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期出现的，谭嗣同在《仁学》中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封建专制制度的激烈批判，樊锥和易鼐在《湘报》上提出的中国“大政鸿法，普宪均律，四民学校，风情土俗，一革从前，搜索无剩，唯泰西者是效”，“一切制度，悉从泰西”的主张，可以说开启了中国近代史上的文化激进主义之先河。到了20世纪初，所谓“欧化”、“欧化主义”这一类体现文化激进主义价值取向的词汇在报刊上已屡见不鲜。1907年6月由吴稚晖、李石曾创办的《新世纪》周刊，既是革命派内部一个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刊物，也大力宣传提倡过所谓“欧化主义”。当然，无论是文化保守主义，还是文化激进主义，真正成为一种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社会思潮则是在五四时期。其时以杜亚泉、梁启超、梁漱溟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以吴宓、梅光迪为代表的学衡派，以章士钊为代表的甲寅派，都属于文化保守主义派别，而陈独秀、胡适、吴稚晖等人则是这一时期著名的文化激进主义者。
三、保守与激进：对立还是共生？
记者：由此看来，我们真的不能简单地机械地从字面上去理解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保守与激进，更不能随意地对中国近代史上的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或褒或贬。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的关系好像也不是简单的两极对立、水火不容，我们不能仅从字面上或主观上轻率地判定谁对谁错，而是有必要加以重新认识，辩证分析，审慎界定。
郑大华：是这样的。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激进与保守之间不是简单的两极对立、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既互为矛盾、互相对峙又互相补充、互相依存的关系。激进主义、保守主义各有着相对独立、自成特色的价值系统、政治立场与文化观念，并在推进中国文化的前进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激进主义在社会转型、文化转型时期的一定阶段往往起着打破旧的政治秩序与旧的文化传统，实现深刻的社会与文化变革，开创社会发展、文化发展的新局面的作用，而保守主义起到的则是对过度的激进主张进行制衡，对现代性的弊端进行修正，使传统在现代化的变革中得以延续的作用。但激进和保守都存在于同一历史时代中，面临着相同的“前现代”传统的内容和具体的历史处境，因此也就自然有交叉交集、相近相似、相辅相成的一面。以文化保守主义者和文化激进主义者而论，在文化问题上，他们思考和企图解决的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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