代中国留日学生创办的《开智录》第一期刊载自强（郑斯栾）撰写的《义和团》，说：“义和团之事可哀，义和团之精神可嘉，义和团之志可悯。”第六期又刊载一篇题为《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的文章，赞扬义和团“唱灭洋之议，率无学之徒，蜂蜂然，轰轰然，视死如归，摇动世界”；歌颂义和团“动天下之兵，寒列强之胆”的爱国精神。文章肯定义和团于中国有四大功绩：1.“为我国民雪二百余年之深恨，茁固有民权之萌芽”；2.使国人“始知有国耻矣，望议和之速成矣，望国政之改革矣；3.“义和团此举，实为中国民气之代表，排外之先声矣”；4.使列强”未胆敢如前之猖狂耳。”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毛泽东等，都充分地肯定了义和团运动的革命性。陈独秀在《我们对于义和团两个错误的观念》一文中指出：“义和团诚然不免顽旧迷信而且野蛮；然而全世界（中国当然也在其内）都还在顽旧迷信野蛮的状态中，何能独责义和团”。他说“我读八十年来中国的外交史、商业史，我终于不能否认义和团事件是中国民族革命史上悲壮的序幕。”蔡和森在《义和团与国民革命》一文中说：“自从外国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来，中国的革命已经不是单纯对付某一朝代某一军阀的内政问题，而是对付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之野蛮酷烈的侵略问题，而某一朝代某一军阀不过为这一问题中之一部分。在这一点上，义和团运动是最足以代表中国革命之客观的需要与性质的；也只有由这一点才能真正理解义和团的精神与价值。”请问，这是“朝野各界”将这个组织定性为“拳匪”吗？这种结论符合事实吗？下这样的结论，态度是严肃的吗？究竟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