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教本”到“学本”──论历史教科书的改革和趋向①

二

所谓“教本”、“学本”，顾名思义，前者的含义是指以教师为主的教学用书，后者的含义是指以学生为主的学习读本。“教本”主要着眼于教师的讲授，“学本”则主要立足于学生的学习。

历史教科书究竟应该编成“教本”，还是“学本”？在历史教育界，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比如有的人认为，历史教科书就应该是“教本”，其内容简明扼要，便于教学就可以了。至于其他方面的材料可以让教师补充发挥，否则教师在课堂上就“无话可说了”。近年台湾出版了新历史教科书，一些教育界人士评价某新理念教科书，认为“过于创新”，历史教科书“不应该有资料与问题”，课文也“不可以写得像小说或故事那样容易阅读，甚至引人入胜”。如果课文编写生动活泼，“学生一读就懂”，“教师怎么教呢？”［3］这个观点很有代表性。

当然，也有不少教师批评过去的历史课本“严肃有余，活泼不足”，“板着面孔说话”，主张历史课本一定要形象生动，切合学生的年龄特征和思维特点，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也就是说，历史课本要编成“学本”，这样才能顺利地实现教学目标。国外也有过这样的讨论。譬如20世纪50年代后期，前苏联就教科书问题展开了大讨论。科罗甫金等教科书专家认为，教科书不是历史著作，不应是“知识的简明纲要”，而应当考虑学生的年龄特征和教学规律。在大讨论的基础上，60年代之后所编辑的历史课本从内容到结构都更像是“学生用书” ［1］（p.254）对于“教本”与“学本”之争，笔者认为，学生是学习活动的主体，历史教科书是学生获得历史基础知识、发展能力以及形成健康向上的情感价值观的主要工具，而且历史教学目标是要落实到学生身上的，所以历史教科书的定位就应该是“学本”而非“教本”。

长期以来，不少学生对历史课不感兴趣，已是不争的事实。究其原因，我们认为与过去的教科书定位于“教本”有很大的关系。“教本”式的历史教科书枯燥、繁琐，无可读性，对学生缺乏吸引力。突出表现在：第一，它不考虑学生的兴趣、学生的现有认知水平，而只是一味地追求学科体系的完整，采取“囊括”而不是“精选”的写法。比如，过去的初中历史课本在“原始社会”一课，按照考古学和人类学的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阶段划分和顺序，罗列了元谋人、北京人、山顶洞人、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氏族、尧舜禹等许多知识点，从历史学科自身看，的确比较系统、完整，可却没有很好地考虑学生的兴趣和接受能力。又如，讲春秋战国时期的变法包括了管仲变法、商鞅变法、李悝变法、吴起变法等；讲土地制和赋税制时涉及了井田制、均田制、初税亩、摊丁入亩、地丁银等一大串制度。这些内容头绪多，理论性强，初中生很难理解，从而听起来也就索然无味了。第二，灌输现成的结论，忽视学生的“体验”。还有，采用“浓缩”中外通史的写法，把生动有趣的历史变成“压缩饼干”，在有限的字数中塞进许多史实，而每件史实必然十分简略，甚至语焉不详。而且，它的选材缺乏生动性，加之课文结构单一，在培养学生历史思维能力，特别是动手、动口能力方面设计非常欠缺。因此，这种历史教科书很容易造成教学“满堂灌”、“填鸭式”的弊端。

早在几十年前，“教本”式教科书就受到学界的批评。1921年，恽代英在《中华教育界》第10卷第3期上发表《编辑中学教科书的先决问题》一文，剖析了当时教科书的弊端，认为：“现有教科书是以教师为中心的，而不是以学生为中心的”，它导致学生依赖教师的教授，迎合了教师注入式教学的心理。恽代英主张，“教科书应以便于学生自学为编辑标准”。为此，他建议编写教科书“文字要浅俗”，“叙述要详明”，“要附有费考虑的问题”等［4］（p.240）,这分析颇有见地。

