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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版古代中国经济基本结构特点(一)

时间:2009-10-18 17:29:01  来源:人民版
 

人民版古代中国经济基本结构特点(一)

专题教学的总体要求

1.专题教学总体设计思路
本专题教材概括总结了古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和特点,对于不同经济形态和不同产业部门的形成过程和基本特征也有所说明。本专题的教学目的,期望使学生具备有关中国古代经济史的基本知识,分析和总结中华民族在经济创造和经济积累方面对于人类历史进程的作用及其影响。在了解历史的基础上,能够加深对现今中国经济条件的理解,也可以展望未来中国的经济前景。总结古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到我们民族历史的光荣,也可以看到传统经济结构不利于历史进步的弊病。熟悉有关历史事实,对于中国经济建设正确方向的认识,是十分有益的。丰富有关经济史的知识,回顾历史上劳动人民及其杰出代表在生产中的发明,提高学生自身的创造性和进取性等基本素质,对于他们在未来经济实践中的成功,也是必要的。
今天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在过去中国的经济基础上实现的。中国经济进步在许多方面依然受到传统经济形式的制约。通过教学,除了使学生获得有关经济史的基本知识以外,还应当鼓励学生联系有关现实进行较深层次的思考。

2.本专题的教学重点和难点
本专题教学的重点,首先在于说明农业是中国古代的主体经济形式,农业技术的成熟和农业管理方式的完备,成为中国古代经济形态最突出的特征之一,而中国古代农耕生产是以个体经营为主的。千百年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中国经济的基本形式。其次,应当说明手工业经济和商业经济的基本特点。
由于本专题教学的年代跨度相当大,有的内容涉及经济生产和经济生活的诸多领域,例如手工业经济就涉及多种产业,而教材的容量有限,教学中应当注意引导学生充分利用以往所学得的知识,利用课外获得的诸种相关信息,以深化对教材内容的理解。


学习古代经济史,会遇到由于史书记载简略以致许多历史现象不能十分明朗的问题。教师应当指导学生尽可能地利用文学遗产、地方史资料,特别是文物考古发现充实通过教材讲授所得到的基本概念。利用这些条件,应当以学生最熟悉的,距离学生生活区域最近的,以及最新发现的资料为主。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有必要帮助学生进一步锻炼研读古文和查阅有关工具书的能力,在条件可能的情况下,也应当帮助学生掌握初步的文物知识。

一  古代中国的农业经济


一、教学目标

【内容标准】知道古代中国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和土地制度,了解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
【知识与能力】
    了解中国远古时期,农业就占据了主导经济的地位。进而了解古代中国就有了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
    了解古代中国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并通过深入了解农业耕作工具的改革和演进来明白工具的变革在农业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
    了解中国古代赋税制度的演进和发展。进而知道古代中国的农民因此而承受了沉重的负担。
    深入了解古代中国的土地问题,并明白依附于土地的两个不同的阶级;了解中国古代的土地集中现象和几种典型的土地制度。通过了解中国古代水利事业的发展,并结合课本中的历史图片认识几种有名的古代水利工程。
    通过对课本内容的学习理解古代中国农业占据主导的经济地位的原因。从而锻炼历史分析和历史概括的能力。
    通过对主要耕作方式和生产工具的演进的了解,理解工具变革在生产发展中的关键作用,从而培养学生运用唯物主义观点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深入理解古代中国赋税和徭役的内在关系,以及徭役过重在历史更替中的作用,从而培养学生的历史探究能力。
    理解古代中国水利事业在农业经济发展中的重大作用,并通过深入了解古代有名的水利工程来培养学生的历史联想能力和人文素养。

【过程与方法】
通过本课内容的学习,学生可以根据教材内容以及教材所提供的历史史料和历史图片,并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大胆想象、数理分析和创新性思维。并使学生学会用比较法、阅读法、观察法和历史联想法等方法进行历史问题的分析和解决。
教师在教学中应该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灵活地运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并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注重启发式教学;设计问题要有针对性和启发性,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进行问题探究,避免“灌输”。对于学生的学习过程要始终进行及时和恰当的评价。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通过本课的学习,使学生知道古代中国有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我们的祖先在生产实践中建造了大量的世界闻名的水利工程,从而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加深对伟大祖国的热爱之情。
通过对中国古代水利工程的了解,培养学生的历史生态意识和环境保护意识,从而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


 

二、教学内容分析

●本课内容共分为六个板块。第一板块通过“神农”传说的兴起,说明自远古时期起,农业就在经济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中国古代的一切文明成就,都是在农业经济正常发展的基础上得以实现的。
   
第二板块介绍了古代中国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和生产工具的演进。教材中提供的大量历史图片使学生有利于理解生产工具革新在农业生产发展中的关键作用。但是,中国古代传统的农业耕作方式是小农户的个体经营,所以,长期以来,耕作技术没有革命性的进步。
第三板块介绍了古代中国的赋税。说明古代国家是通过赋税剥夺农人的经济收入,为政权的支出提供物质保证的。并且说明中国古代有征收“泰半之赋”的时代。

第四板块介绍了中国古代的徭役,并且说明繁重的赋税和徭役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压抑,从而阻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由此引发的社会动乱,往往成为王朝覆灭和社会经济文化凋残的直接导因。
   
第五板块介绍了古代中国的土地问题。说明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农业人口中,地主和农民是最基本的两个阶级。土地高度集中,是中国古代经济生活中的普遍现象。进而介绍了中国古代的几种土地制度。
   
第六板块叙述了中国古代水利事业的发展。说明几千年来,中国农民长期在恶劣自然条件“旱”与“涝”的双重威胁下艰难劳作。水利事业的发展为中国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

●本课的重点与难点。重点:理解和认识中国古代的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难点:理解中国古代依附于土地的两个不同阶级的深层次关系;理解土地集中与农业经济发展和民众暴动的关系;理解生产工具的革新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


三、问题解答

【想一想】
●为什么“神农”在中国早期神话传说中有特殊的地位?
   
答:因为(1)中国自远古时代起,农业就开始在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2)中国古代的一切文明成就,都建立在农业经济正常发展的基础之上。(3)农耕作为最基本的经济形式,支撑着中国古代社会的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4)据说,神农氏创制了原始农具耒、耜,教导民众耕作,还进行了农作物品种的改良实践,这一切对农业经济的贡献是巨大的。所以,“神农”在中国早期神话传说中有特殊的地位。
●战国时期,有西门豹开发水利的故事,你知道这一故事发生在什么地方吗?
   
答:发生在邺县(今河北临漳县)。
【议一议】

●有人认为,地主阶级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农民的极端的贫苦和落后,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也有人认为,阶级分析的方法,不是史学研究的唯一方法,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不前的原因,可以从多方面探寻。请发表你的看法。
参考答案:首先,历史研究的方法应该是多样化的,阶级分析的方法只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种,除此以外历史调查的方法、历史比较的方法等都是非常重要的。其次,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不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1)中国自然经济延续的时间达两千多年;(2)中国古代战乱频繁;(3)每个王朝的中后期都会出现大规模的土地兼并;(4)统治者实行了一套“重农抑商”的政策;(5)统治者对思想和政治的控制极其严厉等。

【自我测评】
●中国古代农业发展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答:(1)在原始阶段经历了“刀耕火种”的落后耕作方式。(2)中国古代传统的农业耕作方式是小农户的个体经营。长期以来,耕作技术没有革命性的进步。(3)赋税和徭役繁重,压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进而阻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4)土地高度集中,地主和农民的阶级矛盾激化,民众暴动不断发生。(5)历朝历代的水利兴修防御了自然灾害,推动经济不断向前发展。

