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明在入学“第一赌”——选择导师上就遭遇惨败。

　　他将自己的失败归因于“信息不对称”：谁会想到一位荣誉等身的长江学者会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放羊人”？

　　导师的学术水平、科研能力只是传说，尽管名师的办公室就在实验室隔壁，但他通常四五个月都见不到导师一面，几乎没与他讨论过学术问题，他带领的研究小组在几年间也基本没开过研讨会，没任何传帮带机制。

　　入学不久，另一位年轻老师开始辅导叶明。但一年不到，他就飞赴国外做博士后，又加之其兴趣与叶明导师不一致，这期间的辅导“没任何实质意义”。“从我的遭遇来看，学校对博士生的培养基本没任何管控，导师的权力极大，又缺少监督和管理。”叶明说，尽管学校在发给学生的培养表里注明了一个由4至5人组成的培养小组，但流于形式。

　　纵使深感“冤屈”，叶明也没途径可申诉，如果一定要找院校领导反映，他能预期的结果：更换导师或退学，转成硕士滚蛋，而这些都换不回他已付出的青春。

　　不过，叶明还不算运气最差。当他读到第六年时，终于“混到了毕业”，拿着学位证书“如丧家犬般仓惶”地离开了校园。他有一个运气更差的同学，熬到第八个年头，学校停发了补助，导师不指导，又没资源支持，尝试跟导师沟通，导师说：“你要让我看到希望。”“我突然发现人真的可以无耻至极。”叶明说。

　　还有一位导师，曾在研究生小组会议上公开表示：你们能不能毕业，做不做得好，都是你们自己的事，跟我无关。

　　对本土博士的含金量，1982年毕业的新中国首位博士生马中骐教授也不乐观。

　　毕业近三十年后，马中骐依然记得自己读博士时的宽松氛围和活跃气氛。

　　他和导师间的讨论非常多，“胡宁先生最喜欢讨论，每周起码两次，由学生来作报告，一次一上午。他也讲，我们也讲，我们可以错，他也可以错，他非常民主。”马中骐说，“现在，中国学生在不停地念书，国外学生一天到晚在聊天，但他们会思考，差距很大。”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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