针对民国时期出版的一些严格说来只能算是正史“缩写本”的历史教科书，著名史学家顾颉刚指出，历史课本宁可王朝系统不完备，但一定要重视剪裁，要检取历史上最精彩的故事，着力地描写，即使抽象的内容也要有生动的叙述，使学生读了处处留下印象。历史教学内容要能“激发光荣感”、“引起实用感”、“产生新鲜感”和“从学生所知入手”。30年代，另一位著名史学家傅斯年批评那种什么都想说、而又说不明白的历史教科书，认为编历史教科书要“抓住要害”，“人名、地名、官名都减少到最少限度”，“必要时，可以打破朝代的限制”。对一件重要事件，“叙述上应该不惜详尽，应该把‘故事’、‘传记’的艺术作用，酌量引到教科书的正文中”［5］（p.118）

如何选材、剪辑史料，是编写历史课本的关键。史学家的这番评议，提出了编写历史课本的一些基本原则。归纳起来三条：第一，典型性。即，要使学生对史事有一个明确的了解，必须用具体的典型事例。否则，叙述就难免抽象。第二，实用性。即，历史课本要贴近现实、贴近生活，以新鲜有趣的事例、与现实社会相关的问题，引发学生的学习欲望。第三，生动性。即，历史课本要拒绝教条和枯燥，要使学生能够把它当做故事书来读。归根结底，也就是主张把历史教科书编写成以学生为中心的“学本”。应该说，这些意见对于我们今天仍有参考借鉴的价值。

三

编写历史教科书，除了选材要注意精当、要贴近学生外，还有以下几点值得重视。

（一）穿插生动的故事

历史是有血有肉、多姿多彩的。它本身就含有构成故事的各种因素。某种程度上说，故事就是历史，历史就是故事。为什么不能把历史教科书编写得更符合历史本身呢？如果历史教科书只是堆砌许多抽象的概念、名词，不见任何情节和过程，成年人读了尚且会感到枯燥乏味，更何况十几岁的中学生呢？著名华裔数学家陈省身教授在2002年国际数学家大会期间，向参加中国少年数学论坛的孩子们赠送了一幅题词，只有四个字：“数学好玩。”这充满童真语气的题词，其实说出了一个最朴实的道理：“兴趣是成功的关键。”他要用孩子们最能接受的语言，将他们引领进数学的殿堂。同样，编写历史教科书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在历史教科书（尤其是初中历史教科书）中穿插大量的（至少在每课有一、二高潮处）故事，改变枯燥、沉闷、成人化的陈述，让学生觉得历史有趣，应该是“学本”式历史教科书最重要的要求。

七十多年前，著名史学家何炳松曾经说过，历史课本的简单，不一定就明白确切，“多加一点详情，少用几个空泛的形容词，往往可以将一件事情或一种运动说得格外活现”［6］（p.373）。我国当今历史教材专家也认为，成功的历史教科书“应当像一本好剧本那样，吸引看戏的观众如痴如醉，和角色一起进入剧情，使学生爱看喜读［7］（p.92）。要做到这一点，除了文笔上注意文采，编排上丰富多样，最重要的就是在内容上要生动具体，有人物的活动场面有扣人心弦的情节，也有许多发人深思的悬念。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张元教授曾经批评某世界现代史教材在叙述萨拉热窝事件时，只从发生的背景和缘由，也就是说，仅从国际政治上来分析这一重大事件，而“被刺杀的菲迪南是怎样一个人？他在奥国人民心中占有怎样的地位？奥国人民怎样看待这件刺杀事件？完全没有提及”。这种枯燥抽象的分析，“显然无法让学习者得到如同身历其境般的感性理解” ［8］。他建议，不妨引用茨威格（Zweig）回忆录《昨日的世界》中的一段精彩描述，去勾勒出一幅时事的图景：

（维也纳街头）人们正在纷纷议论一条显然令人瞠目的消息，原来传来一份急电，讲弗朗茨·费迪南皇储陛下和他的夫人在前往波士尼亚检阅演习时，成为政治谋杀的牺牲品而丧命。围绕着这一刺杀事件，人愈聚愈多，把这一意外的消息一个传一个。但说实在话，从那些人的脸上看不出特别的震惊或愤慨，因为皇储根本不受人爱戴……从来没有人看见他有过笑容，他的照片，没有一张姿势是轻松随便的。他不懂音乐，缺乏幽默感。他的妻子也同样是一副阴沉沉的面孔……因此，关于他被刺的消息并没有引起深深的同情。两个小时以后，再也看不到真正悲哀的表示。人们又在那里谈天、欢笑，到了深夜，餐厅里重又演奏起音乐。张元教授希望历史教材要多写一些生动有趣的故事，改变沉闷枯燥的表述，以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

