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版教师用书探索历史奥秘专题2—1

【疑古思潮】

中国传统的历史观念，以为自上古以来存在着一种正统的历史体系。从晚清时代起，进步的中国知识界在接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同时，开始怀疑这种正统历史体系的构成，进而有所批判。

    后来，以“古史辨”为旗帜的疑古思潮兴起。这一思潮当时具有破除旧文化的网罗；解放民族精神的意义，对于史学革命，也表现出重要的积极作用。于是，“古史辨”成为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古史辨"派的创始人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他认为，古史传说中的帝王都有神性，都是从神演化为人，古书中所讲的古史，是由不同时代的神话传说一层一层地积累起来的，神话传说发生时代的先后次序，也和古书所记载的古史系统排列的先后恰恰相反。“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周代人的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而且，“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

近几十年来层出不穷的考古发现，使学界认识到疑古思潮的许多观点应当有所修正，对于古史传说的认识又有更新。

【有关炎黄时代的新认识】

  　近年来，不少学者在讨论炎黄文化时认为，古史传说从伏羲、神农到黄帝，表现了中华文明萌芽、发展和形成的过程。《史记》一书沿用《大戴礼记》所收《五帝德》的观点，以黄帝为《五帝本纪》之首，可以说是中华文明形成的一种标志。其中说到黄帝“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尚保留有原始部落时代的遗风；而设官置监，迎日推策，进行农作耕殖和畜牧驯化，又表现出早期文明的特点。因此，以炎黄二帝的传说作为中华文明的起源，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研究者还推测，炎帝和黄帝分别居住在不同的地区。黄帝活动的地区在中原的中央，其活动的范围以中原为中心。炎帝据说都于陈，陈在河南淮阳，应当在豫东南地方。《山海经》说炎帝之后有祝融，祝融之后有共工，是南方的系统。所以我们看到，黄帝、炎帝活动于两个不同的地区，一个代表中原的传统，一个代表南方的传统。

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追述古史，大体是以中原文化系统为中心，但确实也涉及南方文化系统的历史存在。

本课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

　“三皇五帝”，黄帝和炎帝的事迹，顾颉刚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这一观点的主要含义及其对于中国古史研究的意义，学术界对炎黄时代研究形成的新认识。

难点：

　本课内容涉及的文献资料难懂，考古资料艰深，更有不少内容专业性过强，对教学形成一定的压力。

（三）问题解答

【学习思考】

　1.仿照司马迁的《史记·五帝本纪》，唐代学者司马贞又补写了《三皇本纪》，放在《五帝本纪》之前。这种做法，体现了怎样的历史意识。

答案提示：司马贞补写《三皇本纪》并将其放在《史记·五帝本纪》之前，表明了他对早期文明时代以前历史的理解。他认识到了唐以前有关“三皇”的传说含有历史事实的因素，“三皇”是“五帝”之前的远古帝王。（或以为自上古以来存在着一种正统的历史体系）

　2.有人认为，“轩辕”名号的意义，暗示黄帝领导的部族可能拥有车辆的发明权。

　你同意这样的说法吗？

　答案提示：（请王老师帮助查一下说文解字）根据《辞海》解释：“轩辕”指车輈，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孚部》：“大车左右两木直而平者谓之辕，小车居中一木曲而上者谓之輈，故亦曰轩辕，谓其穹隆而高也。”古人取名往往与现实所存事物相联系。故可判断有车辆才会有轩辕这一称谓。所以轩辕部落拥有车辆发明权的说法有一定的科学道理。

  3.“古史辨”派的主张对于中国古史研究的深入有怎样的意义？

　答案提示：“古史辨”派的主张在客观上引起人们对用现代科学的眼光重新考察中国文明起源和进程的兴趣，让史学彻底摆脱了儒家“经学”框架的沉重束缚，推动了史前史的研究。（具有破除旧文化的网罗，解放民族精神的意义）

