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版古代中国经济基本结构特点(二)

【想一想】
●对于所谓“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时间，有人认为在明清时代，有人认为在元代，有人认为在宋代，有人甚至认为战国秦汉时期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状态。有人认为，中国传统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有人则认为，中国传统经济的性质，不具备自行发展到资本主义的条件。请根据已学到的知识，谈谈你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答：（1）中国古代虽然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但是，商品经济也非常发达，完全具备向资本主义经济过渡的经济条件。只不过，因为专制主义统治的时间太长，在加上统治者长期以来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起了阻碍和延缓作用；（2）明朝中后期，中国的江南地区的纺织业中出现了“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所以，如果不是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打断了这一进程，中国有可能自行发展到资本主义。

●你读过的古代小说、戏曲等文学作品中，有那些反映了商人的生活？
答：施耐庵的《水浒传》、冯梦龙的《三言二拍》、白居易的《琵琶行》等。

【自我测评】
●简要说明古代“草市”出现的意义及其形式特征。
答：特征：远离城镇；分布在交通便利的地区；是自然形成的民间集市；也受到政府商业机构的管理。意义：“草市”这种民间贸易形式是对官办贸易的有益的补充；这种自然形成的乡村集市后来演进为相对集中的商业中心，有利地推动了中国古代商品经济的发展。

【材料阅读与思考】
●《唐会要》卷八六记载：“贞观元年十月敕：五品以上，不得入市。”这样的规定说明了什么？
答：译文：“贞观元年十月皇帝下令：五品以上的官员，不容许进入市场。”说明：（1）说明唐代商品经济非常发达，商人获利丰厚经济实力增强；政府行政官员企图依仗其手中的权利从商人那里获得利益。（2）同时说明在唐代政府对商业的控制依然比较严格。
【知识链接】
市署
《新唐书•百官志三》记载：“两京诸市署：令一人，从六品上；丞二人，正八品上。掌财货交易，度量器物，辨其真伪轻重。”说长安和洛阳两京诸市署，各置主管官员“令”一人，品级为从六品上，副职二人，品级为正八品上。他们的责任，是管理商品交易，负责度量器物，分辨商品质量的真伪和数量的轻重。

五、历史问题注释

【商帮】
明清时代，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在全国各地出现了一批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相亲相助为宗旨的，一种既亲密而又松散，且是自发形成的商人群体——商帮。他们是一方经济势力的代表，除与整个社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外，更主要地是影响一个地区的方方面面。
著名的有十个商帮：山西商帮、徽州商帮、陕西商帮、宁波商帮、山东商帮、广东商帮、福建商帮、洞庭商帮、江右商帮、龙游商帮。另外，还有像潮商等其他商帮，但最重要的还是晋商和徽商，其中晋商的势力和影响最大。

【晋商】
晋商是中国最早的商人，其历史可远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明清两代是晋商的鼎盛时期。期间，晋商以其雄厚的资金实力，先进的经营管理，优秀的商业文化，广拓经营领域和活动范围，经营项目“上自绸缎，下至葱蒜”，几乎百业俱备；足迹遍及华夏大地及周边各主要国家；服务对象上达朝廷、官宦，下至乡野、边关；商路达万里之遥，款项则汇通天下。
到清中叶以后，其所拥有的资本控制了中国北方的贸易和资金调度，而且插足于亚洲地区一些国家的金融和贸易，并且在明清两朝的财政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强大经济势力，称雄国内商界长达500年之久。但是，发展到近代却随着清王朝的消亡而走向衰败了。
晋商的辉煌，不仅成就了富商巨贾和商界精英，推动山西成为当时的“海内最富”，而且有力促进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城镇的兴起和对外贸易的发展，极大丰富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商业文化。

