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大华：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有海外学者对近代中国的激进主义加以批判。1988年9月，余英时在香港中文大学发表《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激进与保守》的演说，认为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史是一个思想不断激进化的过程，保守力量几乎没有起到制衡作用，中国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文革”就是这种思想不断激进化的结果。海外学者对激进主义的批判，很快得到了一些中国大陆学者的响应。一时之间，批判激进主义似乎成了时尚。他们在激烈批评文化激进主义的同时，也对政治激进主义进行了发难。这股批判政治激进主义的学术思潮怀疑、否定近代以来的历次革命，还有人进一步认为变法、改革也过于激进了。他们把戊戌变法的失败主要归因于改革派的激进，将辛亥革命的发生说成是激进主义思潮的产物，而将中国现代化的延误归咎于辛亥革命以来的历次革命。同时，对维新派的激进改革与革命派的流血革命打断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的渐进改革表示遗憾和惋惜。这种对近代政治激进主义的批判，一是尊重史实不够，有主观臆造之嫌，如有人在批判辛亥革命的所谓激进主义时，不是从历史事实出发，而是从假设的前提出发，得出了辛亥革命搞糟了，打断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否则中国就有可能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结论；二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夸大主观观念、某一思潮的作用。须知历史本身是复杂的，历史的发展不是某一个人某一个派别的思想、或某种思想观念甚至某种思潮主观愿望的结果，是历史发展为包括激进主义在内的近代各种社会思潮提供了思想演绎的舞台，而不是激进主义在规定着历史的发展方向。决定历史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不是观念，任何思潮的作用都不可能大到“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地步。

    俞祖华：历史总是在曲折中前进。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经历过沉沦、磨难，甚至在重新恢复国家独立之后也发生过像“文革”那样的灾难性事件，但总的趋势是从饱经屈辱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转变为一个正在实现伟大复兴的东方大国，是从“前现代”的、落后的封建帝国成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兴国家。历史不能假设，历史研究只能从既成的历史事实出发，而不能想当然地搞假设，替前人谋划历史发展的“正道”。这种越俎代庖的研究本身就离开了历史研究的正常轨道，说它别有用心一点也不冤枉。事实上，从1840年到20世纪初，历史已经给予清政府足够长的时间，在这一时段里，东邻日本崛起了，而中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化程度却大大加深了，因此，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何错之有？清政府的腐败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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