【材料阅读与思考】
●唐代诗人李绅有《悯农》诗:“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读这样的诗句,应该怎样理解古代农民的生活境况和社会贡献?
答案提示:(1)诗句理解:春天种下一粒种子,到秋天的时候能收回万颗粮食。四海之内已经没有空闲的土地了,但是依然发生农民因饥饿而走入生命绝境的情形。中午顶着烈日在锄禾苗,一滴滴汗水落下来掉在地里。有谁会知道盘子中的每一顿食物,粒粒都是辛苦得来的。
(2)a、中国传统社会的农业人口中,地主和农民是两个基本阶级,地主占有土地剥削农民;由于农民没有土地,是被剥削阶级,所以受的压迫非常严重。残酷的土地兼并会使大量的小农破产。B、由于农民是劳动者,进行了生产方式和生产工具的改进和革新,并且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推动社会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所以是中国古代物质文明的创造者。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

 

【知识链接】
早期的农学
《汉书•艺文志》进行图书分类,其中列有“农学”。农学,是农耕经验的理论总结。中国早期农学成就,在世界农业理论发展的历史上,有重要的地位。

五、历史问题注释

【神农氏】
《易•系辞》说:伏羲之后,神农氏兴起,“斲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白虎通》卷二也写道:“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耕,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氏’。”传说中的神农时代,是理想的社会,《商君书•画策》:“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山东武氏祠汉画像石神农画面有榜题文字,写道:“神农氏因宜造田,辟土种谷以振万民。”神农氏就是炎帝。
传说炎帝诞生于厉山(或烈山),原居西北高原姜水流域,后到达中原地区。厉山座落在湖北省随州厉山镇九龙山南麓;姜水是黄河流域的一条河名,在今陕西岐山东,现为陕西省宝鸡市,宝鸡古称陈仓。故炎帝以“姜”为姓,号厉山氏(或烈山氏)。


传说炎帝遍尝百草,为人医病,是华夏中草药的第一位发现者和利用者。《淮南子•修务》:“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蠃蛖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硗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
炎帝部族和黄帝部族曾经结成联盟,在涿鹿(今河北涿鹿南)一战击败蚩尤部族。炎帝与黄帝因此并称为中原各族的共同祖先。当今世界,天下华人均以“炎黄子孙”而自豪。炎黄,成为中华民族人文初祖的代称。

【新石器时代】
远古人类历史上采用磨制方法制造石器的时代。距今约1万年左右,中国广大地区进入了新石器时代。迄今所发现的我国境内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有7000多处,正式发掘的有100多处。磨制石器的大量涌现、陶器的制造以及农牧业的产生,是这个时代区别于旧石器时代的主要标识。新石器时代在我国大约延续了5~6千年,到距今4千年左右的时间结束。
新石器时代大致可以分为早、中、晚三个阶段。具有代表性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早期有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中期有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大汶口文化、河姆渡文化;晚期有龙山文化。其中,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是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
新石器时代的原始农业从一开始就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北方各地的农作物主要是粟和高粱,南方则以栽培水稻为主。我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中以各种陶器的遗存最为丰富,也最具有阶段性和连续性。仰韶文化的陶器以红陶居多,常绘有几何形花纹、人面纹和动物花纹。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器制造普遍采用快轮制坯,使胎壁厚薄均匀。当时的陶窑温度达1000多度,可以烧制出胎质坚硬的灰陶和黑陶。山东龙山文化的一种黑陶,坚硬细腻,胎壁薄如蛋壳,漆黑光亮,被称为蛋壳陶,是当时陶器中的精品。新石器时代的人们已经不再构木为巢或穴居野处了,各种类型的房屋被建造出来。这个时期的原始艺术,如绘画、雕塑、乐舞等,都普遍发展起来,有些还达到了相当的水平。

【以牛田】
春秋时期,牛耕得到推广。《国语•晋语》说“夫范、中行氏……将耕于齐,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当时有些人以牛或牛耕作名字,如孔子的弟子冉耕字伯牛,又有司马牛名犁。晋国有个力士叫牛子耕。
《战国策•赵策一》记载,赵国谋得秦人围攻的上党之地,秦赵临战,平阳君赵豹劝诫赵王:“秦以牛田,水通粮,其死士皆列之于上地,令严政行,不可与战。王自图之!”说秦国已经推行牛耕,发展漕运,作战勇猛者都得到最高的封赏,国家法令严厉,行政效率很高,这样的国家是难以战胜的。请王慎重考虑!按照赵豹的说法,秦国首先由于“以牛田”,而具有了“不可与战”的国力。

【铁制农具的普及】
目前发现最早的铁犁具是战国时期的。河北易县、河南辉县及陕西等地均发现有V形战国铁犁铧。根据各地出土的大量汉代犁铧以及山西、山东、江苏、陕西、内蒙古等地发现的汉代牛耕图可以知道汉代已在全国范围普遍推广牛耕,而且耕犁基本定型。犁由犁梢(犁柄)、犁床、犁辕、犁箭、犁铧和横杠(犁衡)六部分组成,总的讲还比较笨重,特别是直长辕,影响耕田时转向等动作,再者,虽可用犁箭上下移动,影响犁辕与犁床之间的夹角张大或缩小,调节耕地的深浅,但还不够简便和规范。这些缺陷待唐代出现曲辕犁后便得到解决。当时盛行二牛抬扛式的犁耕,即两头牛抬着犁衡,挽拉一张长辕犁,一人扶犁并驱赶耕牛。
除了犁以外,历史上主要的铁农具还有整地用的臿,农田中用它开排水沟,也可用于深耕。䦆(镢),有的地方称镐,战国、秦汉使用普遍,适用于刨地翻土。铁搭(铁耙),唐、宋以后出现,长江下游最为普遍,用它翻地比牛耕更适于粘重的水稻田。中耕除草时的农具主要有铲,用来除草、松土,操作时两手向前推。锄,同铲一样,但操作时向后削,用锄松土、间苗、培土更适宜。古书上“耨”、“镈”等农具都属于锄一类,形制上和锄大同小异。在考古发掘中,战国时期开始出现铁铲、铁锄。收割的主要农具有镰。在父系氏族社会阶段已有石镰,最早的铁镰是战国时期的。钹镰,使用时需双手执之,可以说是一种大型镰刀,适用于收割撒播的麦子和牧草等。

 

【西汉的犁】
西汉耦犁
由二牛合犋牵引、三人操的耕犁。其操作方法是一个牵牛,一人掌犁辕以调节耕地的深浅,一人扶犁。这种犁的犁铧较大,可使深耕、翻土、培壅一次进行,耕作速度快。
西汉耧犁
又称耧车,是汉武帝时搜粟都尉赵过创造的一种畜力播种机。该机由耧架、耧斗、耧腿等几个部分组成。耧架用木制成,供人扶牛牵。耧斗是放种籽的木箱,分大小二格。大格储种籽,小格相当于播种调节门,有一个带闸板的出口,可以控制下种速度,均匀地播撒。耧腿是开沟的铁铲,耧犁按播种幅宽、行数的不同,有一腿、二腿、三腿乃至更多的腿,其中以三腿的较多。耧犁能一次完成开沟、播种、覆土、压土等多项工作,提高了播种的质量与效率,是当时较高水平的播种机,也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播种机。


秦朝的赋税和徭役】
秦朝的赋税很重,是前朝的20倍。《汉书•食货志》:“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人民要把全年收获的2/3交给政府。“收泰半之赋”,这么重的赋税,使“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人民只能“衣牛马之衣,食犬彘(猪)之食”了。
秦朝人民负担最重的是徭役和兵役。秦政府规定:成年男子每年服徭役一个月,一生要在本郡服兵役一年,到京城或边疆戍守一年,这是基本的。秦始皇在位期间,始终未停止过大规模征发徭役。首先是大建宫殿和皇陵,每灭一国,就仿其国宫殿,在咸阳盖起同样大小的宫殿。另外又建朝宫于上林苑,可容十万人;建阿房宫,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万人。关中宫计三百,关外宫四百余,均建甬道相连。此外,又以刑徒七十余万在骊山修建皇陵。至于全国修建的驰道,参加的戍卒民夫亦不计其数。修筑万里长城更用上数十万人运送粮草;若男子不足,甚至还用女子服役。秦代人口估计约二千万人,而每年被征服役者不下三百万,占总人口百分之十五以上,由是可见秦代徭役之繁重。