【徽商】
徽商,即徽州商人,一般指徽州府所属歙县、休宁、祁门、黟县、绩溪和婺源六县经商之人，徽商是我国十大商帮之一。多数学者认为，徽商始于南宋，发展于元末明初，形成于明代中叶，盛于嘉靖，清代乾隆达到顶峰，至嘉庆、道光年间日趋衰败，前后达六百余年，称雄三百年，在中国商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南宋迁都临安（今杭州）以后，政治经济中心下移，促使其临近地区的经济首先得到相应发展，中原文化也随之被引入江南。徽州正处在当时东南经济要区苏浙中心，南北交往要冲，由于徽州特殊地理环境和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促使徽州地主经济向商业经济转移。南宋初期即有徽人为经营茶、墨、纸、木“行买四方”的记载。明嘉靖以后，“徽俗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徽人从商增到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其实，徽州人通常十二、三岁就要到城里当学徒。因为徽州地少人多，迫使农民从事其他劳动，明代《安徽地志》说：“徽人多商买，其势然也。”徽州人做生意一般都是小本经营，多数受佣于他人，并非“生而善买”，而是当时社会因素和徽人刻苦经营所造就的。嘉庆《徽州府志》就指出：徽人“善仪容，有口才”，“善识低昂，时取予，以故买之所入视帝郡倍厚”。
徽人经商，源远流长，早在东晋时就有新安商人活动的记载，以后代有发展，明成化、弘治年间形成商帮集团。明嘉靖以降至清末民初，徽商渐趋衰落。作为中国商界中的一支劲旅，徽商曾活跃于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以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和葡萄牙。其商业资本之巨、从贾人数之众、活动区域之广、经营行业之多、经营能力之强，都是其他商帮所无法匹敌的，在中国商界称雄数百年。徽州素称“东南邹鲁”，生于斯、长于斯的徽商，一个显明的特点是“贾而好儒”、“贾儒结合”。

徽商的本质是儒商。

【云梦睡虎地秦简】
1975年冬，在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秦墓棺内墓主的头部、右侧、腹部和足部等部位，发现堆放有序的竹简1555枚，保存基本完好。清理时，简上残存上、中、下三道编连丝线痕迹，原应是整卷入葬的。整简长23-27.8厘米、宽0.5-0.6厘米、厚0.1厘米。秦代隶书大多清晰可辨，绝大多数墨书於篾黄上，极少数墨书於篾青上。这批竹简的内容十分丰富，主要有《编年记》、《南郡守腾文书》、《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为吏之道》、《日书》甲中和乙种等十种。这写竹简出自入葬於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年）的纪年墓中，是我国考古史上首次发现的大量秦代竹简，对於研究秦代的历史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秦代法律规定，买卖往来，商品必须明码标出价格。从事手工业和为官府出售商品的人，收受金钱时必须当面把钱投入陶制容钱器之中，违反法令的要受到处罚。这些律文见于睡虎地秦简中《秦律十八种》的《金布律》和《关市》。

【西汉的商业和交通】
西汉最大的都市是京师长安。据考古发掘，长安城周围长22600多米，相当汉代六十多里长。规模之大，超过古代罗马城三倍以上。城垣每面有三个城门，可容四辆大车并行。城内街道纵横交错，有八街（纵街）九陌（横街）之称。街道三道并列，与城门的三个门道相连接，其中中央大道特别宽大，是皇帝专用的“驰道”。全城中部和南部几乎全是宫殿区，占全城三分之二。城西北角的东、西九市，是商业活动区。长安商业很繁华，在九个市场之内，聚集着各种大小商店，出卖各地的货物。同类商店又集中在一处，成为许多市，如酒市、牛市、马市、羊市等。这些已被考古发掘所证实。
    东、西九市不仅是商业区，而且也是手工业区，如市内便有官府手工业作坊。城内北边一部分是居民区，占全城的十分之一左右。据记载，西汉末长安人口有24万之多。
    除长安之外，洛阳、临淄、邯郸、宛（南阳）、成都等都是当时著名的大都市。洛阳水陆交通方便。临淄丝织业发达，人口密集，是齐鲁的中心。邯郸是黄河以北的商业中心。宛是南北交通要道，冶铁业很发达。成都的手工业，特别是蜀锦，驰名全国。西汉的城市，不仅在中原地区星罗棋布，就是在南方地区也有很大的发展。如江陵（湖北江陵）、吴（江苏苏州）、番禺（广州）等，或为一方都会，或为对外贸易的重要城市。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中小城市的兴起，西汉的交通运输业也发达起来。在长沙、广州等地的汉墓中曾多次发现木制、陶制船舶或木车明器。1974年在广州秦汉造船工场遗址中发现有三个平行排列的造船台，还有木料工场，船台和滑道相结合，外形和铁路略相似，由枕木、滑板和木墩组成。这些遗址，反映了当时水上交通的繁荣和海外贸易的活跃。在广州、长沙等地，出土了玻璃、玉髓、琥珀、玛瑙、鸡血石和水晶等玉石佩饰。这些东西一部分是国内的特种工艺品，而另一部分则是从海外输入的。