　4.有的学者认为，中华文明在相当早的时候，包括它刚在萌生的过程中，便有了颇为广泛的分布。在考古学上，不少学者都在使用“龙山文化”这个词，这意味着从北方到南方很广大的范围里，多种文化都有其共同点。这种情况，也可譬誉为形成了一个文化的“场”，其范围之大在古代世界是罕与伦比的。这个文化的“场”，很可能正是后来夏、商、周三代时期统一国家的基础。炎黄二帝以及黄帝有25子、得12姓等传说，与这一具有共同点的文化“场”是有联系的。结合古史传说来考察龙山时代各种文化，将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形成过程有进一步的阐发。

　你了解有关“龙山文化”的知识吗？你的家乡所在地区有没有龙山文化的遗址？

答案提示：1930－1931年，考古学家对龙山文化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龙山文化也早于殷墟商文化。从分布范围看，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均与文献记载中的夏人活动地域相符。但从地层上分析，仰韶文化对于夏文化来说年代过早，而龙山文化似乎更接近商文化。传世文献中记载的夏代崇尚黑色，与龙山陶器颜色吻合。仰韶文化为夏文化的观点遭到质疑，龙山文化为夏文化的说法兴盛一时。

1931年秋，在后岗进行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三种上下依次叠压的文化层：下层为彩陶层，中层包含黑陶层，上层为白陶层，三个地层由下至上分别与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殷商文化相对应，由此判明仰韶文化早于龙山文化，龙山文化早于殷商文化的相对年代关系，这就是著名的“三叠层”。它奠定了中原地区三种文化的编年基础，这是中国考古学界找到的第一个标准的考古学文化年代坐标，对中国考古学具有重要意义。

【自我测评】

　司马迁为什么把《五帝本纪》列为《史记》第一篇？

　答案提示：司马迁认为有关“五帝”的文字来源于有关文献记载，而又于民间传说相一致，应该是可信的，所以把《五帝本纪》列为《史记》第一篇，形成了当时历史结构的最初基架。

【材料阅读与思考】

 　 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历史分析，起先一元论即“中原中心”说曾经占据主导地位，后来又出现多元论，即所谓“满天星斗”说，认为中华民族最早的先民确实曾经满天星斗般地分散在中华大地上，中国早期文明呈现多元分布的态势或格局。苏秉琦指出，“过去有一种看法，认为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我国的民族文化先从这里发展起来，然后向四处扩展；其他地区的文化比较落后，只是在它的影响下才得以发展。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在历史上，黄河流域确曾起到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文明时期，它常常居于主导的地位。但是，在同一时期内，其他地区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各地发现的考古资料越来越多地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影响总是相互的，中原给各地以影响，各地也给中原以影响。”他认为对于中国文明早期形成过程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主要有6个地区：(1)陕豫晋邻近地区；(2)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3)湖北和邻近地区；(4)长江下游地区；(5)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6)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有的学者又将一元论和多元论结合起来解释中国文明的起源及其早期发展，认为多元分布形势，又呈示“众星捧月”般的局面，形成另一种意义上的中原中心。

    以上所叙述的历史过程，与张光直如下的分析是一致的：“不论华南还是华北，我们都可以提出一个假说，就是自公元前4000年左右开始，有土著起源和自己特色的几个区域性的文化互相连锁成为一个更大的文化相互作用圈。张光直还提出，“这个在公元前4000年前开始形成，范围北自辽河流域，南到台湾和珠江三角洲，东自海岸，西至甘肃、青海、四川的‘相互作用圈’，“不妨便径称之为中国相互作用圈或中国史前相互作用圈——因为这个史前的圈子形成了历史期间的中国的地理核心，而且在这圈内所有的区域文化都在秦汉帝国所统一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形成之上扮演了一定的角色。”

    你生活和学习的地方，在这个“文化相互作用圈”的什么位置?

