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形成了经济、军事与扩张的环形机制
从1775年大陆会议发表《独立宣言》到1861年美国内战爆发前，美国领土从75万平方公里扩大到777万平方公里，平均每年扩张82588平方公里，每天扩张226平方公里。这种扩张速度类似于食肉动物中的猎豹。
经过国内、北美大陆和海外扩张，美国形成了扩张欲望、商业利益与使用武力的互动机制。商业利益和扩张欲望需要武力开路，借助武力实现；商业利益的扩大为武力的增强提供了物质基础，同时也进一步增强了扩张的欲望。经济、军事与扩张就这样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使美国不断扩大势力范围。
一战和二战扩展、强化了美国商业与军事的互动机制，并赋予其现代技术的内涵。这一时期不断变化的作战需求刺激了技术、管理和经济规模的发展，造成国家对经济事务控制能力的提高和大型军工企业的出现。冷战更是长时期地把“商业、扩张和武力的互动机制”引入到相对和平时期，军工复合体的出现就是这一机制的显著特征。美国学者库恩兹指出：美国在冷战中的经历表明，军事因素与经济因素不是相互排斥的。国防开支促进了国内经济增长，同时数十万驻扎在海外的美军部队又奠定了美国经济外交的基础。
总之，经过历史的积淀，美国形成了经济、军事与扩张之间的环形机制。战争对于美国历史具有中心性。它不仅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工具，也是美国对外政策的目的。这是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根本区别，也是美国对外战略行为的根源。
现在，这一环形机制正在进行历史性的膨胀。2002年，美国兰德公司在《国家实力评估：资源、绩效、军事能力》的报告中再次确认了经济与军事互动的重要性，提出国家实力最终是两个因素互动的产物：一是一个国家主导经济增长的能力；二是利用经济实力提升军事能力，并反过来加强现有的经济优势，维持稳定的政治秩序，最终既确保自身的战略优势，同时也有利于总体的国际体系。美国也是通过这样的视角来评估未来新兴大国的战略能力的——这些国家是否在努力掌握经济主导部门、是否拥有强有力的政府、是否将资源转化为有效的军事能力。
美国把经济、政府能力与军事的互动关系作为观察新兴大国的框架，根本原因在于这是美国战略机制和战略行为的自我投影。“控制空间就控制了世界海洋，控制世界海洋就控制了全球商业，控制全球商业就会成为最富裕的国家，最富裕的国家就有能力控制空间。”美国学者弗里德曼的这一论述，典型地说明了美国的经济、武力与扩张这个互动机制的当代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