【南朝商业的发展】
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加上江南河流纵横，水上交通方便，为商业发达提供了基础和有利条件。
    士族豪强兼并土地，官府赋税徭役繁重，许多中小地主和农民被迫从事商贩活动。贵族官僚有免关税特权，在任期届满时带着大批货物作为“还资”，然后转贩各地。官府征收租调要农民折钱交纳，农民被迫出卖自己仅有的农副产品。因此，南朝出现商业畸形发展的现象。
    当时南方的重要城市有建康、江陵、成都、番禺（广州）等地。建康是东晋南朝的政治中心，也是长江下游的经济中心。这里“贡使商旅，方舟万计”。萧梁时期，建康城内有居民28万。城内有四个市，秦淮河北有大市和小市十余处。会稽、吴郡、余杭等地也是“商贾并凑”。
    番禺是海外贸易中心，南洋各国，以及天竺、狮子国（斯里兰卡）、波斯（伊朗）等国的商船，“每岁数至”，或“岁十余至”。江陵“当雍、岷、交、梁之会”，商业也较发达。成都不仅商业繁盛，而且也是高级丝织品的重要产地。市场上既有奢侈品，也有普通的生产、生活用品。商贾小者坐贩于列肆，大者转运于四方。商税是南朝收入的大宗。东晋、南朝都注意货币铸造，但币制混乱，数量不足。

【北魏商业的发展】
北魏后期，商业也有一定的发展。大的城市有洛阳、邺和长安。
洛阳既是北方政治中心，又是贸易中心。洛阳西阳门外有大市，周围八里。“市东有通商、达货二里。里内之人，尽皆工巧屠贩为生，资财巨万”。
    当时经商的，除了列肆商贩和大商人外，许多贵族、官僚也从事经商。北方贵族多喜欢“南货”，官府于南境立互市与南朝贸易。但禁止私人交易，许多官僚、贵族因“渡淮互市”被治罪。
    西域、中亚、朝鲜、日本的商人也到北魏进行贸易。但总的来说，北方商业不及南朝活跃，较长时间是以绢布谷物作为交换媒介。孝文帝改制后，铸五铢钱，但不少地区仍是“钱略不入市”。

【唐朝前期的商业】
城市的发展是商业繁荣的一个标志。西京长安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城市，周围达七十多里。全城呈长方形，分为宫城、皇城和外郭城三个部分。宫城是宫殿区，皇城是中央官署所在地。外郭城占地广阔，划分为一百零八个坊，遍布寺院、府第和民宅；还有两个市──东市和西市，各占两坊之地。据考古勘查，西市长、宽各约一千米，市内有两条南北和东西大街，宽度都在十五米左右，相交成“井”字形。东市的构造大概也是如此。东市有二百二十个行业，邸（货栈）、肆（店铺）鳞次栉比，“四方珍奇，皆所积集”。西市的繁荣不亚于东市，许多西域胡商及波斯、大食等外国商人都聚居在这里。
    东京洛阳是仅次于长安的第二个大城市，城内设有南市、北市和西市，大致与长安的市相同。据记载，两京的市都是在四面立邸，中间是绢行、衣行、肉行、药行、铁行、秤行、鞭辔行等各类行业的店肆，同类业的店肆都集中在同一区域，设有行头来进行管理。长江北岸的扬州，当南北交通的要冲，商业也十分繁荣，“多富商大贾、珠翠珍怪之产”。751年（天宝十年），一场大风吹翻了扬州码头上的数千艘船只，可见在这里停泊的商船之多。当时的各州治县城，也多设有一个或两个供商业贸易的市。
    除都市城郭内有市的设置外，农村集市贸易也有了发展。这种集市当时称作草市、墟市，多分布在水陆交通的要冲。中唐以后，这种草市和虚市日益增多起来，也更加繁荣，有些后来还发展成为重要的市镇。

