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对夏代历史最头痛】

    史学家在撰写中国通史夏代部分时最头痛，首先连个准确的年代都说不清。只能据文献的说法，推断夏代自禹至桀，历经十四世十七王，共400余年。绝对纪年呢，接着商代往上推，含糊地说约从公元前22世纪(也有说公元前21世纪的)到公元前17世纪。有的虽然也写上一个有整有零的数字，如夏代开始于公元前2033年，结束于公元前1562年，但后面打一个问号，以示仅供参考，不负法律责任。

    至于夏代的社会和经济生活状况，只能按照《史记》和其它古书记载的传说故事，捕捉字里行间透出的消息，加上我们今天的理解，去揣摩演绎了。

    多数历史学家相信夏代的存在，在20世纪30年代，有人猜想仰韶文化就是夏文化。后来  发现了龙山文化，也有人猜龙山文化是夏文化。直到很有影响的、由范文澜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1965年修订再版时，仍然只能根据当时的考古成果，求其近似，推测龙山文化是夏文化的可能性较大。  

   愈是找不到，就愈激发人们的好奇心和探秘欲。夏文化的确认，对于中国古史学者，好像仅存的一块尚未被征服的完整新大陆，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

　　　　　　　　――李季《中国文明的起源》四川教育出版社1998年7月

【徐旭生与二里头遗址的发现】

徐旭生（1888—1976），出身于书香门第，自幼熟读诗书。1913年至1919年间，作为官费留学生赴法国巴黎大学学习哲学。回国后，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授，主讲西方哲学史，并曾出任北京大学教务长。1927年，他与瑞典学者斯文·赫定合作组成中国西北学术考察团并担任中方团长，较多地涉及了中国的古史探索。后来一度担任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校长。1932年以后，徐旭生转到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从此专心从事中国的古史研究。1933年，他前往西安组建陕西考古会，与苏秉琦等学者主持开展了延续数年的宝鸡斗台遗址考古发掘和渭河流域考古调查。

    徐旭生与考古学家苏秉琦共同提出了筛选古史传说资料的标准。他们提出，对于古史记载，既不能像历代学子那样抱残守阙，泥古不化；也不能像疑古学派那样全盘否定，一概排斥。科学的方法应当是具体分析，依据资料的可信程度，如成书年代、内容考订等，予以分级分层处理。

    第一级是“原生”的资料，又包括两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商周到战国前期的作品，包括甲骨文、金文、《尚书》、《周易》、《诗经》、《论语》、《左传》、《国语》等，可信度最高。

    第二层次包括战国后期到西汉末的作品，包括先秦诸子、《周书》、《山海经》、《战国策》、《大戴礼》、《史记》、《淮南子》等，由于转手成份较多，可信度稍逊一筹。   

    第二级则是“次生”的资料，大部分是东汉以后成书，数量很大，充斥假造、伪托、孳生的故事。但其中也保留了若干“原生"资料，可经小心剔检后作为参考，如谯周、皇甫谧、郦道元等学者的著作。

徐旭生全面整理了古代文献中有关夏代的史料，发现先秦文献中关于夏代并包含有地名的史料有八十条左右，除去重复的，剩下不到七十条。他对这些所见不多的材料进行了缜密的考证，发现夏人的活动范围并不算大，虽然史料涉及到黄河流域的广大地区，但与夏代重大史实有关的主要地点，都不出今天的河南省西部和山西省南部两处，应该缩小范围，集中精力在这两个圈里搜索。

    豫西地区，即今天京广铁路以西，包括伊、洛、颖、汝四水流域。自古记载为“有夏之居”，鲧、禹、启、桀等夏代名人相传都留有遗迹。

    晋南地区，指汾河下游，汾、浍、束水流域，也包括今陕西省东部一小块，自古称为“夏墟"，禹、启、桀等似乎也曾活跃于这一带。 

    此外，在豫北、豫东、鲁西、晋东地区也有零星关于夏人活动的传说。

徐旭生先生于1959年有针对性地在豫西晋南地区进行了著名的“夏墟调查”，揭开了迄今仍方兴未艾的夏文化探索的序幕。他不顾70多岁高龄，不顾体弱多病，每天步行数十里路，遇到大雨干脆光脚在泥泞中前进。他考察核实了不少古文化遗址，最大收获是在豫西这个圈里确认了以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同年，考古学家又在晋南那个圈的夏县发现了属于二里头文化的东下冯遗址。当时就有不少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的发现为寻找夏文化提供了最有意义的线索。