穿插生动的故事，除了能引发学生的阅读兴趣，还可以使学生感受某一时代的特有气氛，加深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全面认识，增强历史课情感、态度、价值观教育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当然要把教科书写得：“生动、有趣、耐读”，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穿插生动的故事，决不意味着可以随便编造，或者将野史、“戏说”类影视作品中的材料用在教科书上，历史教科书上的故事必须以忠于史实为前提。其次，要善于取舍。围绕重点知识，补充故事、情节、场面，把最重要的内容，用流畅的笔调写出来。还有，历史的趣味是一种有深度的趣味。写有趣的历史故事，应该努力把趣味的历史深度呈现出来，能让学生体会故事的意义或者启发学生思索。

（二）突出做人的道理

历史教育具有多种功能，如，借鉴功能，爱国主义教育功能，形成正确的历史意识功能，积累知识、陶冶情操、加深涵养的功能等等。对中学历史教学而言，我们感到，最主要的就在于它对学生“做人的道理”的教育作用。著名史学家白寿彝说过，历史教育关键主要有三条。第一条是讲做人的道理，第二条是讲人类改造自然的道理，第三条讲历代治乱兴衰。在这三条之中，第一条是最要紧的。也就是说，学历史首先就要懂得做人的道理” ［9］（p.2-5）。

新编历史教科书注意避免生硬地说教，坚持贯彻“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教育原则，通过知识载体，对学生进行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方面的熏陶和教育，教育他们怎样做人。例如，新课本叙述了许多中华民族古代优秀人物的感人事迹。其中有孔子的勤奋好学，屈原爱国爱民的高尚情操，霍去病居功不傲的可贵品质，张骞百折不挠的开拓精神，岳飞不计较个人得失、廉洁正直的人品，徐光启虚心向利玛窦学习西方科学以及“责实求精”的科学研究态度等等。教学中若能把这些有血有肉的内容讲深讲透，本身就是对学生进行了生动形象的做人方面的教育。同时，新课本还编进许多我国古代的名言警句，如，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戚继光的“封侯非我愿，但愿海波平”等等。这些名言警句是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遗产，也是对学生进行品德教育的好材料，它会启迪学生思考如何“做人”，对他们形成良好的心理素质会起积极的作用。

历史被认为是“永恒的道德遗产”。许多道德规范、做人的道理都能从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中找到典范，因此，新课本通过对历史事件的成败得失、历史人物的是非善恶，以道德的评价，突出做人的道理。如，在评判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的功过是非，既指出大运河的历史作用，也谴责了隋炀帝奴役人民、漠视生命、穷奢极欲的功利思想；在讲述张仲景、华佗治病救人的故事中，使学生感受到关心民间疾苦、扶危济困的高尚品德和社会责任；叙述“近代化的起步”，增强学生的“改革开放”意识；宣扬爱国情感，还须十分注意教育学生正确对待外国文明。总之，它由一个个生动具体的人物和事件，对学生进行着怎样做人的教育。新课本的可贵之处还在于，它尊重学生的独立人格，不采用那种漠视学生独立思考权、选择权和个性权的灌输式教育，而是创设情景，或提供不同见解，引导学生观察、思考，在共同分析、讨论、比较、归纳的教学过程中，感悟心灵的洗礼，懂得做人的道理。也就是说，“道理”有机地融合在学生的自主学习中。

（三）编排新颖，注重阅读效果

教科书是写给青少年学生看的，因此要特别注意编排新颖、活泼，适应中学生的学习特点，培养他们的阅读兴趣；同时，在内容和栏目设置方面，还要为学生的学习提供帮助，强化学习效果。

翻阅目前几套新历史教科书，总的感觉是，编写者在课本的编排结构上动了不少脑筋，在继承中有所创新，展现出一些新的亮点。如，课文导语或以一段故事，或以一首歌词，或以一副对联，或以一幅照片等开头，形式活泼，巧妙新颖；文中的“动脑筋”、“活动与探究”等内容，思考性强，而且适合学生口味，表现出较大的开放性、参与性、探究性特点。