【唐朝后期的商业】
    唐后期的商业也有显著的发展，特别是长江流域的商业更为活跃。唐后期的扬州，是漕米、海盐、茶叶等货物的集散地，故“雄富冠天下”，商业更加繁荣。许多大食、波斯等外商在这里从事珠宝一类的奢侈品买卖。益州是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西南地区出产的各种货物，多在这里运销外地，故商业亦极繁荣。时人称“扬一益二”，可见在唐后期，扬州、益州的经济地位已超越长安和洛阳。东南地区的杭州，到唐后期也发展成了繁荣的商业城市。
    广州、泉州、明州是著名的对外贸易城市。770年（大历五年），外国商船到达广州的有四十多艘。它们载来了香料、药品、象牙、犀角、珍宝等货物，从中国贩走瓷器、丝绸等物品。唐政府在广州设立市舶使，管理对外商务。唐末在广州居住的外国商人数以万计，在泉州也有不少外商居住。明州则是对日贸易的重要港口，许多商船从这里出海前往日本。
    由于商业的发展，在扬州、长安、洛阳及汴州等一些大城市都出现了夜市。商业活动也逐渐突破了过去市、坊区分的严格限制，不少商人已在居民坊内开设店铺。当时还产生了柜坊和飞钱。柜坊亦称僦柜，它大概是由邸店分化而来。柜坊经营的业务，是代客商保管财物，并凭帖或信物，替存钱者支付款项，以收取柜租。德宗初年曾借长安柜坊的储款四分之一以助军费，可见那时柜坊是很多的。
    另外，唐代已经有了飞钱。飞钱亦名便换，是中国产生的最早的汇兑制度。这一制度产生于唐宪宗时期，办法是：商人在京城把钱交给某道进奏院，或交给某军府、某使节、某富家，凭文券到指定地方取钱，这样就解决了搬运大量铜币的困难。上述现象反映唐代的商业水平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北宋的商业】
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到北宋出现了新的转折。北宋以前的城市，一般是坊、市分区，即住宅区与商业区严格分开。北宋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加，彻底打破了“坊”、“市”的界限，商店可以随处开设，不再采取集中的方式。
    北宋都城开封是最繁华的城市，市内手工业作坊众多，街道两旁商店、旅舍、货摊林立，人来车往，十分热闹。市场上的商品既有来自国内各地的百货，也有来自国外的各种商品。营业时间不受限制，除白天营业外，还有夜市和晓市。城内另有固定市场和定期集市。其中大相国寺每月开放五次，规模很大。市内还出现了“瓦舍”（或称“瓦肆”），里面有“勾栏”（歌舞场所）、酒肆和茶楼，还有说书、演戏的，成为娱乐的中心。宋人张择端所画《清明上河图》，就是当时城市商业繁荣的艺术反映。
    北宋时期，由于旧坊制被打破，城市中行业分区性逐渐消失，因此行会的地位更显重要，组织更加严密。唐朝时，有些城市商业区域扩大到城外，叫做草市，北宋时更加发展。农村中还有定期开放的小市，北方叫做集，南方叫做墟或赶场。在草市或集、墟的贸易中，农产品和布帛竹木器等日用品占大宗，也有一些生产工具的交易。有些草市或集、墟在交换发达的基础上，逐渐发展成固定的市镇。市镇是城市和乡村的桥梁，它的发展，有利于商品经济的繁荣。

【北宋的货币流通】
随着北宋商品交换的发达，货币流通量也明显增加。唐玄宗天宝年间每年铸币32万贯，北宋从太宗时起每年就达到80万贯。以后逐渐增加，到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达六百余万贯。除铜、铁钱外，金银也作为半流通性货币使用。租税的征收、官俸的发给和对外贸易都使用银两。大城市有金银铺和兑房，专门买卖金银和兑换货币。国家税收中白银所占的比重逐渐增加，1021年（天禧五年）为883900多两，到1120年（宣和二年）为1860万两。黄金虽在流通，但不占重要地位。
    北宋时期还产生了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北宋建立后，四川地区长期使用铁钱，因铁钱重，携带不方便，公元10世纪末叶，成都市场上遂出现所谓“交子铺”，发行纸币“交子”，代替铁钱流通。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冬，政府看到发行交子有利可图，即借口商人争讼不息，正式创立“交子务”，改交子为官办，以36万贯铁钱为准备金，定期发行，流通区域仍限于四川。徽宗时，改交子为“钱引”，扩大流通区域。但钱引不备本钱，大量印发，于是成为人民的一大祸害。

【唐朝的水陆交通】
    当时的陆路交通以长安为中心，重要的交通干线有以下几条：（1）从长安往东经东都、汴州（河南开封）达山东半岛；又自汴州北上可到幽州（北京），南下可达扬州。（2）从长安往西北经兰州、出敦煌通西域；又自兰州经鄯州（青海乐都）可到吐蕃。（3）从长安往西南经汉中达成都，由成都可到南诏。（4）从长安往东北经河东（山西运城）到太原；又自太原经幽州可达营州（辽宁锦州市西北）及东北地区；经云州（山西大同）可到回纥。（5）从长安往南经襄州（湖北襄阳）、潭州（湖南长沙）、衡州（湖南衡阳）到广州，又自衡州能到邕州（广西南宁）。
    当时，大运河沟通了南北水道，使全国的水上航运事业也空前发展起来。所谓：“弘舸巨舰，千舳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可见当时水上交通是很发达的。唐承前旧制，在水陆交通要道上大致凡三十里设一驿站，全国有水驿260所，陆上1297所，水陆相兼驿86所，共有驿站1644所。陆驿备有马，水驿备有船，以供官吏往还和政府文书的传递。在交通要道上除国家设置的驿站外，还有私人开设的接待客商的店肆，各店不仅出卖酒饭，而且“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