【井田制】
周代的主要土地制度。在这种土地制度下,土地划分为“公田”和“私田”。公田就是周天子和各级贵族所掌握的土地,庶人在公田上劳作,其产品全部归周天子和各级贵族所有。公田又称为“大田”或“甫田”。贵族们提供给庶人耕种的小块土地称为私田,其收获归庶人私有。
关于公田和私田的结构情况,孟子曾有这样的说法:“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孟子•滕文公》)按照这种划分方法所形成的土地疆界形状呈“井”字形,所以孟子称之为“井地”,后世又称为“井田”。《汉书•食货志》上:“井方一里,是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亩。公田十亩,是为八百八十亩,余二十亩以为庐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古代文献上的这些记载反映了在井田制度下土地分配的情况。对于这种土地分配制度的意义,孟子十分强调其对“仁政”的影响。他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孟子•滕文公》)孟子的说法虽然带有一些空想性质,但他去古未远,其说法应当是基本上反映了周代社会基层单位的土地情况的。

 

【大禹治水】
传说在尧舜禹时代,洪水泛滥于中国,居民困苦不堪。尧命鲧去治水,鲧使用堵塞河道修筑堤防的办法,历时九年以失败而告终,鲧也被“殛之于羽山”。舜命禹去治水。禹总结其父鲧及前人治水的经验教训,改用疏导江河的办法,凿龙门、辟伊阙、疏九河……,终于取得了成功。大禹治水的传说也广泛流传于世。
    关于大禹治水的故事,在《诗经》、《尚书》、《左传》、《孟子》、《墨子》、《荀子》、《楚辞》、《管子》、《国语》等书中均有记载。比较详细的是《孟子•滕文公上》。其中写道:“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当是时也,禹八年于外,三过家门而不入,虽欲耕,得乎”。这里说的“禹疏九河”可能是夸张的说法,但他治理洪水之事,可能不谬。大禹为了治水,解除民众之苦,三过家门而不入,这种忘我精神,也为历来的史学家所称颂。

【都江堰】
都江堰位于四川成都平原西部的岷江上,距成都56公里,是二千多年前,中国战国时期秦国蜀郡太守李冰及其子率众修建的一座大型水利工程,是我国现存的最古老而且依旧在灌溉田畴、造福人民的伟大水利工程。
    战国秦昭王时期,蜀郡守李冰于公元前227年创建的都江堰,是中国最古老的水利工程,是我国科技史上的一座丰碑,被誉为世界奇观。2250多年来,引水灌溉,才使蜀地有“天府之国”的美誉。都江堰是“天府”富庶之源,至今仍发挥着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灌溉良田1000多万亩。
都江堰水利工程最主要部分为都江堰渠首工程,这是都江堰灌溉系统中的关键设施。渠首主要由鱼嘴分不堤、宝瓶口引水工程和飞沙堰溢洪道三大工程组成。
离堆在开凿宝瓶口以前,是湔山虎头岩的一部分。李冰根据水流及地形特点,在坡度较缓处,凿开一道底宽17米的楔形口子。峡口枯水季节宽19米,洪水季节宽23米。据《永康军志》载“春耕之际,需之如金,号曰‘金灌口’”。因此宝瓶口古时又名金灌口。宝瓶口是内江进水咽喉,是内江能够“水旱从人”的关键水利设施。由于宝瓶口自然景观瑰丽,有“离堆锁峡”之称,属历史上著名的“灌阳十景”之一。

【郑国渠】
公元前246年(秦王政元年)秦王采纳韩国人郑国的建议,并由郑国主持兴修的大型灌溉渠,它西引泾水东注洛水,长达300余里。泾河从陕西北部群山中冲出,流至礼泉就进入关中平原。平原东西数百里,南北数十里。平原地形特点是西北略高,东南略低。郑国渠充分利用这一有利地形,在礼泉县东北的谷口开始修干渠,使干渠沿北面山脚向东伸展,很自然地把干渠分布在灌溉区最高地带,不仅最大限度地控制灌溉面积,而且形成了全部自流灌溉系统,可灌田四万余顷。郑国渠开凿以来,由于泥沙淤积,干渠首部逐渐填高,水流不能入渠,历代以来在谷口地方不断改变河水入渠处,但谷口以下的干渠渠道始终不变。
郑国渠自秦国开凿以来,历经各个王朝的建设,先后有白渠、郑白渠、丰利渠、王御使渠、广惠渠、泾惠渠,至今造益当地。引泾渠首除历代故渠外,还有大量的碑刻文献,堪称蕴藏丰富的中国水利断代史博物馆。


二、古代中国的手工业经济


 

一、教学目标

【内容标准】列举古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的基本史实,认识古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的基本特征。

【知识与能力】
通过学习教材中提供的历史文献,了解中国古代手工业发展的基本史实,并在此基础上能对其种类、部门、管理等方面进行列举。
深入了解中国古代手工业发展的基本特征,并能对“工官”制度作进一步认识;同时,能对所涉及的手工业专有名词进行探究。
通过本课内容的学习,能够使学生养成阅读历史文献的习惯与能力,并在此基础上能借助历史文献进行独立学习和探究的能力。
深入理解中国古代手工业的特征,了解其生产的意义和局限性,进行合理的辨证的思维和创新性探索。从而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
结合课本中所提供的历史图片和内容,以及手工业发展的数据鼓励学生进行推理和论证,提高学生的历史比较能力和分析能力。
结合地图理解中国古代不同时期手工业中心的地理分布,培养学生的历史时空感和观察能力。

【过程与方法】
学生可以根据教科书中所提供的历史文献和图片及自己的观察所得,进行大胆的想象、合理的历史推理和主动的探究。并尝试运用观察法、阅读法(包括历史文献、地图等)访问法、调查法等方法进行历史问题的探究和思考。
教师应该注重启发式教学,引导学生按合理、有效的原则对历史事件进行归类;同时,设计有针对性和启发性的问题,指导学生进行小组讨论,并对讨论过程和结果进行以及学生的学习表现进行恰当的评价。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通过本课内容的学习,知道我国古代有高度发达的手工业技能和完备的手工业部门,中国的手工业生产历史悠久、成就辉煌。从而增强民族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加深对我们伟大祖国与中华民族的热爱之情。
在理解教材内容的基础上,在有条件的地区,指导学生进行实地考察和访谈,增加对古代手工业成就的切身感受。
通过书中文献、历史图片和地图对中国古代的手工业文明进行更深入的了解,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和崇尚科学的精神。


二、教学内容分析

●本课内容共分为五个板块。第一板块从总体上详细地介绍了中国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背景下手工业生产的基本情况。并说明中国传统社会是建立在小农为经营主体的高度分散的自然经济的基础之上的事实。农户以耕作为主,兼营副业。在中国传统农耕社会是比较普遍的。手工业的生产规模和经营形式,因此受到限制。
第二板块介绍了西汉手工业的“工官”制度和后来的“匠户”的产生。并说明“工官”制度的延续,使得技术水准较高的手工业局限于为帝王贵族服务的经营范畴。技术的发明和革新不能服务于社会。新技术难以广泛推行。在“匠户”制度下,工匠没有人身自由,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能力因此受到限制。
第三板块介绍了中国古代纺织业的发展历程和成就。以及在世界上所产生的影响。并说明当时丝绸制品主要为上层社会所消费,劳动人民在纺织品方面的消费受到经济条件的限制。
第四板块介绍了中国古代冶铸业的发展。中国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经开始使用铜器。商代的青铜器文明高度发达。春秋时期出现铁器,中国生铁和块炼铁大体同时出现。中国古代的冶铁鼓风技术较早就进入了成熟期。


