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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谈中华文化:《论语》亲切如外公给我的信(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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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10-29 11:16:4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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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思想，第一个思想不想远征，迷恋脚下的熟土，对远方的生土走走看看玩玩可以，要我在那安家是不可能的，这个思维作为一种文化生根，哪怕不是农民的书生，都受到这种文化的强烈影响。书生在京城呆了好久，觉得是客居京城，最终目的是要回家，其实他五十年都在京城，这完全是一个农民思维。中华文明对远方土地没有兴趣，原因是农耕文明的思维，哪怕是郑和下西洋，航海技术已经非常不错了，走了那么远的地方，也没有在哪个地方安家，侵占对方领土。这证明什么？这不是明代的政策，证明是农耕文化的本能。成吉思汗远征，是因为游牧文明，而他的孙子要建立元朝、问鼎中华的时候，他必须接受农耕文明结束远征。
农耕文明带来了第二个思维，不喜欢极端，因为农耕文明告诉我们，夏天的极端不是热上加热，是秋天的凉风。冬天的极端不是冷了又冷，是春暖花开。极端没有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没有太大奇迹，中国文化的思维基本上也是如此，就是反对一切极端的梦想。重现了中庸的哲学，然后又重现了中庸之道。以前有好多年轻学者，说郑和那么好的船队，怎么就不拿点黄金回来？也可以像哥伦布那样去海外建立几个中华帝国？为什么不这样？我说郑和能安安静静地回来，没带当地酋长的人头，没带沾着鲜血的珠宝，他就安静地回来了，因为我们的文化决定着他的非极端思维，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庸之道，我为我们的祖先感到骄傲。世界上的极端，它一定是带有一种非农耕的侵略性，产生的根子是游牧或海洋文明。中庸之道是了不起的思维。季羡林先生讲，以中庸之道为基础的和谐是中华民族献给世界的大礼物，这讲得很有道理，要相信按照中国思维，两种不同极端当中，一定有一个交集点或者一个合适点，让两方面都能勉强接受的点，中庸之道就找这个点。因为不断地找这个点，所以世界能够保持基本的和谐，这是农耕文明的一个智慧。
与“水”有关系的统“治”
占地面积决定了中华文化是一种气魄宏大的统一文化。占地面积多大呢？黄河流域80万平方公里，长江流域180万平方公里，和其他文明相比，尼罗河、上尼罗河、下尼罗河加在一起，古埃及文明只有4万平方公里。两河流域，就是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流域的文明满打满算不会超过10万平方公里。印度河流域的文明也就六七万平方公里。希腊文明的范围只有几千平方公里。简单地说，当时其他所有古代文明总的地域加起来，只有中华文明的十五分之一，甚至于二十分之一。中华文明的体量极大，以前我们讲得多的是黄河文明，后来慢慢挖掘知道长江文明也了不起，下游的河姆渡、良渚文明，哪一个挖出来不都是震惊中外。我们写文章经常是五湖四海、天下意识，动不动就是天下，为什么呢？中华文化气魄宏伟，不会仅考虑家门前那一点东西。
二十世纪前期，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教授研究地理环境，特别对中国进行了分析。他说中华文明因为是农耕文明，就是长江、黄河文明，长江、黄河流遍中国那么多地方，就凭这一点，中华帝国必须是统一的，不能被分离，因为如果不统一的话，治水就没法治，那就要命了，上游要害下游太容易了。所以马克斯·韦伯说，这两条大河作为中华文明的动脉，就决定了中国非统一不可。任何军阀混战，目标都是由谁来统一，统一是一个中心思维。马克斯·韦伯还说，统治的“治”和治水的“治”是一个字，而且据他所知，都是水作为偏旁的。这话很有意思，这是中华文化的第二个特征，有一种整体智力，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叫“气”，有“气”。有的国家虽然很精致，但是就缺少一股气。 “余教授为什么不到我们这里来定居，或者到这儿来移民”，我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觉得那些国家的“气”不够，这样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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