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汉林:如何解答历史观点评论型问答题
历史观点评论型问答题的特点在于评价的对象不是具体的历史事物或历史现象,而是历史观点。历史观点是指人们对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历史人物的评价。它是人们对客观对象的主观评价,可能与客观对象存在某些不符,因此还需要对历史观点进行再“评论”。这种题型非常富于“历史味”,因为历史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知古鉴今,历史观点就是连接古今的桥梁;只有正确的历史观点才能发挥借鉴作用,如果是错误的历史观点,很可能导致谬种流传。因此,这种题型很受命题者的青睐,在高考试卷中屡屡出现。对于考生而言,掌握这种题型的解题步骤和解题技巧是有必要的。
下面笔者以三道习题为例,分析这种题型的解题步骤和解题技巧,并从中提炼出规律性的认识。
例1:清代史学家赵翼在《唐女祸》中说:“开元之治,几于家给人足,而一杨贵妃足以败之。”结合你对唐朝由盛转衰原因的认识,分析评论赵翼的这一观点。
这是一道非常典型的历史观点评论型问答题。要分析评论赵翼的观点,前提是找准靶子,弄清楚赵翼的观点是什么。按照前面所述历史观点的定义,可以这样概括:赵翼(人)对唐朝由盛而衰原因(客观对象)的认识是,杨贵妃导致唐朝由盛而衰(主观认识)。提炼观点时注意分两步:一、评价的客观对象是什么(是“唐朝由盛而衰的原因”而非杨贵妃)?二、主观认识是什么(杨贵妃导致唐朝由盛而衰)?
找准观点,就可以判断表态了:赵翼把这说成是唐朝由盛转衰的根本原因是错误的。
既然赵翼的主观看法是错误的,那么客观事物的真相是什么?引导学生回顾史实:唐朝由盛转衰的原因是唐玄宗统治后期中央政治腐败,地方节度使拥兵自重,导致“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战乱和割据削弱了中央的统治,破坏了社会经济。在叙述史实的时候应该注意,评论的要求是精选论据(史实),而非全面叙述。
赵翼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认识呢?杨贵妃受宠爱,唐玄宗沉湎酒色,这只是中央政治腐败的表现之一。这一表现本身也是封建帝王唐玄宗造成的。赵翼把责任加在杨贵妃头上是不对的。赵翼的根本错误在于夸大了杨贵妃个人对唐朝由盛转衰的影响。其实,赵翼的错误除了夸大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外,还混淆了现象(唐玄宗宠爱杨贵妃,不理朝政)和本质(唐朝政治腐败)、主要矛盾(唐玄宗应负主要责任)和次要矛盾(杨贵妃应负次要责任)、全面(唐朝由盛而衰的原因是复杂的)和片面(杨贵妃一人的原因)之间的辩证关系。另外,赵翼之所以认为杨贵妃是“女祸”,是和封建社会歧视妇女的大环境分不开的(即时代偏见)。在中国古代社会,往往把一个朝代的灭亡归结为妇女(妲己、妹喜、杨贵妃、陈圆圆等)、太监(魏忠贤等)、奸臣(秦桧等)等,这主要是出于时代偏见;而且,在封建社会,由于三纲五常的限制,人们也不敢将原因归结到皇帝身上。
例2:顾炎武说:“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试评论顾炎武这一观点。
此题难度大于上题,其关键在于判断它是什么题型。很多考生将它误作为比较题来答,结果就偏离了方向。这主要是因为没有正确地提炼观点。本题的观点是什么呢?答案是这样表述的:顾炎武这句话是对科举八股考试的尖锐批评。很多同学认为顾炎武的观点是八股取士同焚书坑儒一样糟,甚至更糟。这种看法不是没有道理。但是,顾炎武的侧重点并不是二者的比较。顾炎武是明末清初人,他把明清时期的八股取士与秦朝的焚书坑儒相比,目的在于否定明清时期的八股取士。因此,他评价的客观对象是八股取士的影响,而非八股取士与焚书坑儒的异同点。八股取士在禁锢思想方面与焚书一样,在败坏人才方面甚于坑儒,这是两个小论点,它们共同证明“八股取士应该被否定”这个总论点。因此,在叙述客观事物的真相是什么的时候,我们主要是叙述八股取士而非焚书坑儒。如果是比较题,则要将焚书坑儒和八股取士二者平分秋色。从这道题我们应该明白,正确地提炼观点决定着整道题的答题方向,不可不慎。
例3:董仲舒说上曰:“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苏轼在给宋神宗的上书中说:“惟商鞅变法不顾人言,骤至富强,亦以召怨天下…… 虽得天下,旋踵灭亡。”试结合史实说明董仲舒、苏轼对商鞅变法的评价,哪些方面是客观的?哪些方面是错误的?并分析两人作出这种评价的出发点。
此题较上题更难。难点一在于本道题的历史观点有多个,而且董仲舒的总论点还是隐性的观点。商鞅变法的影响很复杂,主要是积极作用,但也有消极影响,董仲舒只挑选了一个“导致土地兼并严重”,实际上已经隐藏着对商鞅变法的否定。苏轼则直接指出商鞅变法全部(或主要)是其消极作用(因为商鞅变法“导致秦朝灭亡”)。
难点二在于分析两人作出这种评价的出发点。董仲舒和苏轼都离战国时代很远了,二人为何都关注而且都否定商鞅变法呢?董仲舒是西汉时期儒家代表人物,他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由此可以推断,董仲舒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然诋毁法家代表人物商鞅的变法。苏轼属于大地主官僚阶层。同时期北宋在进行王安石变法,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因此遭到苏轼等人的反对。二人都是以古讽今。
题目做完了,就该总结经验教训。由上,我们可以归纳出历史观点评价型问答题的解题步骤大概是:
(1)提炼观点。主要是弄清几个问题:评论的客观对象是什么?评论者的主观认识是什么?有几个观点?各观点之间是什么关系?
