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通常所讲的那种语义，而是有着更尖锐、更凝重的意义：法律——“在这过程中‘摄影’即‘法律’，‘见证’的意义就在此产生”(第90页)。除了在法庭上作为呈堂证物之外，摄影在审讯中也被作为精神心理刑求的手段工具而运用。美丽岛事件的当事人后来以小说的方式追述了审讯中的影像运用：以被枪毙的死刑犯照片威胁被审讯者;以拍摄被审讯者的遗像的方式来制造恐惧感;摄影成为逼诱供词的手段。作者指出，在这次大审判的三十三人中，有几位是以照片作为刑判证据的，而三十三人中唯一被免刑者则是以照片中“无该被告影像存在等情”为事实依据。被以照片作为证据的嫌疑人在答辩词中有这样的说法：“因为警方有我拿大旗的照片，我才去自首说明真情”、“承认带木棍游行……刚好被照到相”、“当时曾被人拍下照片，我是面向群众劝解他们”……可见摄影“见证”的法律意义。
在事件之后，影像的保存、藏匿就成了极为敏感和危险的事情。当事人陈博文说当时把照片洗出来后就把底片丢掉，只保留了比较关键的二三十张照片。作者说，这是令人不解的：底片不是更容易秘密藏匿、携带吗?而且，见证需要流通，流通需要复制，取消了底片就是取消了这种可能。作者的思考是：“销毁底片，见证了见证者要回到现场，回到那个不可能重复的历史片刻欲望，没有人能够替代他自己的亲身体验，永远独一无二的秘密……”(第114页)而情治单位的逻辑和价值观却是相反的，它会以高价安排摄影、收买底片，去建立为了政治审判而需要的秘密指证档案。作者在本书的“序”中说：“摄影与历史，书中这几篇文章的意图;另一种摄影史。”这可能是最吸引人、最能够震撼人的灵魂的摄影史。
事实上，在全世界任何地方，至今都保存有无数这样的无比丰富、无比珍贵的摄影史。比如各种各样的档案材料，其中所负载的影像就是历史最直接的“见证”。捷克前总统哈维尔的《狱中书：致妻子奥尔嘉》(张勇进等译)有哈维尔档案中的照片，我认为甚至可以视作肖像摄影史上最杰出的作品。这是两组拍摄于不同时间、地点的大头照，但是其功能是相同的：犯人入狱时由警方拍摄以建立档案。这个犯人叫瓦茨拉夫·哈维尔，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捷克最重要的戏剧家，“七七宪章运动”的代表人物，1979年被判刑入狱。上面一组照片摄于1979年，布拉格监狱;下面一组摄于1980年，俄斯特拉发附近的赫尔马尼策监狱。他于1983年获释，之后又多次入狱。1990年至2003年，哈维尔先后任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总统、捷克共和国总统。这个人的一生是二十世纪欧洲政治的一部传奇戏剧，是人类良知战胜政治邪恶的象征。
照片上的这个人没有一丝的惊恐、颓唐或傲慢，而是凝重、坚定，甚至带有一种哈维尔式的悲悯微笑，或许在所有犯人档案照片中这是最出色的、最珍贵的摄影图像，可惜的是摄影者无法领受创作的荣誉。哈维尔在狱中写给妻子的信中说：“只有监狱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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