――李季《中国文明的起源》四川教育出版社1998年7月

　　【二里头遗址的发掘】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省偃师市西南约九公里处，包括二里头、圪垱头和四角楼等三个自然村。从1959年秋天开始，至20世纪70年代末，考古学者对偃师二里头遗址进行了20次科学发掘，从而对整个遗址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二里头遗址南北长2公里，东西宽2公里余，面积约为4平方公里，地下普遍堆积着四个时期的文化层。其中，遗址中部是宫殿分布区，共探出34块夯土基址，已发掘了其中最大的两座，即第一、二号宫殿遗址。遗址北部发现了烧制陶器的窑址，南部发现了铜碴、陶范和坩埚残块，北部和东部发现了大量的骨料和制骨器工具，中型墓葬主要分布在二里头村东南和圪垱头村北的高地上。发掘出土的文物很丰富，包括：石器，375件；骨器，1006件；蚌器，179件；陶器，689件。

  在二里头遗址发掘前后的30年时间里，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全省、山西省西南部、河北省南部和陕西省东部的广大范围内，共发现了上百处与二里头遗址相类似的文化遗址。随着二里头遗址大规模发掘工作的开展，专家发现二里头遗址的文化层堆积十分典型，具有广泛的意义，因此称之为“二里头类型”文化，以后又正式命名为二里头文化。由此可知，二里头遗址的文化，主要是针对二里头遗址本身的考古遗存所反映的文明状况而言的。二里头文化，既包含了二里头遗址的文化，又包括了二里头遗址以外具有二里头遗址文化特征的上百处遗址所反映的文化面貌。

【二里头文化遗址中的建筑】

根据对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发掘，可以把夏时的建筑形式分为宫殿与普通民居两种。

    夏代的宫殿建筑都有大型的夯土台基，整个建筑一般由包括殿堂、庭院、围墙与廊庑等在内的几大部分组成。在整个建筑体系中，坐北朝南的殿堂为中心，殿堂的建筑结构，是以木架为骨，草泥为皮。屋顶为四面坡，出檐则由殿堂四周的小挑檐柱来支撑。环绕殿堂的是廊庑式院墙，廊庑冲内。殿堂设置在北部，其与南大门之间构成了广阔的庭院。这正是我国古代宫殿建筑的基本式样。非常适合集会、祭祀、行礼与发布政令等大规模的集体活动。

    二里头文化的宫殿遗址共有二处，从中可以看见夏代宫殿建筑的规模和体系。

    一号宫殿遗址是一座大型的夯土台基。整体略呈正方形，东西长约1 08米，南北宽约100米。总面积约1万平方米。方向为北偏西8度，基本上是坐北朝南。夯土台基高出当时地面约O.8米，四周边缘为缓坡，斜面上有质地坚硬的料姜面和路土层。夯土台基上建有成体系的建筑群，包括堂、庑、门、庭等建筑单体。

    建筑群的主体是一座殿堂，北距台基边缘约20米，东西距台基边缘约30米，南距台基边缘有70米。从整体上看，这座殿堂位于台基的中央偏北。殿堂的基座要略高出周围的台基面，并且在底部铺垫有三层鹅卵石，显然是用以加固基址的。殿堂位于基座之上，东西30．4米，南北宽11．4米。根据残留的檐柱洞和柱础石判断，这座殿堂是面阔八间，进深三间双开间的建筑，并且是四坡出檐式的屋顶。殿墙外出檐为O．60～O．70米。当时还没有瓦，因此屋顶应是用茅草加以覆盖。

    大门在殿堂的正南，是一座面阔八间的牌坊式建筑。从殿堂到南大门是平整宽阔的空地，应是一片庭院，殿堂与庭院被一组完整的廊庑建筑所包围。其中西面廊庑是外面起墙，里面立柱，为一面坡的形式；南北两面的廊庑是中间起墙，两面立柱，是两面坡的形式。

    二号宫殿主要也是由中心殿堂、庭院、大门以及廊庑组成，所不同的是，二号基址在殿堂与北墙之间，还建有一座大墓。二号宫殿的基址小于一号宫殿的基址，其东西约为58米，南北约为72米。二号宫殿的建筑格局与样式，根据现存的墙基、檐柱洞和柱础石来看，基本与一号宫殿基本相同。所不同的地方，一是二号基址多一大墓；二是二号宫殿建筑的南大门是由一庑式建筑构成，即由一座东西一排三间房屋及前后皆突出于左右复廊的廊子组成。东西二室略呈正方形，中间一屋东西稍宽，南北有缺口，大门的通道应该就在这里。

