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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学”百年一瞥：毛泽东评红自成“一家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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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9-28 11:16:3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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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此说新颖，当时影响颇大。
题咏派着眼于书中人物悲欢离合，寄托其羡慕或感慨之情，如唤明《金陵十二钗咏》中，便主张“若向红楼觅佳偶，薛君才合配咏妃。”诗末自注云：“蘅芜君（宝钗）配潇湘妃子（黛玉）才是一对好姻缘，读《红楼梦》者未知之也。”
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基本是美学批评，给小说批评派开了个好头（直到上世纪
50、60年代此派才有更大丰收）。他最早从哲学与美学的观点来批评《红楼梦》的艺术价值，建立了以哲学和美学双重理论为基础的文学批评体系，他说《红楼梦》是“悲剧中之悲剧”、“吾国美术史上唯一大著述”，甚至“宇宙之大著述”。他呼唤“则其作者之名姓与著书的年月、当为唯一考证之题目”，批评了索隐影射和自传说，具有开创意义。
新红学派代表人物为胡适、俞平伯、周汝昌。胡适于1921年写了一篇《红楼梦考证》，次年，又写了《跋〈红楼梦考证〉》，抨击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红学，开辟了《红楼梦》研究的新天地。“无论是拥护新红学的人，还是反对它的人，几乎都不否认这样一个论断：“作为新红学的开山鼻祖，胡适是20世纪红学史上影响最大的一个人。1961年，胡适说，40年来新红学的发展，只是作者、本子两个问题的新资料的增加而已。而今，80多年过去了，这话似乎还没有完全过时。就拿红学界名望最大的周汝昌、冯其庸二公来说，周老自然是公认的真正继承胡适的‘集大成者’，无论新红学的优点还是缺失（如贾曹互证），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地继承下来了；冯公也是啊，冯先生在其整个红学研究中，以作者、版本研究分量最重、贡献最多，近年又多次强调要在作者、版本、文本三个方面多多用力———他们不都是在沿着胡适开创的路前行吗？”（宋广波《用历史的态度评价“新红学”》）
毛泽东评红自成“一家言”
毛泽东喜读《红楼梦》，从少年到晚年，终生不辍。其藏书中《红楼梦》就有线装木刻本、线装影印本、石刻本、平装本等二十多种不同版本。他爱说的名言“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等也出自《红楼梦》。毛泽东说：“《红楼梦》我至少读了五遍……我是把它当历史读的。开头当故事读，后来当历史读。”他不光自己读《红楼梦》，还劝别人读，他对贺龙说，没看过《红楼梦》，不能算是中国人。又对许世友说，《红楼梦》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毛泽东认为曹雪芹写《红楼梦》，意在“补天”，是补封建社会的“天”。而在客观上达到的艺术效果却是“悲凉之雾，遍被华林”。
毛泽东不是红学家，评红却自成“一家言”，而他用评论《红楼梦》做出的大文章，是所有红学家不敢想、也想不到的大手笔。1954年江青向毛泽东推荐了两个“小人物”李希凡、蓝翎批评红学“大人物”俞平伯的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评〈红楼梦〉研究》，毛泽东很感兴趣，遂写下《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给中央政治局和其他有关同志，一场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运动从此展开。
批俞平伯不过是点燃导火索，目的在于引爆批判胡适。胡适身在大洋彼岸，对此看得十分清楚：“俞平伯之被清算，‘实际对象’是我———所谓‘胡适的幽灵’！”他随即又为许多朋友学生担忧，“因为‘胡适的幽灵’确不止附在俞平伯一个人身上，也不单留在《红楼梦》研究或古典文学研究的范围里。这‘幽灵’是扫不清、除不尽的。所苦的是一些活着的人们因我受罪苦！”俞平伯所受的“罪苦”不在躯体，而在心灵，不然他就不会在即将撒手人寰之际，仍用颤抖的手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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