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这些年来老建筑的命运，中国文物学会传统建筑园林委员会常务理事马炳坚仍历历在目。“1999年，广渠门内大街207号四合院数天内被拆，这是目前红学专家唯一公认的有案可考的曹雪芹故居遗址；2000年，美术馆后街22号一座明代两进深四合院被拆，此前不久多位古建专家曾对这里精美的砖雕称奇；2005年，西城区共9间周作人的住房被拆除；2009年7月，梁思成故居也面临同样的困境。”

在马炳坚看来，历史之所以是历史，就在于它的连绵和延续，而老建筑是最真实的历史符号和记忆。它们的存在就好像一部厚重的古书，讲述着若干年前的故事，割裂自然的延续不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一些发达国家在发展初期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二战之前的150多年里，英国老建筑的保护工作也一度不尽如人意，20世纪全英国有六分之一的别墅被毁坏。”马炳坚说。“但是随着人们在物质和精神生活越发富足，才意识到很多熟悉的东西已经荡然无存，才感到后悔和遗憾。”

“后来为弥补这些过错，英国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先后设立了500个保护区，用以保护原有建筑和周围的环境。”马炳坚说,“可能因为经历过失去和破坏，人们现在越发懂得珍惜，伦敦整座城市都成为了一座博物馆。”

让老建筑体面地生存

郭沫若故居很有些闹中取静的意味：朱红色大门，灰色院墙，在这座占地7000余平方米的两进四合院内，处处可见茂盛的玫瑰丛和银杏树。在这片喧闹的地段，它如同人群中一位干净而体面的老人。

副馆长赵笑洁说，作为北京市八大名人纪念馆之一，郭沫若纪念馆每年都能享受到政府的资助，待遇算很优越了。

“但是因为建筑本身属于文物，至少要做到‘5年一小修，10年一大修’。按照这样的标准，即使只定期加固结构和给房子挑顶，所需要的经费就在1000万元左右，而实际资金连一半都达不到。所以只能先挑最严重的问题解决。”赵笑洁说。

在微寒的秋末，纪念馆内的银杏叶已渐次泛黄，树间千百片“小扇面”摇摇欲坠。两只慵懒的猫踱着碎步，在石阶、花丛间悠然自得。垂花门前两口不成对的铜钟左右为伍，与两株上了年岁的松柏相伴。垂花门内，旧时的办公室、卧房以及郭沫若夫人的写字间依然如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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