    一号宫殿与二号宫殿遗址同属二里头文化第三期的遗存。两座宫殿相距不远，二号宫殿基址在一号宫殿基址的东北方仅150米左右，此外，在一号宫殿东北部的廊庑建筑中还开有后门，显然，这两座宫殿并非孤立存在的两个单体，应该共同构成为一组宫殿建筑群。如此庞大的宫殿群的存在，表明二里头文化遗址应是夏王朝某一时期的王都所在。

    一般民居的建筑样式则比较简单，主要有三种类型：

    平地起建式。这种建筑也都有夯土台基，房屋为土木结构，比较宽敞，个别达到80多平方米，长方形。是一种从地面上建立起来的比较宽敞的房子。有的内部设有瓢形烧灶。建筑结构是以木架为骨，草泥为皮。

    半地穴式。这种建筑以较为垂直的坑壁作为墙壁，南边进门处挖有台阶和走廊，靠近北壁有椭圆形的火坑。一般面积不超过10平方米，比较简陋。

    窑洞式。这种房屋是选择断崖或沟崖经过修整后掏挖而成。面积一般在4平方米左右，相当简陋。

上述这三种建筑，应属于拥有不同经济条件和政治地位的夏代百姓的普通民居。

――许兆昌《夏商周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

【二里头遗址的性质】

二里头遗址的一、二、三、四期，分别代表了二里头文化的一、二、三、四期。二里头文化的性质，关系到夏朝与商朝的分期问题，是当前探讨夏、商文化的关键问题之一。虽然多数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但具体意见并不统一，还存在激烈的争论，主要有以下四种看法。   

 　 第一种看法：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都是夏文化。持这种看法的学者认为，河南郑州的商城，属于商朝的最早时期。“商城之下的诸文化层的下限乃属夏年。”二里头文化虽然可分为四期，但各期一脉相承，属同一类型，应该全部属于夏文化。二里头三期遗址上承二里头一、二期文化，下接二里头四期文化，处于整个二里头文化的繁荣时期，或许反映了夏王朝自“少康中兴”以后社会政治、经济全面发展阶段的社会风貌。    

    第二种看法：二里头一至三期为夏文化，四期为商文化。这种观点认为，二里头四期发生了较大变化，前三期的文化正在被新的文化因素逐渐融合和代替。因此主张将第四期归于早商文化。有的学者根据第四期文化与一般意义上的商文化存在差异，分析它们是夏文化在商朝的遗留，那时夏朝已经灭亡。

    第三种看法：二里头文化一、二期是夏文化，三、四期是商文化。一些学者认为，一、二期文化与三、四期文化之间，差异明显。这种不同，显示两者之间曾发生过某种变革。这种变革很可能就是汤伐桀，商灭夏。二里头三期可能就是商朝的第一个都城毫，即史书中记载的“西亳”。二里头三、四期是早商文化，里面既包含了灭夏以前的先商文化，又包含了夏亡国后留下来的夏文化。而第一、二期文化，由河南龙山晚期文化发展而来，是夏文化的晚期。

第四种看法：二里头一期文化为夏文化，二期以后为商文化。这种观点认为，二里头一期与三期的文化内涵，差异显著。二期具有过渡性质，文化面貌体现了商汤代夏。二期较早的一部分，还处于夏末，其余的应属于商代早期的范畴。

　　【夏文化探索取得的突破性进展】

   总的来说，80年代以来，探索夏文化取得前所未有的突破性进展。二里头文化，至少是其中一部分属于夏文化已成为学者的共识，不再有异议。争论无非在于夏王朝建立和夏商交替这一头一尾怎么确定。观点虽然参差繁杂，占主流的实际是两大家。

    一是认为商汤建国的首都“亳”在郑州商城，早于郑州商城的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全部是夏文化，学术界简称“郑毫说”。   

另一则认为商汤的“毫”都建在西面的偃师二里头或尸乡沟，也就是二里头文化晚期，前面的二里头文化早期或更早一点才是夏文化，简称“西毫说”。

――李季《中国文明的起源》四川教育出版社1998年7月

   【对夏文化认识出现分歧的原因】

    围绕二里头文化的认识进行的夏文化大讨论，多年来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大概有如下几个原因：