四、中国古代王朝的经济政策

一、教学目标

【内容标准】了解“重农抑商”、“海禁”等政策及其影响，分析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原因。

【知识与能力】
了解有关中国古代王朝经济政策的基本知识。
初步了解、认识历史领域的考古材料、文献材料和文物插图对于证史的重要作用。
借助于历史文献深入理解中国古代重农抑商政策的实施原因和所带来的经济后果，从而培养学生的阅读历史文献的能力和借助历史文献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通过比较秦与西汉两朝统治者实行不同的区域经济管理政策所带来的不同政治结果，理解区域经济管理的方式的差异与统治集团的阶级属性的深层次关系，培养学生的历史比较和历史鉴别能力。
理解统治者对工商业的严格管理对其统治的特殊作用。

【过程与方法】
学生可以根据教科书与教师提供的考古材料、历史文献材料及自己的观察所得进行推理分析，大胆地比较论证，主动探究各个历史问题的答案。学会用观察法、比较法、阅读法（包括历史图片、文史材料）等学习有关的问题。
教师应该注重引导式教学法，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进行探究、思考和总结，并对整个学习过程中学生的学习动态进行纠正；对于学生的表现给予恰当的评价。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通过本课内容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古代中国的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压抑了中国社会新的生产方式的萌芽，从而使学生明白我国今天的改革开放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
通过本课内容的学习，使学生明白崇尚节俭对一个社会的重要性，增强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热爱之情。

●本课内容共分为四个板块。第一板块介绍了中国古代历朝大都执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商业被作为末业而长期受到压抑。进而说明重农抑商政策的基点是为了维护专制主义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但这种政策导致社会经济活力受到压抑，阻碍了新的生产方式的萌芽。

第二板块介绍了区域经济管理的方式。通过例举秦和西汉两朝的经济管理说明最高执政集团的不同经济管理方式会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现象，往往在交替出现的分裂时期逐渐得到弥补。而分裂时期地区经济的发展，又给以后出现的统一局面提供了更高的经济、文化基础。

第三板块介绍了中国古代工商业的管理。说明秦王朝统一度量衡，为工商业的发展规定了必要的的统一标准；而且，秦政府对经济管理的措施，也达到极细微严密的程度。而西汉对经济的管理就更为严格。汉武帝时期推行盐铁官营的制度；王莽时期推行“五均六莞”的新经济政策。
第四板块介绍了中国古代的禁奢侈的经济政策。通过引用历史文献说明对奢侈之风的纠治，应当先自“上行”而后求“下效”。正因为历代统治者本身做不到这一点，所以，禁奢侈的政令最终难以实现。
●本课的重点与难点。重点：理解中国古代的重农抑商政策和区域经济管理方式，培养学生的历史分析能力。难点：古代中国是一个以农为本的社会，要求学生能站在这一高度上去理解重农抑商实施的原因，此外，不可忽视超越经济的政治文化的因素；理解区域经济管理的方式的差异和统治集团的阶级属性的深层次关系。

三、问题解答

【想一想】
●《汉书》中记载了这样的说法：“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为什么回出现这样的情形呢？
答：译文：“现在的法律贬低商人，但是，商人已经非常富贵了；现在的法律抬高农民，但是，农民已经极其贫困了。”原因：（1）中国古代统治者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造成商人的社会地位非常底下，但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不可避免地致富了，这是历史的必然；（2）长期以来，中国社会依附于土地的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统治阶级是地主阶级的代表，而地主是靠剥削农民来生存的，农民虽然名义上政治地位被“抬高”，事实上处于社会的低层，极其贫困。

●唐代诗人李敬方《汴河直进船》诗写道：“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为害亦相和。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膏是此河。”这里所谓“取尽脂膏”，是什么意思？
答：译文：“汴水连通淮水本来好处很多，但是既有利又有弊。统治者就是通过这条水上运输线搜刮东南四十三州的民脂民膏的。”理解：本来汴水沟通淮水对老百姓很有利，但是却成为统治者搜刮老百姓的工具。说明中国古代社会实行的“重农抑商”政策既压抑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又使农民承受了繁重的剥削。特别是东南经济富足的地方，在不合理的区域政策下，成为支撑专制主义王朝的主要基点，地区经济的发展，因此受到消极的影响。