不过，这几套教科书也还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如，有些版本还保留不少“封闭题”；图表的设计显得过于严肃，过于学术化，疏忽教育教学规律的运用，等等。相比之下，香港和台湾近年出版的一些历史教科书（含社会教科书），其编排结构颇有一些特点，值得借鉴。突出表现在：

（1）注重学法指导。

不仅精心设计符合学生学习特点、规律的栏目，而且还对学生学习方法加以指导。香港文达出版有限公司近年出版的《互动中国历史》比较注重这个问题。一是，每课不但设置一些分析、比较或评论类型的短问，还提供“思考指导”。“思考指导”包括问题重点、作答步骤、问题考虑等内容，是一种很好地指导学生学习方法的形式。二是，为了纠正或防止学生对历史概念的认知错误，有的课专门列有“概念澄清”一栏作为补充资料。如“三国鼎立”一课的“概念澄清”框写着“诸葛亮六出祁山之说”；“北宋变法”一课安排的是“是否所有守旧官员都全盘否定新法”？这样一个很多学习者都比较模糊的问题；“元之统治政策”一课写的则是“有关‘九儒十丐’之说”等。三是，每课书前面排印了“内容重点”，简明扼要，便于学生把握学习内容的范围和深度。如“春秋战国之政局”一课，“内容重点”列了两条：1．分析春秋霸政兴起的背景及影响。2．认识战国时代变法的风气，探讨秦国之政治变革及其对时局的影响。

（2）强化图表效果。

与内地相比，台港地区新版历史课本中的图表，由于色彩好，印刷的漂亮，从外观上已能引发学生学习的兴趣。而且，它们还注重强化图表的阅读效果。如，香港“文达本”《互动中国历史》和台湾“国中”《社会》所附录的历史年表，没有因袭那种传统严肃的编排形式，而是设计成时间拉页（“时间廊”）。尤其是“文达本”的时间拉页，在重要年代下面，按政治、经济、文化、世界四栏分述，条理清楚，许多重要史事的文字旁边，还附了彩色图片，以帮助学生充分掌握古今中外的历史大事。另外，香港的历史教科书，在课文中间还有根据史实编绘的示意图和连环画。如“文达本”讲东汉外戚与宦官之争，用了一幅示意图，画面是皇帝、宦官与太后、外戚之间进行拔河比赛的场面（寓意权力争夺），而且都是漫画人物，十分滑稽可笑，起到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帮助学生形象地理解课文内容的作用。港台历史教科书编排的这些长处，值得我们汲取。

当然，编写新历史教科书，还有其他一些要求，比如反映最新学术成果，注意指导学生学习，拓宽知识面，增强教科书的弹性，发挥课文辅助系统的作用，等等。

［收稿日期］2002年12月

［作者简介］朱煜，男，1963年生，江苏扬州人，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历史课程与教学论研究。主要著作有《历史教材学概论》等。

张连生，男，1947年生，安徽合肥人，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教育史研究。

参考文献：

［1］白月桥：《历史教学问题探讨》，教育科学出版社，1997年。

［2］沃尔夫冈·胡格，陈虹嫣（译）：《＜世界历史概况＞一本处于理论和实践交叉点的历史教科书》。（台湾）《清华历史教学》杂志第9期，1999年2月出版。

［3］张元：《新历史教科书的理念与实际》。（台湾）《清华历史教学》杂志第10期，1999年9月出版。

［4］王建军：《中国近代教科书发展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

［5］傅斯年：《闲话历史教科书》。《出入史门》，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

［6］《何炳松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

［7］臧嵘：《历史教材纵横谈》，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

［8］张元：《从＜昨日的世界＞中认识历史》。（台湾）《清华历史教学》杂志第4期，1995年2月出版。

［9］白寿彝：《历史教育和史学遗产》，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

注释：

①本文为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五”规划课题成果，课题批准 号为D／2001／of／023。

②“半衰期”表示某学科领域的文献中半数失效的时间。

《历史教学》2003年第2期

　　文章详细作者为：朱煜 张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