1.夏纪年大大超出了史籍准确纪年(公元前841年)的控制范围。从虚拟的周初纪年，推导到商初纪年，再由此推出夏初纪年。由于这三段时间本身的长短古书就各有不同说法，使用不同的说法作不同的排列组合累加，显然会得出更多种结果。所以我们各种绝对纪年的推算都是大致的，有一、二百年甚至更大的调整幅度。

2.利用碳一14测定夏文化遗物可以大致确定其年代，但前面讲过这种方法本身就有相当的允许误差和修正误差，加上可能影响测试结果的因素较多，在正负一两百年范围内很难绝对精确定位。这个精度对于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早晚排序是够用了，但对于历史年代的争议，尚不具备“一锤定音”的裁决权威。

   　3.史书关于夏王朝人物、事迹等的发生地点记载过于简略，有些还自相矛盾，后人可以有多种理解。夏代的领袖人物尚带有传说色彩，他们到过的几乎每一处重要地点到底在哪里，从汉唐到明清一直是学者们考据经书最头痛的问题。因为古书作为参照物的河流、城镇可能摆动迁移，古今关于距离的度量单位“里”制的长度也有变化，即使古书上说准了在某地某方向多少里，今天仍可能找不到。另外，按文献的说法，夏人与商人一样喜欢东游西荡，不断迁都，哪位夏王住在哪里，一直是古史学家研究的问题。

    再如，寻找“亳”这个地方对探索夏文化是个决定性的关键，但“亳”在商代是个常用地名，还可以跟着人走，迁居到哪里都可接着叫“亳”。《左传》中见到有“毫”地名的就有十多处。汉以后学者为了区分，按方位命名“北亳”、  “南亳”、  “西亳”等，不仅没有分清，似乎更加混乱。有人认为在东周陶文中“亳”字又与古“京”和“亭”字相通，即使拣到瓦片上写着“亳”，别人也不认为是铁证如山，甭提还不一定是哪个“亳”呢。

    4.利用考古类型学分期手段的精确性也有一定限度。即使考古学家对变化最敏感的陶器进行最缜密的观察排比，排除手工制造陶器的种种偶然因素，能够明确指出一群器物发生了时代性同步变化，恐怕也得有百十年的幅度。

    另外，通过考古类型学谱系研究来分辨不同的族属也有局限。根据史书记载，夏、商两族关系非常密切，活动区域多有重合之处，反映在考古学文化面貌上，自然不会泾渭分明，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把二里头文化包含的各种文化因素拆开，除了与商文化有关的因素外，还有继承河南龙山文化的因素，来自东方东夷地区的因素，以及同时期其它相邻文化的因素，令今天的学者们见仁见智，莫衷一是。比方说商文化因素，也就是与公认的二里岗商文化挺相像的部分，可以解释为是一个文化系统，也可以解释为同时存在的不同文化系统间的交互影响渗透，听起来都很有道理。

    最至关紧要的问题是，迄今为止尚未发现夏的文字资料。虽然学者们坚信夏代会使用文字，虽然有人认为二里头文化一些陶器上的刻划符号就是字符，终究不能认证，所以大家都在猜哑谜。

最终确认安阳小屯一带是殷墟，主要是靠甲骨文盖棺论定，除此之外的商城虽多，都无定论。因此，大家虽然希望发现更多的二里头文化前后的城址、墓葬，但最期盼的还是这一时期的文字问世。

――李季《中国文明的起源》四川教育出版社1998年7月

    【夏文化探索的进展是20世纪对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巨大贡献】

    夏文化探索的进展是20世纪对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巨大贡献。人们为了寻找夏文化，加深了对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商文化的理解，加深了对古史记载的理解，也加深了对文明起源所必需的物质和精神条件的理解。把学者们关于夏文化的各种不同意见统统归纳起来，抛开不同之处，至少有两点是基本一致的。

    第一，二里头文化，至少其中的一部分，比方说二里头文化早期，无疑就是夏文化。

    第二，二里头文化时期，或者说夏代，即在公元前2000年或者再稍早一、二百年，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中国的中原地区都已经进入了文明。

这两点结论虽然还有待本世纪末或下个世纪再有甲骨文式的发现予以补充、完善和再证实，但与殷墟发现事出偶然不同，它们是几代中国学者从本世纪20年代以来主动出击、孜孜求索的智慧结晶，是历史学、文献学、考古学、文字学，以及现代科学技术年代测定手段结合的丰硕成果，应当记人世纪史册。

――李季《中国文明的起源》四川教育出版社1998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