【议一议】
●应当怎样认识中国古代抑商政策的作用和影响？
答：作用：（1）有利于农业人口的稳定，推动农业经济向前发展；（2）有利于加强对农民的剥削和控制，进而保障国家的安全，维护统治阶级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3）打击富商发展官营商业，强化了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影响：这一政策使社会经济受到了压抑，阻碍了新的生产方式的萌芽，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汉代政论家曾经警告：“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我们应该怎样理解这样的说法？
答：译文：“奢侈的习惯，一天天地膨胀，对国家是非常不利啊。”理解：中国古代社会是农业社会，社会经济受到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的影响非常脆弱，社会财富的积累非常不容易；奢侈之风的兴起，可能会激化阶级矛盾，对于维护统治非常不利。

【自我测评】
●试举若干例证，说明中国古代王朝经济政策的特征。
答：（1）为了维护专制主义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中国古代历朝大都执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例如：汉文帝说“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都不如谷物和丝麻。”汉武帝也推行过打击富商大贾的政策。
（2）统治者推行的区域经济管理政策，有时会使经济发展出现畸轻畸重的偏差。例如：秦朝时期，重视关中地区而压迫和剥削关东地区；再如：汉光武帝刘秀出身南阳，定都洛阳，于是，“南阳帝乡”和“河南帝城”受到优待。
（3）古代王朝对经济生活的控制非常全面、具体和严密。例如：秦朝统一度量衡为商业的发展规定了必要的统一标准；汉武帝时代实行“盐铁官营”制度。
（4）中国古代王朝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实行禁奢侈的政策。例如：汉成帝的诏书中就曾经说过，世俗奢侈无法禁止的原因在于，贵族高官的奢侈没有节制，于是民众仿效，逐渐形成社会风气。

【材料阅读与思考】
●东方朔批评汉武帝时说：“上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独不奢侈伤农，事之难者也！”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东方朔指出了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历史事实？
答：译文：“上层社会如此奢侈，而惟独想使老百姓不要奢侈以免延误农业经济的发展，这太难了！”历史事实：大凡奢侈腐化总是从上层社会开始，并且最盛；老百姓没有奢侈的经济和社会条件。

五、历史问题注释

【重农抑商政策】
重农抑商政策是中国历代王朝采用的最基本的经济政策，其主张是重视农业，以农为本，限制工商业的发展。它作为一项完整的政策，最初萌芽于战国时期。从商鞅变法规定的奖励耕战、禁止弃农经商的原则，这一政策长期得到继承。
中国古代王朝采取这种政策，归根到底是由其经济基础决定的。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经济的主要部门是农业。农业是古代决定性的生产部门，提供给人们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农业生产的状况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存亡。为此，历代统治者都把农业当作根本性的大事来抓，采取一系列督促、鼓励、组织农业生产的措施，在国家经济政策上向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方向倾斜。通过发展农业，专制主义王朝可以征收稳定的土地税来保证财政收入，还有利于社会稳定，将农民紧紧束缚在土地上。统治者认为，工商业的发展会加剧劳动力从土地上流失，造成种种社会问题。因此，重农抑商、以农立国就成为中国历代王朝的传统治国主张。
重农抑商政策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对于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如战国时期，秦国实施商鞅变法中重农抑商的规定，促进了经济的跃进，壮大了秦国的实力，为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重农抑商政策的弊端日益暴露。自然经济阻碍社会分工，难以形成完全意义上的商品生产。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产品的流通和交易又是必然的，抑商政策阻碍了产品的流通和工商业的正常发展，打乱了社会经济结构的内部平衡，妨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这一政策的消极作用就更明显。明朝中后期，生产力水平提高，商品经济空前活跃，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出现，在这种形势下，统治者依然把商业和农业对立起来，采取各种措施，极力压制和束缚资本主义发展。抑商的结果迫使商业资本流向土地，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土地兼并，严重影响了商业资本积累，不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和发展。重农抑商政策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中国社会落后的原因之一。

