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漫画与历史
德子
漫画是一种具有强烈讽刺性或幽默性的绘画，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从漫画的视角对一段历史的政治观念、社会问题、人文现象等做哲理的思考，从中可以悟到一个社会进步与发展的脉络。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漫画创作出现了高潮，既有反映全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完成三大革命和反映全国人民建设新中国热情的漫画，如《中国自从有了共产党》、《加紧生产努力建设》；也有以反映抗美援朝和反对帝国主义为主题的漫画，如王德成的《全世界和平人民一条心》、张仃的《纸老虎》、方成与钟灵的《谁是多数》、英韬的《无声的回答》、江有生的《昨日今朝大不同》、米谷的《苏伊士运河的覆舟》、《中朝合力绞美李》等。
“三反”、“五反”运动时期，张文元创作的《以怨报德的不法工商业者》、蔡振华的《到税务局去之前》等作品，既揭露了不法工商业者的两面性及其不法行为，又暴露了干部贪污腐化的现象，主题触及了当时社会矛盾的焦点之一。
50年代还出现了内部讽刺漫画和歌颂漫画：讽刺漫画如1951年米谷创作的《新社会老现象》、李滨声的《喧宾夺主》、郑通校的《对自己和对别人》、陈今言的《慈禧太后：“你真是花钱的能手，我当年盖颐和园都没有想到用琉璃瓦修饰御膳房！”》、华君武的《谁干剃头的》、于化鲤的《谁说我目中无人》等，这些作品均起到了批评讽刺人民内部缺点错误、启示教育人民的作用。这个时期的歌颂漫画有韦启美的《毛主席派人来》、江有生的《两把尺子》、李滨声的《奶奶和孙女》等，这些作品表现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突飞猛进，以及解放后人民生活的巨大变化。
1957年的“反右”运动使一批有影响的漫画家被错划成“右派”，这不仅给漫画家本人带来不幸，也使发展中的漫画受到冲击和破坏，漫画创作转向了政治风险较小的国际题材。在这一题材创作中，代表性的作品有华君武的《蚊从草出》、米谷的《通不过去》、方成的《圣水》和《美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英韬《沙漠上的喜剧》等。
50年代末，出现了宣传味较浓的漫画形式的宣传画，许多漫画作者出于谨慎的心态，畏惧内部讽刺画的创作。在这个背景下，华君武发表了《疲劳过度症》、《误人青春》、《决心》、《杜甫检讨》等，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启发鼓励了人们的进取精神。
粉粹“四人帮”之后，中国漫画又出现了创作的兴盛时期，在批判“四人帮”的斗争中发挥了有力的作用。如张仃的《立此存照》、华君武的《死猪不怕开水烫》、方成的《高举、紧跟》、王乐天的《刀对鞘》、江帆的《谁说母鸡不能打鸣》、王益生的《丑八怪砸镜子》、徐克仁的《终于上台》等。这些优秀作品似匕首刺破“四人帮”的丑恶嘴脸及罪恶阴谋，漫画所具有的批判与揭露作用又得到恢复和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漫画创作与时代同步，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大批优秀作品脱颖而出。如于化鲤的《老鼠过街》、詹同的《百鬼斩尽，此精独留》、叶春的《一对小花狗》、郑辛遥的《智能快餐》等作品，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影响。
如果我们将不同时代的作品对比着欣赏，就会感觉到许多漫画的创作将重大的主题形象地、维妙维肖地凝聚在一幅画中，达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结合。如杨可扬、赵延年1950年的漫画《庆祝我们的胜利》，表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民欢欣鼓舞的精神风貌。到了1957年，刘小青的作品《预防流行“失言症”》表现了“反右”时期人们谨慎的心态。“文革”结束之后，批判“四人帮”的作品大量涌现，如1979年廖冰兄创作的《花甲回头，返老还童》，1980年方成的作品《谈心》、《择优录用》、《文艺创作》等均反映了文革时期的世风世相，给人苦涩的回味。1981年冯健男的作品《把经济搞活》表现了改革开放后人们新的经济观念。1987年王复羊的《楼群向这里进军》，以住房的改善表现了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大地上出现的巨大变化。
1997年华君武的《炒彭定康鱿鱼》表现了香港回归祖国的重大主题。
1999年于化鲤的《科技强国》表现了各族人民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齐心协力实现现代化的决心。
当然也有对不良风气进行批判的漫画作品，如1979年崔凌玉的《有冷面》、1981年丁聪的《后门总是开的》、范立夫1981年的作品《自扫门前雪》等都以辛辣、诙谐的笔触讽刺当时社会的不良风气。
50年来我国漫画创作的成果，展示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从漫画这个艺术窗口概略地反映了新中国50年人文景观的变迁，为我们理解历史、品味生活，拓展了一个独特的窗口。
《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