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世博会开幕时，温家宝总理在这届世博会国际论坛开幕式上讲话，曾提到一百年前一位叫陆士谔的青年，他在《新中国》这部小说中，虚构了一百年后上海浦东举办万国博览会的盛况。由此可见，举办世博会是中国人的百年梦想。

　　百年前的中国，外有列强压迫，内有贪官腐败，国弱民穷，惨不忍睹，有志于改变中国现状的志士仁人，都把希望寄托于将来。有人便选择了小说作为表达其美好向往的方式之一，而且都有关于万国博览会的描写，说明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举办万国博览会是国家强盛、社会繁荣的标志和象征。梁启超作于1902年的《新中国未来记》，成为此类小说的开山之作。

　　梁启超说，他想写这样一部小说已经有5年了，一直没能落笔，其原因就在于“身兼数职，日无寸暇，更安能以余力及此”？但这部作品对于中国之前途，却又大有帮助，不能不把它写出来，他于是想到了要用报刊连载的方式，强迫自己完成这部作品。就在他所创办的《新小说》问世之初，自第一期起，《新中国未来记》开始连载。但梁启超最终并没有完成这部小说，包括“楔子”在内，只写了5回。这也是当时许多类似小说的宿命，有人猜测梁启超何以中途辍笔，以为是他沾染了时下恶习，创作态度不够认真。其实也不尽然。数月之后，梁启超受康有为委托，应美洲保皇会之邀，游历美洲，10个月以后才返回日本。在这期间，他请了蒋观云维持《新民丛报》，文章、小说却没有时间再写了。这样看来，《新中国未来记》的短命，在梁启超也是无可奈何之事。

　　尽管如此，这部小说还是在读者中引起了一些反响。黄遵宪先生在当年写给梁启超的一封信中给予《新小说》杂志和那篇《新中国未来记》以很高的评价：“《新小说报》初八日已见之，果然大佳，其感人处，竟越《新民报》而上之矣。仆所最贵者，为公之关系群治论及世界末日记，读至’’’’爱之花尚开’’’’一语，如闻海上琴声，叹先生之移我情也。”他也指出了小说的缺点：“此卷所短者，小说中之神采之趣味耳。”他的评价应该说是很恰当的，小说采用“幻梦倒影之法”，第一回“楔子”便讲述公元1962年正月初一，南京举行维新五十年之大祝典，其时正值万国太平会议召开，各国全权大臣在这里签署太平条约，并向中国表示祝贺。前来参加庆典活动的还有英国皇帝、皇后，日本皇帝、皇后，俄国大统领及夫人，菲律宾大统领及夫人，匈加利大统领及夫人。其间，还在上海开设大博览会，梁启超设想的大博览会却不同寻常，“不特陈设商务、工艺诸物品而已，乃至各种学问、宗教皆以此时开联合大会。各国专门名家、大博士来集者，不下数千人，各国大学学生来集者，不下数万人，处处有演说坛，日日开讲论会，竟把偌大一个上海，连江北，连吴淞口，连崇明县，都变作博览会场了”。于是引出孔觉民老先生演讲“中国近六十年史”，又引出黄克强的故事来。如此“一起之突兀”的开场，有学者指出：“明显得益于美国乌托邦小说《回头看》与日本政治小说《雪中梅》。”

　　其实早就有人说过，这篇所谓小说，纯是为了梁启超要阐发他的政治理想和见解，穿插几个人物于其中，里面最精彩的部分，却是黄克强与李去病关于政见的长篇辩论，整个第三回，写了一万六千余字，只写这一件事，翻来覆去的辩驳，你来我往，四十四次，在小说写作中也算作“至是而极”了。这显然根源于梁启超对于小说的认识，他的《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开宗明义便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他提出“小说界革命”，无非是要保留小说这种叙事方法，而置换新的内容罢了。在他看来，小说也只是他所从事的新民，即国民启蒙运动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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