【《吕氏春秋》的重农思想】
《汉书•艺文志》中著录的“六国时”农学作品可以说已经一无所存，我们所看到的专论农业的先秦文献，只有《吕氏春秋》中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4篇。
有学者推断，《上农》等4篇，大致是采自《后稷农书》的。《后稷农书》，应当是战国时代较早的作品，故能为吕氏所采用。这一农书，在《汉书•艺文志》中即未著录，可见它是早已失传了；幸而在《吕氏春秋》中保留了这一部分。《上农》一篇，讲的是农业政策；《任地》、《辩土》、《审时》3篇，讲的是农业技术。（夏纬瑛校释：《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校释》，农业出版社1979年版，第2页）有的学者指出，《吕氏春秋》中的《上农》等4篇,“是先秦最系统的农业学著作”，除农业技术以外，也包括农业政策。“这几篇文章反映了吕不韦和秦国政府对农业问题的高度重视，它主张先农业、次工商，与商鞅‘困末作而利本事’的政策有一定区别。”（牟钟鉴：《〈吕氏春秋〉与〈淮南子〉思想研究》，齐鲁书社1987年版，第30页至第31页）

【经济重心向东南地区的转移】
    在我国历史上，黄河中下游地区是开发最早的地区，这里人口集中，经济文化发达，是我国古代的经济中心。但自东汉以后，由于黄河流域战乱频繁，在我国形成了人口由北向南流动的历史趋势。
我国古代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主要有三次：第一次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当时北方战乱频繁，社会生产屡遭破坏，而江南地区则相对稳定。从西晋末年起，直到南北朝，北方大批农民为逃避战祸，纷纷南迁，为南方的农业生产增加了许多劳动力，并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他们同南方汉族人民以及从山区迁出定居的少数民族一起，兴修水利，开垦出大片良田。水稻栽培技术有所提高，小麦开始推广，牛耕得到普及。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经济迅速发展，福建、广东和广西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开发。南方的农业生产开始赶上北方。
第二次是五代十国时期。这一时期北方再次经历了长期战乱，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直到周世宗时才得到恢复和发展。南方相对稳定，各国统治者为了保存实力，都比较重视农业生产。同时许多中原人民迁到江南，增加了当地的劳动力。所以，社会经济获得较大发展。
第三次是南宋时期。南宋人民的斗争，打击了南宋王朝，阻止了金军前进；北方人民的南迁，使南方经济又一次得到大规模的开发。南宋时南方水田增加，水稻种植面积扩大，产量提高，上等田每亩可收五六石，太湖流域的稻米产量在全国占重要地位，流传着“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这表明南方农业生产已经超过了北方，根本上改变了过去以黄河流域为重心的格局。南宋经济的发展还表现在棉花种植的推广、棉纺织工艺水平的提高、造船技术的进步和海外贸易的发达，这些也都是北方所不能企及的。
    我国古代经济重心向东南的转移具有三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北方人民大批南迁，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经验，二是南移趋势往往在国家分裂或战乱时最突出：三是经济中心向东南的转移又导致了政治重心和文化重心相应的转移。

【秦统一度量衡】
战国时期，度量衡制度相当混乱。秦统一后，把商鞅变法时制定的度量衡制度推行到全国，并专门颁发了统一度量衡的诏书，把它铭刻在官定的度量衡器上，发到全国，作为标准器具。
    现存咸阳出土的“大良造商鞅量”底面，即补刻有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度量衡的诏书。同时，还继续执行度量衡定期检查制度，每年二月对全国度量衡器进行鉴定，以保证计量器具的准确和统一。
    秦朝统一度量衡的目的在于保证政府的赋税收入，但它对消除各地割据势力的影响，以及促进经济发展、文化交流也起了重要作用。

【西汉盐铁官营】
秦始皇时已开始由国家经营盐铁，这是国家财政收入最大的项目。汉高祖允许民间私营盐铁，国库收入大减，武帝时用桑弘羊、东郭咸阳等做理财官，把盐铁收归国家经营，禁止民间私铸铁器和煮盐，召盐铁商做盐铁官。全国有铁官44处，盐官32处。从此朝廷增加了巨大的收入，又削弱了地方豪强的割据势力，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巩固。
但是，伴随农业生产的发展，土地兼并的现象日益尖锐，广大农民的负担愈来愈重。盐铁官营等政策的弊端，如铁器苦恶，价格不平，主管官吏废公法、谋私利，强征农民冶铁煮盐等等，也直接贻害农民，加剧了农民与封建国家之间的矛盾，致使农民的反抗斗争日益频繁。
    而且依靠盐铁官营等政策所聚敛的财货，无法维持战争的长期消耗。因此，至汉武帝晚年时，已是“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另一方面，经过汉王朝的连年出击，匈奴力量大为削弱，边患有所缓和。这些客观情况，促使武帝晚年的政策发生重大改变。征和四年（前89年）武帝在诏令中指出，此后务在禁绝苛暴，不得擅兴赋役，应致力农耕。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汉初的“与民休息”政策。