答案提示：略。

（五）历史问题注释

【三皇五帝】

“三皇五帝”的提法最早出现于《周礼·春官外史》：“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所谓三皇，指的是上古时代三位传说中的人物。关于三皇，有6种说法：(一)天皇、地皇、泰皇(见《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天皇、地皇、人皇(见《史记·补三皇本纪》引《河图》、《三五历》)；(三)伏羲、女娲、神农(见《风俗通义·皇霸篇》引《春秋纬运斗枢》)；(四)伏羲、神农、祝融(见《白虎通》)；(五)伏羲、神农、共工(见《通鉴外纪>)；(六)燧人、伏羲、神农(见《风俗遵义·皇霸篇》引《礼纬含文嘉》)。

    关于五帝，有3种说法：(一)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见《世本》《大戴礼记》、《史记·五帝本纪、)；(二)太嗥(伏羲)、炎帝(神农)、黄帝、少嗥、颛顼(见《礼记·月令》)；(三)少吴(嗥)、颛顼、高辛(帝喾)、唐尧、虞舜(见《帝王世纪》)。

   以上各种说法中，除去“三皇”中(一)、(二)两说外，我们可以发现，各说列入的人物是参差互见的；其中如伏羲、神农，在三皇、五帝中都被列入。这或许可以说明，上古时代的神话传说，既是各呈异彩，也可能是同源分流的。目前史学界，对于三皇一般多采纳第6说，对于五帝一般多采纳第1说。

    三皇中的燧人、伏羲、神农，实际上反映了原始社会从蒙昧时代的中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再向野蛮时代的低级阶段递进发展的历史。燧人氏的“钻燧取火，以化腥臊”，已比有巢氏的“构木为巢，以避群害”(均见《韩非子·五蠹》)前进了一大步，大约是距今20万年前的事。伏羲氏的“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为渔”(见《易·系辞传》)，反映了人类开始制作生产工具，进入渔猎畜牧阶段的情状，其时距今约10至15万年。到了距今约l万年左右的神农氏时期，人类不但“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耕而作陶”，可以制作比较复杂的生产和生活用具，而且“日中为商”，开始出现了商品交易，说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收获有了积余，狩猎集团的流浪生活也已逐步转变为平原地区的固定村落群居了。   

五帝的时代，大致属于原始社会野蛮时代的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也就是父系氏族部落以及部落联盟渐次形成直至最后解体的时代。五帝—上古传说中的5位帝王，其实是5位部落联盟的首领。 

远古时代，有所谓“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说法。姜姓的炎帝族原是西戎羌族的一支，进入中原地区以后，曾与东方的九黎族发生冲突。后来因为“炎帝欲侵凌诸侯”，于是黄帝统率各部落，“与炎帝战于阪泉(今河北涿鹿县东南)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接着又在涿鹿之野，擒杀了九黎族首领蚩尤(以上均据《史记·五帝本纪》)，于是黄帝取代神农氏(即炎帝)，确立了在中原地区的统治，被各部落推戴为部落联盟的领袖，并成为传说中的中华各族的共同祖先。黄帝姬姓，号轩辕氏，又号有熊氏。古代的传说把许多发明创造都归功于黄帝，黄帝成为古老文明的象征。    “

    黄帝以下的4帝，都是黄帝的后裔(即如另一说中的少嗥，也可能是黄帝族向东发展的一支)。颛顼是黄帝次子昌意的儿子，号高阳氏。帝喾是黄帝的曾孙，即黄帝长子玄嚣的孙子，号高辛氏。在《山海经》、《淮南子》等书中，关于颛顼的传说非常多，他诛杀了与他“争为帝”的共工，不断征伐苗族、黎族，并且“能修黄帝之功”，即施令黄帝族的教化，禁绝巫教，又实行一系列改革，终于使高阳氏的文化高于四方的氏族集团。颛顼崩而帝喾立。帝喾有4妃，生4子：姜嫄生后稷，就是周朝的始祖；简狄生契，就是商朝的始祖；庆都生放勋，就是唐尧；常仪生挚，曾在帝喾死后为帝，但不久便死了，继立的就是其异母弟尧。