第五板块介绍了中国古代陶瓷业的发展。说明中国原始时代的彩陶就已经表现出相当高的工艺水平。从商代中期到东汉晚期,是从陶到瓷的过渡阶段。我国古代的制瓷业高度发达,并且分布较广,在世界上影响深远。

●本课的重点与难点。重点:掌握中国古代手工业发展的基本史实。难点:理解中国古代手工业发展的基本特征。教师要引导学生从当时的社会经济形态上去理解手工业的发展,可以适当地借助历史文献法和讲解法,加深学生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分析“工官”制度的利弊及其原因,可以在教师的指导下鼓励学生进行探究。


 

三、问题解答

【想一想】
●中国古代宫廷工艺品和民间用品相比有那些差异?
答:(1)生产机构不同:宫廷工艺品由专门的官办皇家工场生产,而民间用品由普通的民间工场生产;(2)用途不同:宫廷工艺品除供日常使用外,还供艺术欣赏,而民间用品只是老百姓日常使用;(3)管理机构不同:宫廷工艺品从生产到使用都由专门的官僚机构管理,而民间用品则不是这样;(4)工艺水平不同:宫廷工艺品的生产水平是全国最高的,而民间用品则没有这么高的水平;(5)生产者的身份不同:宫廷工艺品的生产者几乎没有人身自由,而且服务范围只限于宫廷,技术的发明不能服务于社会,而民间用品的生产者则不受人身限制,技术的发明直接服务于社会;(6)价值不同:宫廷工艺品造价昂贵,而民间用品则价格低廉。

【议一议】
●运用我们从古代诗文、戏曲、民间传说中已经学到的知识,举例说明中国古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状况。
答:例如,戏曲“黄梅戏”中董永和七仙女的“男耕女织”的剧情,就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典型体现。
●《左传•哀公七年》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这是不是可以说明在中国进入文明时代的初期,丝织业已经相当发达。
答:译文:禹在涂山召集诸侯,有多至万国的手执玉器和丝帛的首领参与。说明文明初期物质生产比较贫乏的禹的时代,丝织业的生产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然而丝绸因其贵重,往往为贵族所专有。

【自我测评】
在地图上标出定窑、钧窑、景德镇窑、龙泉窑和耀州窑的大体位置。
答:它们的所在省份是:定窑——河北、均窑——河南、景德镇窑——江西、龙泉窑——浙江、耀州窑——陕西。

【材料阅读与思考】
●阅读《颜氏家训•治家》中的这样一段话,思考中国传统农户是怎样实现经济消费的基本自给自足的:
生民之本,要当稼樯而食,桑麻以衣。蔬果之畜,园场之所产;鸡豚之善,埘圈之所生。爰及栋宇器械,樵苏脂烛,莫非种植之物也。至能守其业者,闭门而为生之具以足,但家无盐井耳。
译文:老百姓要想生存,吃的食物来源于庄稼,穿的衣服来源于桑麻。蔬菜果类是园子里生产的;鸡猪等畜类是圈养的。至于住的房屋和使用的工具,以及燃料和照明所用灯烛,无一不是劳动经营所得。所以,能守住家业的人,即使不出门生存所需的东西都有了,只是家中没有盐井而已。
思考:因为中国古代长期以来都处于自然经济的状态下,这就造成了中国的传统农户基本不和外界发生关系,尤其是商品交换关系;他的日常所需,诸如吃的、穿的、用的都可以通过土地来直接或间接地获得。其中“桑麻以衣”以及“栋宇器械,樵苏脂烛”等,都是手工业生产所得。

【知识链接】
“匠户”和“匠籍”
明代学者王守仁设计“十家牌法”,关于“匠户”写道:“匠户则云某里甲下某色匠。”可知匠户管理的形式。
四、教学评价建议


五、历史问题注释

【崔寔与《四民月令》】

 

《四民月令》的作者崔寔,生活在东汉中晚期之间,生年不详,卒于汉灵帝建宁三年(公元170年)。涿郡安平(今河北省安平县)人。出生于当地一个“清门望族”之家,祖骃,父瑗,虽未居显位,然均有文名。崔寔中年以前居家。汉桓帝元嘉元年(公元151年)由原郡荐举,出仕为郎。同年转为议郎。不久(约元嘉元年以后,延熹二年以前,即公元151—159年之间),出任五原太守。任内劝导当地人民种麻和发展家庭纺织业,并整顿边防,卓有成效。因病去职,再任议郎。大约延熹六年(公元163年),鲜卑犯边,被任命为辽东太守,因母丧未竟就职。以后,大约永康元年(167年)底到建宁二年(169年)之间,被任命为尚书,“以世方阻乱,称疾不视事。数月免归”。为官清廉,去世时,“家徒四壁立,无以殡敛”。崔寔是当时与蔡邕齐名的著名的学者,两次任议郎期间,均参与在“东观”(东汉的国家藏书馆)撰修《汉纪》、审定《五经》等工作。“所着碑、论、箴、铭、荅、七言、词文、表、记、书,凡十五篇。”代表作是《政论》一书,“指切时要,言辩而确,当世称之”(《后汉书•崔寔传》)。
《四民月令》作为一部家庭经营手册,主要是根据当时农业生产的实况来设计的,但同时也融汇了作者的政治观点和经济思想于其中。
《四民月令》成书以来,从魏晋南北朝到唐初,一直在社会上流传。
新中国建立后,农史工作者把《四民月令》的整理研究当作整理祖国农业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1965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石声汉的《四民月令校注》。1981年,农业出版社出版了缪启瑜的《四民月令辑释》。这两个辑佚本均以《玉烛宝典》为主要根据,广泛汲取《齐民要术》和各种类书中的有关资料,参考各种辑本,尽量做到不漏辑、不误辑,对所辑原文作了详细的校勘和注释,并分别在“附录”和“序说”中分析了崔寔的生平、思想和《四民月令》的内容与价值。他们的工作,比前人大大前进了一步,为对《四民月令》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同时,作为反映东汉末年地主经济和社会生产生活的珍贵资料,《四民月令》亦为史学界所重视,视作重要的研究对象。
《四民月令》的主题,是按一年十二个月的次序,将一个家庭中的事务,作有秩序有计划的安排。这些家庭事务,可以区分为三类;一是家庭生产和交换;二是家庭生活(其中又包括祭祀、医药养生、子弟教育、住房和器物的修缮保藏等方面);三是社会交往。
《四民月令》所载家庭事务虽然牵涉广泛的方面,但有关家庭生产和交换的内容,无论从项目数量来看,还是从文字数量来看,都是最多的。在家庭生产当中,大田作物栽培、园圃作物栽培、林木种植和利用、畜牧、采集,都属于广义农业的范畴,其中种植业、尤其是粮食作物种植业占居主导地位。在家庭手工业中,桑蚕纺织是与农业相结合的特殊的手工业生产项目,酿造和其它食品制作也是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属于农产品从生产转向消费的重要一环。交换活动主要是农产品和家庭副业产品的贱买贵卖。因此,虽然《四民月令》不是专谈农事的,更没有具体论述农业生产技术的原理,只讲什么时令应该作什么事情,但这些事情大多直接或间接与农业有关,《四民月令》整个按月安排的计划中,中心和起决定作用的是无疑是农事活动,这与后世专谈节序的月令书不同,所以历来都把它视为农书。
“四民”包括“士、农、工、商”,是指四种不同职业的编户齐民。“四民月令”,顾名思义,它按时令所安排的各项活动应该对“士、农、工、商”“四民”都是适用的;从《四民月令》的内容来考察,它的确有普遍适用的一面,并非只适用于哪一个阶层。书中对各项农事的时间安排,如“三月桃花盛,农人候时而种也”;六月“趣耘锄,毋失时”;十月“趣纳禾稼,毋或在野”;只要是气候条件相似的地方,当然对所有经营农业的编户齐民都是适用的。其手工业和商业活动的安排亦然。