【王莽与“五均六莞”政策】
王莽（前45～23年），新王朝的建立者。字巨君，原籍西汉东平陵（今济南东）人，汉元帝皇后侄。西汉末，以外戚掌握政权，封新都侯。初始元年（公元8年）称帝，改国号新，年号始建国。在位期间实行“改制”，命令全国民间的土地更名为“王田”，奴婢改称“私属”，皆不得买卖；一家不满八男而占田超过一井（900亩）者，余田须分与亲族邻里，无田的按一夫一妻受田百亩的规定分配。为了增加国家税收，垄断工商，公元10年又推行“五均六莞”。曾屡改币制，造成经济上的极大混乱。他还更改官制，恢复五等爵，滥加封赏，不断挑起对外战争。由于赋役繁重，刑政苛暴，阶级矛盾尖锐，天凤四年（17年）爆发全国性农民大起义。更始元年（23年）为商人杜吴所杀。新亡。
为了抑制商人对农民的过度盘剥，制止高利贷，控制物价，改善财政，王莽在始建国二年（公元十年）下诏实行五均六。所谓五均，即在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等城市设五均司市师，管理市场。各城设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工商各业，向市中申报经营，由钱府按时征税。每季度的中月由司市官评定本地物价，称为市平。物价高于市平，司市官照市平出售；低于市平则听民买卖；五谷布帛等生活必需品滞销时，由司市官按本价收买。百姓因祭祀或丧葬无钱时，可向钱府借贷，不收利息，但分别应在十天或三个月内归还。因生产需要也可贷款，年利不超过十分之一。所谓六，是由国家对盐、铁、酒、铸钱、五均赊贷实行统制，不许私人经营；控制名山大泽，对采集者征税。

【《盐铁论》与禁奢思想】
西汉后期政论文集。原为汉昭帝时盐铁会议的文献，后经桓宽整理而成此书。桓宽，字次公。汝南（今河南上蔡）人。生卒年不详。宣帝时举为郎，后任庐江太守丞。
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昭帝召集天下贤良、文学60余人到长安，“问以民所疾苦”(《汉书•食货志》)，并让他们与御史大夫桑弘羊、丞相田千秋讨论盐铁官营、酒类专卖等问题。这就是西汉时有名的盐铁会议。至宣帝时，桓宽根据这次会议的文献,进行加工和概括,“推衍盐铁之议，增广条目，极其论难，著数万言”（《汉书•公孙、刘田传赞》），成《盐铁论》60篇。
《盐铁论》内容涉及当时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也反映了当时一定的社会面貌，是研究西汉后期历史的重要史料。形式上它借鉴了汉赋主客问答的方式,以文学、贤良为一方,以御史、大夫等为另一方，进行辩论，双方互相诘难，使论点不断深化。从文体上说,它是汉赋的一种变体,在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史上有创新意义。在辩论过程中,有从容细致的说理,有以尖锐激烈的言词批驳对方，有用生动的比喻和具体事例以增加论点的说服力，给人以深刻印象。
《盐铁论》的议论从实际出发,针砭时弊,颇中要害；语言简洁流畅，浑朴质实。郭沫若称它是一部“对话体的历史小说”。《盐铁论》自宋以来历代皆有刊本，较通行的有清张敦仁考证本、郭沫若《盐铁论读本》和王利器《盐铁论校注》。
《盐铁论•散不足》中有许多关于禁奢侈的思想，例如：
“古者，诸侯不秣马，天子有命，以车就牧。庶人之乘马者，足以代其劳而已。故行则服桅，止则就犁。今富者连车列骑，骖贰辎軿。中者微舆短毂，繁髦掌蹄。夫一马伏枥，当中家六口之食，亡丁男一人之事。
“古者，庶人粝食藜藿，非乡饮酒膢腊祭祀无酒肉。故诸侯无故不杀牛羊，大夫士无故不杀犬豕。今闾巷县佰。阡伯屠沽，无故烹杀，相聚野外。负粟而往，挈肉而归。夫一豕之肉，得中年之收，十五斗粟，当丁男半月之食。
“古者，事生尽爱，送死尽哀。故圣人为制节，非虚加之。今生不能致其爱敬，死以奢侈相高；虽无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币者，则称以为孝，显名立于世，光荣着于俗。故黎民相慕效，至于发屋卖业。
“古者，夫妇之好，一男一女，而成家室之道。及后，士一妾，大夫二，诸侯有侄娣九女而已。今诸侯百数，卿大夫十数，中者侍御，富者盈室。是以女或旷怨失时，男或放死无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