    尧和舜是五帝中的最后2帝，也是被后世尊为上古道德典范的圣人。尧号陶唐氏，都平阳(今山西临汾市)；舜是颛顼的七世孙，号有虞氏。史传称颂尧“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在他的统治下，“百姓昭明，合和万国”。他在位70载，禅让给舜，并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嫁给舜。舜举用高阳氏的8位才子“八恺”和高辛氏的8位才子“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

    依照传说，尧和舜都活了100岁左右，虽然不一定可靠，实际上反映了当时和后代人民对他们的尊仰。《礼记·礼运》里那段“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著名赞语，就是对理想中的上古“大同”社会的憧憬和歌颂。  

从黄帝到舜，直到继舜而立的禹，实行的都是部落首领的禅让制，其社会结构是以黄帝族为主的部落大联盟。由于财产积累的增长，开始出现日益明显的贫富不均，并且逐渐产生了交换的需要；由于战争的进行，被擒获的战俘变成了奴隶；于是原始公社的制度逐渐解体。随着私有财产的传代继承，必然会形成部落酋长的世袭制。夏禹的儿子启破坏了禅让制，实行帝位世袭制。这是时代进步的必然趋势。中国历史上第1个奴隶制朝代——夏朝的诞生，标志着上古传说时代的结束，也标志着“五帝”时代的结束。

　　—邓长风《什么是三皇五帝》《中国历史三百题》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年9月

【“炎黄子孙”称谓的由来】

“炎黄”是传说中的我国古代两位部落首领炎帝和黄帝的简称。炎帝，姓姜，号烈山氏，神话里说他牛头人身，其部落把牛作为神物崇拜。黄帝，姓姬，号轩辕，又号有熊氏，这个部落把熊作为神物崇拜。相传，这两个部落曾联合击败了蚩尤部落，杀死了部落首领蚩尤。此后，黄帝部落和炎帝部落又在今北京延庆县境内的板泉村一带进行过多次战斗，史称“炎黄板泉之战”。专家经过考证，已确定了这处古遗址。最后，黄帝战胜了炎帝，两个部落开始在黄河流域共同繁衍下来，他们相互融合，彼此取长补短，共同创造了我国古代的灿烂文化。在这个过程中，黄帝成了这个联盟的首领，势力扩大到整个中原。并与夷族、黎族等其他部族逐渐融合，形成华夏族的主干，即汉族的前身。黄帝被称为始祖。我们都是炎黄的后代，所以称“炎黄子孙”。

【中华文明有多长?】

  传统的说法是“上下五千年”，人们也没有什么异议。可是，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起，考古发现层出不穷，说明东、西、南、北各地一些文明源头都在五千年以上，有的有上万年之久。1997年8月，在“海峡两岸史学家合撰中华民族史第四次学术研讨会”上，曾经有人提出“中华文明史可追溯到万年前”论点。会后，由祖国大陆学者史式和台湾史学家黄大受教授共同起草的《重写中华古史建议书》，主张中华古史应从一万年前写起。这一建议立即得到了海内外百余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民俗学家的签名赞同。

    中华文明五千年这个说法是怎么出来的呢?原来宋代的邵雍在《皇极经世》一书中称尧元年为甲辰年，卢景贵考定这一年相当于公元前2357年。再据晋代皇甫谧的《帝王世纪》推算，认为尧以上共五帝，历时341年(其中黄帝100年，少昊金天氏84年，颛顼高阳氏78年，帝喾高辛氏70年，帝挚9年)，据此推算，黄帝元年应为公元前2698年。从黄帝元年即公元前2698年算起，到2000年，一共是4698年，接近于五千年，简称五千年，这是“中华文明五千年说”的真正来源。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通电各省，“以黄帝纪元4609年为中华民国元年”，这是第一次以国家元首的身份公开承认了“五千年说”。

    在当时提出五千年说，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举世公认的正史之首《史记》就是从黄帝写起的。