 

【自然经济】
自然经济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它的基本特点是: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交换,而是为了直接满足本经济单位或生产者个人的需要。
    在自然经济条件下,社会是由许多成独立体系的经济单位(如原始氏族公社、奴隶制庄园、宗法式的农民家庭和封建庄园等)组成的。每一个这样的单位,除了主要经营农业(少数则是畜牧业)以外,还从事其它各种经济活动:从采掘原料开始,直到最后把这些原料加工成消费品,都在本单位内部实现,和外界的经济联系很少。例如,在中国传统社会,农民个体经济就是一种自然经济,它们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家庭成员按照性别、年龄所形成的自然分工,从事各种不同的劳动,如耕作、放牧、打柴、纺线、织布、缝纫以及制造工具等等。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毛泽东选集》第586-587页)。农业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是自然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
    自然经济是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和社会分工不发达的产物。从有人类社会起,一直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以前,在这样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基本上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商品经济只具有从属和补充的作用。
    与社会生产力的这种较低的发展水平相适应,在自然经济条件下,物质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很大的狭隘性和单纯性。由于生产力低下,生产规模十分狭小,同时各个经济单位又彼此处于分散、孤立的状态,因此,正如列宁指出的,因循守旧、墨守成规、闭关自守等,也就成了这种经济的必然具有的特征。
    在向近代化迈进的时期,由于商品货币关系的迅速发展,自然经济逐渐趋于瓦解,并终于为资本主义经济所代替。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占统治地位的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商品生产,自然经济只是作为一种落后的经济残余而存在。不过,在殖民地和附属国里,由于资本帝国主义的长期控制和奴役,社会生产力得不到充分的发展,自然经济仍然被大量保留下来。

【匠户制度】
蒙古统治者在其初期掠夺战争中,把从中亚各地和中原地区俘获的手工艺匠人集中起来,加以利用。这些工匠成为元代初期官手工业中的主要劳动力,他们的身份同于工奴。大规模战争结束后,元政府采取拘括户口的办法来控制工匠。工匠的户籍,编入另册,称为匠户。
    元代匠户主要有两种,为军队生产,受军队管辖的是军匠;为各局院生产,受局院管辖的是官局人匠,总称系官人匠。此外,还有受各贵族王公直接管辖的,称投下匠户。匠户名义上不再负担其它科差,每月并向政府领取一些最基本的生活消费品,大致是每人米三斗、盐半斤。家属只供给四口,大口每月二斗五升,小口一斗五升,超过四口的,不予供给。由于长官的克扣,经常还不能够完全领到手。所以工匠们常是“衣食不给,致有庸力将男女质典者”。
    匠户的职业是世袭的,非经放免,子孙不能脱籍。官局中的劳役完全是强制性质的,这就是所谓“匠不离局”。
    在这种极端困苦的情况下,工匠们经常用逃亡和怠工等形式来进行反抗。由于工匠们的反抗,官手工业各部门,生产效率低,质量差,有时不得不采用差派民间工匠到官手工业中劳动的办法来解决技术、劳力缺乏的问题。
明代沿袭了元代的匠户制度,将人户分为民、军、匠三等。其中匠籍全为手工业者,军籍中也有不少在各都司卫所管辖的军器局中服役者,称为军匠。从法律地位上说,这些被编入特殊户籍的工匠和军匠比一般民户地位低,他们要世代承袭,且为了便于勾补不许分户。匠、军籍若想脱离原户籍极为困难,需经皇帝特旨批准方可,二身隶匠、军籍是不得应试跻于士流的。轮班匠的劳动是无偿的,要手工官坐头的管制盘剥,工匠以怠工、隐冒、逃亡等手段进行反抗,明政府不得不制定了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以银代役法。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起,轮班匠一律征银,政府则以银雇工。这样,轮班匠实际名存实亡,身隶匠籍者可自由从事工商业,人身束缚大为削弱。明中期开始的逐步深化的匠役改革无疑促进了民间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到了清代,持续了4个半世纪的匠户制度正式终结。

【中国早期蚕丝生产】
中国是最早发明养蚕织丝的国家,传说其发明者是黄帝的妻子嫘祖。她用蚕丝织造绢帛,使人们有了衣裳。由于丝织品比葛、麻类纤维织出的粗布具有无法比拟的优点,所以人们到处传颂嫘祖的故事。
    把传说与考古加以印证,说明中国蚕丝的出现确实不下五千年的历史。近年考古学家在良渚文化(距今约5250─4150年)遗址中发现了不少丝绸的物证。如在吴江梅堰袁家棣出土的一件陶壶的下腹部刻有五条头向一致的蚕纹,其形态与现代家养桑蚕酷似,证明当时已经饲养了桑蚕。钱山漾遗址中还出土了绢片、丝带和丝线。经鉴定,原料都属家蚕丝。丝带宽0.5厘米,是由30根单丝分10股编织而成的圆形带子。绢片的经纬密度为每平方厘米48根,可能是先缫而后织,推测是用水平式腰机织成的。这说明早在四、五千年前中国的丝织业已达到了一定水平。
    家蚕丝又叫桑蚕丝,与野生柞蚕丝、葛麻丝不同,是桑蚕化蛹前吐的丝,颜色洁白,有光泽,手感柔软。一只桑蚕能吐800-1500米天然纤维。现代家蚕个体大,吐的丝也粗。古代的家蚕形体小,蚕丝纤维偏细,所以当时用增加经纬丝数来达到绢织物的密度。桑蚕的饲养及先缫后织技术的发明确实是中国古代先民一项很了不起的创造。

 

【西汉的丝织业】
西汉时期的纺织技术有很大的提高。当时,长安和临淄(山东淄博市)是全国丝织业的中心。长安设有东西织室,临淄和陈留襄邑(河南睢县)等地设立了大规模的官营作坊,作坊的织工常达数千人之多。在丝织业发达的城市里,也有富商大贾经营的作坊。农民家庭则主要是纺织自己穿用和缴纳赋税的麻布、葛布和绢帛,有时也出售一小部分纺织品。
    丝织品的种类很多,官营作坊以生产比较贵重的锦、绣、纱縠为主。1972年,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文物中,有保存完好的绢、纱、绮、锦、起毛棉、刺绣、麻布等丝麻织品,这些绚丽多彩的高级丝织物,用织、绣、绘、印等技术制成各种动物、云纹、卷草及菱形等花纹,反映西汉的纺织技术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特别是一件素纱禅衣,薄如蝉翼,轻若烟雾,其重量仅49克,充分显示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创造才能。在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的西汉帛画和汉画像石中已有单锭纺车的图像。特别是1956年在江苏铜山洪楼出土的画像石上面刻有几个人物在织布、纺纱和调丝操作的图像,展示了一幅纺织生产的生动情景。
    西汉时不仅有纺纱的工具,而且出现了织布机。秦汉之际,斜织机在南北方地区已经比较普遍,在农村广泛地采用了脚踏提综的织机。同时还有织造提花织物的机械──提花机,提花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汉锦是汉代织物水平的代表,是多彩织物。经对丝织品的化学分析,知道是用茜草素和蓝靛作染料,可染成绿、红等色。这比战国时的染色工艺提高了一步。