(2)判断表态。这又分四种情况:正确的,错误的,对中有错的,错中有对的。
(3)客观对象的真相是什么?用事实说话,最有说服力。
(4)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主观认识?上升到理论层次。历史观点是指人们对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历史人物的评价。它是人们对客观对象的主观认识。由于历史观点是人们主观思维活动的产物,必然会受到阶级、时代、环境和个人素质等方面的限制,从而导致与客观事实有所偏差。从历史观点产生的根源来讲,大致可以归结为社会偏见(例1)、态度倾向(例3)、阶级立场(例3)、方法论(例1)等几个方面,甚至还会可能混淆事实,颠倒黑白。
在解这种题型的时候,应该根据这种题型的特点注意以下问题:
(1)精选史实。因为这是“评论”,不是叙述,所以不一定要求全面,但绝对要求精选。
(2)还原到特定的历史情境中进行评论:历史观点都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产生的,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痕迹。因此,应该学会将历史观点放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分析和评价。
(3)历史观点是人主观思维活动的产物,既是主观看法,就有可能产生错误。人的主观看法是由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决定的,具体来说,就是社会偏见、态度倾向、阶级立场、方法论等几个方面。
(4)开放性:允许一定程度的发挥,因为对历史观点的评价的最终结果是产生自己的历史观点,而历史观点是人们主观思维活动的产物。这种题型的评分标准都体现了一定的灵活性,对考生中言之有理的新观点一般都给予肯定和鼓励。
由此可见,历史观点评论型问答题的解题步骤和解题技巧是由这种题型的特点决定的。
附参考答案:
例1:
唐朝由盛转衰的原因是唐玄宗统治后期中央政治腐败,地方节度使拥兵自重,导致“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战乱和割据削弱了中央的统治,破坏了社会经济。杨贵妃受宠爱,唐玄宗沉湎酒色,这只是中央政治腐败的表现之一。赵翼把这说成是唐朝由盛转衰的根本原因是错误的。这一表现本身也是封建帝王唐玄宗造成的。赵翼把责任加在杨贵妃头上是不对的。赵翼的根本错误在于夸大了杨贵妃个人对唐朝由盛转衰的影响。
评分标准:本题旨在考察学生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分析问题的能力,在评分时应注意:
1.能把唐朝由盛转衰的原因归结为中国封建社会内在矛盾的,加1分。
2.凡能明确地从全面和片面、现象和本质或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等角度进行分析评论,并言之成理的,加1分。
例2:
顾炎武这句话是对科举八股考试的尖锐批评,他的观点是正确的。明朝沿用科举考试选拔官吏,但政府规定,命题只限于四书五经,答卷的文体必须按照死板的形式,分成八个部分,即八股文。这样的考试,从内容到形式严重束缚了应考者,结果使许多读书人埋头攻读经书,不讲求实际学问。他们做了官,就成为顺从皇帝的奴仆。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者秦始皇焚书坑儒是为了加强思想控制。明代实行八股取士也是出于同一目的,只是这时封建制度已趋衰落,统治者为强化专制主义统治,更不允许有任何“越轨”的思想。八股取士正是适应这种政治需要而产生的,它失去了科举制度在初创时期的积极意义。所以,八股取士同秦始皇焚书一样,起了禁锢思想的作用,而它所带来的脱离实际的学风,对学术文化发展的影响则比坑儒更加恶劣。
评分说明:本题答案允许有一定的灵活性,不一定拘泥于以上的表述,但请注意:
①必须肯定顾炎武的观点是正确的。
②如果没有联系八股取士产生的背景,只从八股取士的规定和后果来论证,本题总得分不得超过10分(本题总分12分)。
③条理不清、逻辑混乱的扣1分。
例3:
董、苏二人议论的中心内容是商鞅变法的作用,二人都对商鞅变法持否定态度。
历史上,商鞅变法促进秦国经济发展和封建制度形成,符合当时历史发展趋势。董、苏二人抓住商鞅变法过程中非本质、非主流的某些消极现象,无限夸大,是错误的。
董仲舒指出商鞅变法后,随着土地私有、土地买卖的进行,秦土地兼并严重,贫富悬殊。这是客观的。秦经过商鞅变法,封建经济发展,成为战国七雄中实力最强的国家,最终实现统一。苏轼认为商鞅变法使秦国骤至富强得天下,这是客观的。
董仲舒只强调商鞅变法后农民的贫困,认识不到商鞅变法对秦统一的重要作用,这是不正确的。秦统一后,赋税、徭役繁重,刑罚严苛,导致阶级矛盾激化,秦被农民起义推翻。这是秦施暴政的结果。苏轼把秦灭亡的原因归咎于商鞅变法,这是错误的。
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为适应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需要,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实现思想上的统一。所以董仲舒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否定商鞅变法。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其变法措施中的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等都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遭到他们强烈反对。苏轼站在大官僚的立场上,借口说商鞅变法“不顾人言”,导致秦“旋踵而亡”。
(本文发表于《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