    而西方世界力主以已经有了有系统的文字、已经有了青铜器、已经有了城市、已经有了神庙为一块地方或一个族群是否进入“文明”的必备四条件，用这一框子去框，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的序列只能是：埃及第一位，其文明史长达六千余年；巴比伦第二位，文明史为五千余年；印度为第三位，文明史为近五千年；中国为第四位，中华文明被定为四千余年。有些对我国有偏见的西方学者，甚至不承认四千年之说，只承认三千余年，从“盘庚迁殷”算起，那全长只有3400年。

    20世纪末由英国崔瑞德和美国费正清共同担任主编的《剑桥中国史》，起始是从秦汉两朝写起的，这当然是极为不妥的，为了补救，不得不在“总编辑序”中申明，“自70年代以来考古上取得了越来越大的变化”，以至“一再改变了我们对中国早期史的看法”，但由于对此还没有“普遍公认的综合”，“出于无奈”只得从秦汉时写起。

    这种“普遍公认的综合”难道非得由外国人来做吗?不，从根本上说，应该是由中国人自己来做的。在《东南文化》杂志1991年第1期中的《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琦教授访谈录》一文中，苏秉琦教授对采访者说：时至今日，把重建中国古史的任务正式提到全国史学、考古学者面前，条件已经基本成熟。其主要标志是重建中国古史的构思、脉络已基本清楚。从宏观的角度、从世界的角度、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高度可以把中国古史的框架、脉络概括为：超越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启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这就是我国历史的基本国情。

    大量的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放在面前，上述结论应该是人们可以接受的。

    超越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一

    元谋人，巫山人，蓝田人，北京人，山顶洞人……这些也许只是中华文化根系的冰山一角，随着时日的推移，诸多文化根系还会显山露水。

    上万年的文明启步——  

    大约在一万年前，我们的先民逐渐从渔猎、采集生活转入农耕生活，开始定居，开始进入母系社会。因为食物相对有了保障，农闲之时可以发明创造，改进工具，发展生产，从此跨入了文明的门槛。

    这时传说中的伏羲、神农时代，比黄帝时代还早，大约在一万年到五千年之间。

    东南西北的各地都发掘出属于这一时期的古文化遗址。

    湖南考古工作者在二个叫“玉蟾洞”的史前洞穴中，发现了一枚世界上最古老的陶片和两粒半古稻，经测定，这枚陶片和这两粒半古稻距今1．4万年!

    另外，在湖南澧县梦溪乡八十当，找到了近万年的古栽培稻，在杭州萧山跨湖桥发现了“江南先祖”的遗址。在河南中部舞阳贾湖村发现了稻作物遗址，发现了最早的契刻文字，发现了随葬的龟甲。在河姆渡，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轻舟出海的海洋民族。在东北红山，发现了让世人惊诧的大型礼仪性建筑。在太湖流域的良渚，发现了大型的祭坛和令人难以置信的大墓。……

    这些中华大地上的远古文明，有的超越万年，有的逼近万年，有的达七八千年。

    都说神农氏，他们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的神农氏。

    五千年的古国——

    大约在五千年前，陆续出现了一些方国——城邦国家。“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史记·五帝本纪》)这里说的“诸侯”，实际上就是氏族制度未期的方国之主。由于争夺耕地与牧场，发生了大规模的战争。在这时期，青铜器和铁器出现，用以生活、生产和战争中的武器。传说中的以黄帝为首的五帝时代，以及部落联盟式的夏、商、周三代，都在距今五千年到两千年之间。

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   

    这种统一实体以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的形式出现。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这一个个王朝代表了中华一统的实体。

史式先生在《五千年还是一万年》一文中说到：“如果读一部新史书，知道在八九千年以前，我们的先民已经在江汉平原上开辟了富庶的鱼米之乡；知道在六七千年以前，我们的先民已经在东南沿海各地陆续出海航行于太平洋上；知道全世界人类200项最重要的发明创造，追本溯源，一半以上都是中华文明的产物；知道一万年中华文明一直遥遥领先，我们落后于人的时间，不过百分之四而已，则每一位中华儿女，将有何感想?这些史事，能不振聋发聩；这些史事，能不激动人心!”