【马王堆汉墓】
马王堆汉墓在湖南长沙市东郊五里牌,为一马鞍开土堆,封土堆高10余米,直径30米左右。原来以为是五代楚王马殷的墓葬,1972-1974年相继发掘,先后出土3座西汉墓葬。据考证,这是西汉初期诸侯家族墓地。其墓葬结构非常宏伟复杂,其中一、三号墓棺椁葬具保存完好。一号墓由墓顶至椁室深达20米。椁室构筑在墓坑底部,由三椁(处椁、中椁、内椁)、三棺(外棺、中棺、内棺),以及垫木所组成。木棺四周及其上部填塞木炭,厚30-40厘米,约1万余斤。木炭外面又用白膏泥填塞封固,厚度达60-130厘米。棺内女尸一具,保存十分完整,为国内所仅见。随葬物品非常丰富,达3000余件,有丝织品、帛书、帛画、漆器、陶器、竹简、竹木器、木桶、农畜产品、中草药等。其中覆盖在内棺上的一幅彩绘帛画,花纹鲜艳,色彩绚丽,画面内容想象丰富,是中国现存2100多年前的丝织品绘画珍品。另外,一号汉墓中出土了大量西汉初年的丝麻织品,有许多锦、绮、菱纹罗等精美的提花织物,还有凸版彩色套印的印花纱以及多次套染与媒染相结合染成的织物,据分析共有三十六种色象,反映了西汉初期纺织和印染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根据漆器款识、封泥、印章等推断,一号墓为汉侯利苍之妻,二号墓为利苍本人,三号墓是利苍之子。3座墓葬的时间相距20多年。又据考证,侯系汉惠帝二年(公元前193年)封,四年(公元前191年)即废。
    马王堆汉墓的发掘,对我国的历史和科学研究均有巨大价值,其出土文物异常珍贵。如从三号墓中出土的帛书《五十二病方》,经考证,比《黄帝内经》(成书于春秋战国时代)可能还要早,书中记载了52种疾病,还提到了100多种疾病的名称,共载方280多个,所用药物计240多个。这是我国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早的方剂。《五十二病方》的发现,补充了《内经》以前医学的内容,是一份非常珍贵的医学遗产。出土文物后移至湖南省博物馆陈列,三号墓坑则仍保留原样,以供中外游人参观游览。

【青铜时代】
青铜是铜与铅、锡的合金。红铜又称纯铜。由于铜矿石与其它有色金属矿常常是伴生的,所以红铜中常含有铅、锡等金属。一般称锡含量低于2%,铅含量低于3%的铜为红铜。红铜的熔点为1083℃,铸成的器物硬度差,铸造过程中的流动性也不好,冷却时收缩性也较大。但加入锡、铅以后,其性能可以改善。例如:加入10%的铅,熔点可降低43℃;加入10%的锡,熔点可降低73℃;若加入20%的锡,熔点可降低193℃。同时,硬度也可以提高。红铜的布氏硬度为35,加入5-7%的锡,硬度就增高到50-65;加入9-10%的锡以后,硬度可达到70-100。另外,加入铅和锡以后,铸器时可使铜液的流动性能得以改善,使青铜器表面的装饰花纹获得清晰的效果。
商代除了铅青铜(铜铅合金)和锡青铜(铜锡合金)外,还出现了铜铅锡三元合金。大约在商王武丁前后,古代工匠已经掌握了这种三元合金工艺。这比西方要早好几个世纪。
一件铜器的铸造需要经过以下的工艺流程:1)制模,即将要制作的青铜器先用泥塑出模子,有花纹的要刻出花纹;2)从泥模上翻制外范;3)将泥模刮去薄薄一层,使之成为范芯;4)范芯与泥模先阴干,然后用高温烘烤;5)将陶范与范芯组装起来,并予以固定;6)浇注铜液;7)拆去陶范与范芯;8)修整、打磨毛刺。这时一件金灿灿的铜器就铸造出来了。
    在完成上述程序后即可获得一件铜器的称为浑铸法。但有些铜器造型奇特,如四羊尊的肩部有四只形象生动的羊头,用浑铸法不能铸成。于是工匠们用分铸法,先铸出附件(羊头),再在铸造器身时,将它们铸接在一起;也有的是先铸器身,再将附件与器身铸接在一起。这种分铸技术在商代已被工匠们熟练地掌握,所以铸造出许多精美、奇特的铜器。泥范分铸方法的应用,开创了与古代西方不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范铸技术,这是三千年前中国工匠的杰出创造。
青铜文化即青铜时代创造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大约从夏代开始,中国进入青铜时代。到了商代,青铜器的应用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由于青铜工具的锐利远胜于石器,加以当时的铸造技术可以制作出适合于不同用途的各种手工工具和农具,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因此,拥有众多人口的都邑出现了。在这些都邑中,建造起巨大的宫殿;修造大型王陵;构筑起城垣与壕沟之类的防御设施。在都邑与各地之间有马车与舟船等交通工具相连结;还出现了契刻的甲骨文,用于记录社会生活中的事件;天文、历法、医学等科学也发展起来。青铜工具用于采矿业,可以采出更多的矿石。冶炼业发展的结果,反过来又促使青铜铸造业的发展。这种良性循环,使中国的青铜时代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它所创造的灿烂的青铜文化,在世界文化遗产中占有独特的地位。

 

【中国古代冶铁业】
中国古代冶铁业兴盛于公元前770年左右,春秋战国之际进入铁器时代,铸铁件大量用于制作农具、手工工具等,比欧洲早1200多年。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后,设“铁官”管理冶铁业。到公元前119年的汉武帝元狩四年,共在大河上下、长江南北的39个郡内的49个产铁地区设有铁官。到唐代,全国共有铁矿104处。公元810年前后,铁的年收入量约为200万斤。到宋代,全国冶铁场所分布于36个州,年总收入量达到550万斤,其中的74%集中在今河北的邢台、磁县两地。元明时代,中国官铁收入大幅度增长,元初达到1000万斤/年,明初更达到1800余万斤/年。同时,冶铁业重点南移到江西、湖广地区。公元1395年的明洪武28年,官库存铁达3700余万斤。于是明太祖朱元璋下令停办官冶铁,让民间自由开采,官府只按2/30的税率收税。至清代,大型铁场集中在广东佛山和陕西汉中2处。佛山的冶铁工人曾多达3000人。汉中铁场有大小分厂几十处,大厂有2000-3000人,小厂有数百人至千余人不等。
中国铸铁冶炼技术所以能够比欧洲早1900年发明,并且很早推广应用,主要由于继承和发展了青铜冶铸技术,井运用了长期累积的丰富经验。远在商代和西周时代,青铜冶铸技术已有很高水平,商代已能铸造大型青铜器如“司母戊大方鼎”,西周已能铸造大型青铜器如“大盂鼎”、“大克鼎”等春秋时代已使用高大的圆锥形炼铜竖炉,高达1.2到1.5米左右,炉缸有一或两个鼓风口,有着鼓风设备,因而到春秋后期,冶铁鼓风炉有重大的进步,已能铸造大型铁器用来颁布成文的刑法。公元前513年,晋国曾在国都征收“一鼓铁”的军赋,把成文的刑法(即当时所谓“刑书”)铸在铁鼎上颁布(《左传》昭公29年)。
我国古代冶铁技术的发展,有着自己独创的发展道路。这时冶铁技术的进步是和冶铁鼓风炉的改进分不开的。由于冶铁手工业积累了经验,扩大了炼炉,加强了鼓风设备,使得炼炉的温度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也就改进了冶铁技术。当时冶铁炼炉上的鼓风设备是一种特制的有弹性的大皮囊,这种大皮囊的形式和当时一种盛物的叫做“橐”的皮囊相类似,两端比较紧括,中部鼓起,好似骆驼峰。在这个大皮囊上有把手,用手拿把手来鼓动,就可把空气中的氧不断地压送到炼炉鼓风管中,以促进炼炉中木炭的燃烧,从而提高炼炉的温度。这时冶铁的炼炉叫做“橐”。鼓风的大皮囊因为形式像橐,就称为“橐”。那个炼炉的鼓风管的装置,因为和一种称为“篇”的管乐器差不多,就称为“篇”。这种鼓风设备也总称为“橐篇”。

