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我注意到三位在谈到中国近代史上的保守与激进时，着眼点各有不同，在具体界定上也存在一定的差异，看起来这一思想史上的问题的确很复杂，要给出一个标准答案恐怕很难。既然在界定上出现了一定的差异，那么，我想问的第二个问题是，三位对中国近代思想史上这一问题的发生是不是也有不一样的认识？

    何晓明：学界论及保守主义，多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其发端期。我以为这种观点忽视了19世纪中叶开始的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碰撞、交融的历史以及这种碰撞和交融在思想领域激起的巨大波澜，抹杀了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和洋务派在保守主义发生史上的先驱地位。作为社会思潮或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发生于19世纪60年代，冯桂芬是其中有特殊意义的人物。冯氏在1861年撰写的《校邠庐抗议》中提出要“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实际上揭示了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理论的核心和要害。其后的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种种发展形态，无不继承了它的血脉，打上了它的印记。相对于保守主义，激进主义的发生要晚30—40年。戊戌时期的谭嗣同，对传统的君主专制政治与文化持猛烈的批评态度。在温和的体制内改革面临绝境的危急关头，他不惜铤而走险，图谋以绝然方式推进改革，绝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有《仁学》中已经明白表露的激烈主张作为思想基础的。我以为，19世纪20世纪之交从谭嗣同殉难到孙中山革命方略的成熟，是近代中国激进主义思想的形成期。更具体地说，1905年中国同盟会提出“驱除鞑奴，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将近代中国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三大主题昭示于人，就是激进主义形成的标志。

    俞祖华：在追溯保守主义的源头时，将现代性的保守主义与极端的保守主义、封建的保守主义加以区别是很有必要的。封建顽固派的保守传统、卫护旧秩序，与作为现代性思潮的保守主义根本挂不上钩。洋务派的“中体西用”理论也还谈不上是现代性的思潮，它只接纳科技的现代性而排斥人文的现代性，拒绝现代性向科技以外的其他领域扩展，包括拒绝儒学的现代性创新，与守护传统但着眼于传统的现代性转换的文化保守主义是不能混同的。我认为，无论是政治保守主义，还是文化保守主义，都可以追溯到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