　　　　　　――陈雪良《中华远古文明》文汇出版社2003年12月

【顾颉刚】

在20世纪初年，热心追求真理的一些知识分子颇具反传统的“离经叛道”精神。他们呼吸到海外治学方法的新鲜空气，一反清代学者埋头于考据的学风，不再徒费气力去领会古代经学大师的微妙意图，而且怀疑这整套说法就是伪造的，试图从根本上对国史经典进行再检讨。其代表人物就是顾颉刚(1893—1980)先生。

    顾颉刚系充满国学传统氛围的苏州人氏，自幼饱读经史子集。1913年到北京大学预科读书，后考入北京大学哲学本科，1920年毕业后留校任教。他认为对自己的治学方法影响最深的是梁启超、章太炎和胡适等。与那些对博大精深的传统国学才一知半解，学了一点儿西洋方法就标新立异的人士不同，他不仅对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如数家珍，对几千年积淀的经学、文学、史学、文字训诂学等的研究造诣也绝对是同辈人中的佼佼者。这仅仅从他后来主持中华书局《二十四史》校点本编辑就足以佐证。他有资格对古史发表意见，但他不发表修修补补的意见。

    1923年，他在《努力周报》的副刊《读书杂志》上率先对古史正式发难，认为先秦典籍中关于上古的记载多属子虚乌有，不足为凭。提出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论点，大意是：

    一、时代愈晚，传说的古史期就愈长；

    二、时代愈晚，传说的中心人物就愈放大；

    三、所以，我们“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实情况，但可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最早的状况”。例如周人只谈论过禹，孔子至多提出尧、舜，战国时开始谈论黄帝、神农，汉代才加上盘古，由此可见“东周以上只好说无史”。

1930年，顾颉刚发表《五德始终说下的政治和历史》，系统地对先秦古史的主要说法予以逐条批驳，认为后人奉为圭臬的那些传统古史说法，都是儒生们为了经学的需要伪造的，2000多年来大家跟着学舌、捧场、起哄，其实都上当了。

顾颉刚血气方刚，语出惊人，公然藐视几千年传统史学。一时间，宁静如一湾死水的史学界波澜陡起，赞成者、反对者纷纷挥笔著书，胡适、钱玄同、王国维、李玄伯、钱穆、冯友兰、梁启超、杨宽等一代史学菁英都涉足其中，酿成史学界一场大讨论。从l926年起，顾先生把各种意见的论文结集陆续出版，就是著名的《古史辨》。到1941年，每册分别以讨论《诗经》、《周易》、先秦诸子学说、阴阳五行说、今古文经学和古代神话传说等专题为中心，《古史辨》陆续出版到第七册。顾颉刚称之为“集近来疑古文献的大成”。这场辨史之辩当时自然不会有什么结论，后人甚至于用“破而不立”来评论，虽稍嫌苛刻似乎也不失公允。但不可否认的是，古史辨运动在客观上引起人们对用现代科学的眼光重新考察中国文明起源和进程的兴趣，让史学彻底摆脱了儒家“经学”框架的沉重束缚，推动了史前史的研究。从全盘继承、皓首穷经，到全盘推翻、根本否定，大有矫枉过正之讥。也许对于沉疴太重的中国传统史学，不下此烈药不足以猛醒。也许正是借助于这场有点儿不分青红皂白的扫荡，后来的学者才有足够的空间对古史作比较从容、比较客观的剖析，真正做到择其善者而从之，让人们的认识史非走完这段曲折的S形不可。恰如顾颉刚先生自已总结的，这场古史之辨“对于今日研究古史的人们，在审查材料和提出问题上给予了许多的方便，同时也给读者一种崭新的历史观念。”

――李季《中国文明的起源》四川教育出版社1998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