我国早在春秋晚期,就发明了铸铁冶炼技术,这个发明要比欧洲早1900年。从近来考古发掘出土的春秋战国之际的铁器来看,有用“块炼法”制造的,也有用铸铁铸造的,更有把铸铁件经过加热退火柔化处理而成为展性铸铁的。从炼得铸铁,铸成器件,进而采用加热退火的方法,对铸铁件加以柔化处理,必须有一个试验改进的过程。由此可以断定,我国铸铁冶炼技术的发明,应该更要早些。毫无疑问,中国古代由于改进了炼炉的鼓风方法,提高了炼炉的温度,很早就发明冶炼铸铁的技术,使炼出的铁成为液体,从而加速了冶铁过程,提高了铁的生产率。这对于冶铁业的发展和铁工具的推广使用是具有决定意义的。
到战国中晚期,冶炼铸铁和铸造铁器已开始分工,新郑郑韩古城的内仓、西平酒店村和登封告城镇,都已发现战国铸铁遗址。
告城镇发现了熔铁炉底及炉衬残片,还发现有拐头的陶鼓风管以及木炭屑,可见当时熔铁炉和炼铁炉同样以木炭为燃料。近来考古发掘出土的战国以迄汉魏铁农具,大多数是铸铁制造的;在同时的手工业工具中,铸铁件也占很大比例。1977年7月长沙窑岭春秋战国之际楚墓出土铁鼎,口径23厘米(相当于当时1尺),高21厘米,腹深26厘米,出土时重3250克(相当于当时13斤),金相鉴定表明含有少量石墨,基体为铸铁。

由于继承和发展了青铜铸造工艺的优良传统,这时铸铁的铸造工艺很快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铸范有陶制的,更有铁制的。并已由单合范发展为复合范。单合范是一种较原始的铸型,一面是立体的铸型,把它合在一块平板上浇注,铸成的工具或钱币一面是平的。复合范是多块铸范用“子口”拼合,箍紧后浇注,用这种方法就可以铸造大而复杂的工具和器物。
1953年河北兴隆燕国冶铁遗址出上大批铁质铸范,包括六角梯形锄范、双镰范、䦆范、斧范、双凿范、车具范等,大多数是复合范,构造复杂,制作精美,说明这时铸铁的铸造工艺已达到相当完美的程度。从六角梯形锄范使用铁内芯来形成锄柄孔的办法(即通过锄范壁插入一根铁芯子)来看,说明当时冶铁手工业工人已掌握了相当熟练的操作技术。铁范本身是白口生铁的铸件,又是铸造铁器的模具。这样用铁范来铸造铁器,可使铸件形状稳定而精致,并可连续使用,不致像一般陶范那样用一次就要毁坏,其生产效率就可以提高很多。
战国时代开始广泛使用铸铁的工具,但是早期的铸铁,是质脆而硬的白口铁,很容易折断,不耐用。因此,当时劳动人民从生产实践中创造了两种柔化铸铁的技术:一种方法是铸铁件的可锻化热处理,经过氧化脱碳并析出部分石墨,使成为白心可锻铸铁。到战国晚期,出现了黑心可锻铸铁,是经过长时间加热退火而成,韧性比白心可锻铸铁高。
另一种方法是经过加热氧化,对铸铁进行脱碳处理。在脱碳不完全时,铸件外层已成为钢,内层还是铸铁,成为一种钢和铁同存于同一工具中的复合组织;在脱碳较完全时,白口组织消失,铸件组织全部由铁变成钢,但还保存有铸件的特点(具有缩孔、气眼等特征)。
当时还利用控制退火办法,创造了表面为低碳纯铁、中心为硬度高的体质复合铸件,使用中把表面层磨损,露出中间层作为刃口,解决了某些工具要求有坚硬锋利耐磨的刃口而又具有韧性的矛盾,这种方法在战国后期,北起燕赵、南达楚国的范围内广泛使用,大大提高了铁工具的功能。
我国铸铁柔化技术的发明要比外国早2000多年。欧洲到十八世纪才有白心可锻铸铁,十九世纪美国才开始熔制黑心可锻铸铁。我国这个铸铁柔化技术的发明,对于当时铁工具的广泛使用,对于促进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具有重大作用。
渗碳制钢技术,远在春秋晚期已经发明,南方楚国已经应用。1976年长沙杨家山春秋后期墓葬中,发现一口钢剑,长38.4厘米,宽2-2.6厘米,脊厚0.7厘米。经取样分析,是用含碳量0.5%左右的中碳钢制成。从剑身断面上用放大镜可以看到反复锻打的层次,中部由7-9层迭打而成。近年对燕下都出土的部分剑、戟和矛检查表明,战国后期燕国也已采用渗碳制钢技术,把“块炼铁”放在炽热的木炭中长时间加热,使表面渗碳,经过锻打,成为渗碳钢片,再把渗碳钢片对折,然后多层折迭起来锻打,制成兵器或工具,接着更用淬火和正火等热处理方法,改进钢材的性能。当时已经懂得根据不同器件所要求的不同性能,对钢材进行不同的处理方法。这种渗碳制钢技术的创造,适应了当时社会大变革中发展生产的需要和战争的需要,对于革新生产技术和扩大社会生产、改变战争的方式,起了重要的作用。

 

【湖北大冶铜绿山遗址】
湖北大冶铜绿山遗址是目前中国发现最早、规模最大的采炼工场,时代早到商代,历经西周、春秋,下到汉代,前后延续几个世纪。这个遗址长2公里、宽1公里,发现有古矿井、冶炼遗址和炼铜炉。古矿井分为竖井、斜井、水平井三种,深入地下40至50米,坑道用木架支撑,井下有排水系统和通风设施。在不同期的井内出土的开采工具有:木质的锤、铲、锹、钩,船形木斗,铜质的斧、锛、凿、锄,铁质的斧、锤、锄、耙等。古矿井附近的冶炼遗址,地表覆盖着大量炉渣,总重量约达40万吨左右。炼炉则为竖炉,它由炉基、炉缸、炉身构成,有风沟、风口、金门,作鼓风、排渣和出铜液使用。炉壁各部位用不同的耐火材料建造,矿石碎成3至4厘米的球状,加入溶剂配料后入炉。模拟试验表明,炉温可高达1200℃,铜块含铜91-93%,炉渣含铜量0.7%。为研究古代冶炼技术提供了可靠资料。

【陶瓷生产】
据考古发现,早在10000年前中国人就已制造陶器。4000多年前的商代我国出现了以高岭土制成的白陶,以后逐渐发展成为瓷。瓷器的发明也是我国对世界科技的独特贡献。东汉时期制瓷技术已渐趋成熟。唐宋时期的青瓷称盛一时,有“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罄”的美誉。宋元时期制瓷工艺技术达到了新的更高的水平,无论在瓷器的胎质、釉料、纹饰,还是在瓷窑结构和烧制技术等各方面,都有很大提高。明清时期是制瓷业高度发展的阶段,精致白釉烧制“窑变”袖色,以及各种彩瓷的制造是这一时期制瓷技术的重大成就,推出了大量精品和传世之宝。中国的瓷器早在隋唐时期即远销国外,10世纪以后制瓷技术陆续传到亚洲一些国家。欧洲人则是在15世纪下半叶学会制瓷的。

    【唐三彩】
唐三彩是中国唐代的一种彩陶工艺品。它是继青瓷之后出现的一种彩陶,主要由黄、绿、白三色釉彩涂胎,故称唐三彩。也有二彩、四彩的,但总称唐三彩。它是在继承汉代绿、褐釉陶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中国制陶技术发展的高峰,当时就闻名中外。
常见的出土唐三彩产品有三彩马、骆驼、仕女、龙头杯、乐伎俑、枕头等。尤其是三彩骆驼,背载丝绸或驮乐队,仰首嘶鸣,那赤髯碧眼的牵驼俑,身穿窄袖衫,头戴翻檐帽,再现了中亚胡人的生活形象,使人回忆起当年骆驼叮当漫步在“丝绸之路”上的情景。
    唐三彩的生产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它吸取中国国画、雕塑等工艺美术的特点,采用堆贴、刻划等形式的装饰图案,线条粗犷有力,在陶坯上涂上的彩釉,在烘制过程中发生化学变化,自然垂流,相互渗化,色彩自然协调,花纹流畅,是一种具有中国独特风格的传统工艺品。
    唐三彩是在中国唐代贵族文化的最盛期(公元八世纪)专为贵族葬礼特制的一种彩陶。在唐代只存在一个短时期,所以现在发现的唐三彩成为稀世之珍。它以造型生动逼真,色泽艳丽和富有生活气息而著称。

【越窑】
越窑是中国最古老的瓷器窑场之一。“越窑”一词,出现于唐代。唐代著名诗人陆龟蒙在《秘色越器》中以“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如向中宵承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的诗句赞美越窑瓷器的釉色精美。“茶圣”陆羽也在其论茶专着《茶经》中称:“碗,越州上,……或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不然。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
唐代文人对当时的越窑非常推崇,“越窑”之名由此而流传开来。

【邢窑白瓷】
邢窑白瓷是中国唐代瓷窑产品。窑址位于河北内邱。内邱在唐代属于邢州,故称邢窑。邢窑白瓷的生产,开始于隋,入唐以后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至唐中后期已自成体系,并能与越窑青瓷分庭抗礼。
邢越两窑所产瓷器,一白一青,在地域上一南一北,代表了唐代瓷器生产的两大主流。邢窑白瓷,胎体坚硬细薄,釉色洁白匀,干净而微闪青灰或淡黄,有“类银类雪”之誉。较之越窑青瓷的类玉似冰,亦别具特色。邢窑白瓷朴素大方,极少装饰,产品多碗,壶,盘,盒,罐,钵等生活用器。造型上偏重器物的实用性,线条单纯洗练,简洁爽利。具有一种质朴自然的天趣。
邢窑白瓷在烧成技术和工艺处理上比较成熟,亦很少因过火而产生变形的弊端,故而深受文人雅士及平民百姓的喜爱。

【景德镇窑】
景德镇窑位于江西景德镇市,是我国著名制瓷窑场。始于南朝,经唐、宋、元、明、清至今常盛不衰。唐朝己烧造白瓷,宋代景德年间烧造官窑器,底书“景德”二字,从此有景德镇之名。当时制品中以青白瓷最负盛名。这种瓷器的釉色介于青白之间,自清人陈浏的《陶雅》以后,都把它叫作“影青”。元代青花、釉里红等已烧制成功。到明代,景德镇开始成为我国瓷业中心,一道釉和彩绘等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更有五彩、斗彩等彩绘的创造。到清代彩釉更有改进和创新,能烧制粉彩、法琅彩等。其中康熙、雍正、乾隆年间烧造的最为精巧,并各有千秋。

    【钧窑】
钧窑,中国古代五大名瓷窑之一。窑址在河南省禹县,禹县古属钧州,所产窑瓷故名钧窑。钧窑瓷在北宋属鼎盛时期,一直延续到金代和元代,到了明代就停烧。到了明代,江苏的宜兴窑,广东佛山的石湾窑,江西景德镇窑,均采用其生产工艺,烧制“宜钧”、“广钧”和“炉钧”。
钧窑的胎质精细,造型古朴。釉色阴月白、天蓝外,尤其是铜红釉,呈色五彩缤纷,光辉夺目,这不是釉的本色,而是通过烧制时自然形成的,“入窑一色,出窑万变”,就是指的这种“窑变”,其中最为有名的为海棠红、玫瑰紫色,更为奇特的是,通过“窑变”后,形成了鬼斧神工、精美绝伦的天然图案,线条流畅,流动感强,有的似高山飞瀑,有的似黄山云海,有的似峨眉佛光,有的似翠竹生烟,气象万千,引人入胜。故诗人有“夕阳紫翠忽成岚”的赞美词。宋徽宗赵佶特别偏爱钧瓷,将其指定为宫廷御用瓷器中的珍品。
钧窑也是北宋时期的官窑,故有官钧窑之称。为供皇室需要,专门派人到江南各省寻找奇花竹石,并令钧窑专门烧制各式花盆、奁、鼓钉洗等陈设用器,用来盛装精美的奇花竹石,故在瓷器的烧制中,对工艺要求十分严格。并在器物的底部刻上数字,以表明器物的大小,或使器物对号入座不会互相混乱。
钧窑主要使用一种乳浊釉,釉的着色剂含有大量铜元素。铜红釉对窑内温度十分敏感,稍一偏离就得不到正常的红色,而恰恰是这种“窑变”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变化万千的神奇色彩。再加上釉层在干燥时或烧制初期瓷胎形成干裂,后在高温时因釉料的流动而填补了空隙,于是就产生了好似“蚯蚓走泥”般的纹痕。这一缺陷反而变成了后人鉴别钧窑瓷的重要依据。

 

【龙泉窑】
龙泉窑遗址分布在今浙江省丽水地区及其周围的武义、永嘉、文成、泰顺等县。
龙泉窑址是中国古代南方著名的青瓷窑址,以龙泉县境内的窑址最为密集,有300多处,其中瓷器质量最好的窑址多集中在龙泉县的大窑村一带,这里是龙泉窑的中心,故而统称为“龙泉窑”。
龙泉县位于浙江省的南部,瓯江的上游,瓷土矿藏十分丰富,河流的两岸山峦起伏,森林茂密,盛产烧瓷用的燃料——松柴。瓷窑可利用溪流的山坡选址,制瓷原料可依赖廉价的水碓粉碎并加工,成品也可从瓯江顺流而下运到温州,瓷器的输出十分方便,这些都是对瓷业生产十分有利的条件和环境。
龙泉窑创烧于北宋早期,盛极于南宋晚期,北宋至南宋初年,主要生产盘、碗、壶等日用品,制作工整,普遍使用刻花,并辅以蓖点纹、蓖划纹及波浪纹、云纹等,釉层比较薄,釉色青中泛黄。
到了南宋中期,出现了炉、瓶、渣斗、塑像等物,且每种器物又有多种式样,装饰以刻花为主,碗内刻云纹的较多,釉层晶亮透明,已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粉青釉和梅子青釉瓷器是龙泉青瓷的最为有名的产品,约始创于南宋晚期。釉层丰厚滋润,色泽晶莹,特别是梅子青,色调可与翡翠相媲美。此期器物的造型更加多样化,而且还出现了模仿玉器的琮,模仿铜器的鬲、觚、觯、投壶等,说明龙泉窑的青瓷已经受到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喜爱。
龙泉窑发展至元代,开始较多的烧制大件品物,这是制瓷技术上的重大突破。明代中期以后,由于各地制瓷业的兴起,特别是景德镇制瓷业的进一步发展,有些技工纷纷迁走,另行建窑,龙泉窑开始走向衰落。

【耀州窑】
耀州窑是我国古代六大名窑之一,为北方青瓷的主要产地,分布在铜川市黄堡镇。耀州窑瓷器多为青中泛绿,晶莹滋润,以精美质朴的艺术风格独树一帜,素有“巧如范金,精比琢玉”之誉, 因此被誉为中国古代北方青瓷的代表。耀州窑创烧于唐,北宋鼎盛,终于元末明初,连续烧造陶瓷的历史长达800余年。
耀州青瓷质地坚硬时有冰裂,式样雅朴,纹样图案分明。釉色以橄榄绿等为主,透明度术高。装饰手法以刻花见长,间以梳齿纹样,疏密有致更显及花纹刀法洗练,生动活泼,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是北方青瓷的代表,并因其“巧如范金,精比琢玉”而被选为“贡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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