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汤若望数次奉诏入宫，他对皇帝和摄政王说《新历法》的优点，并呈现了望远镜、浑天仪、地平晷这些天文仪器。当时满族人刚到北京，都没见过这些，觉得特别好玩，好奇。而且汤若望用西洋的新法准确地预测了顺治元年即1644年农历八月初一的日食。摄政王一看，果然不错，就让他把《崇祯历法》再改一改，汤若望就奉命对《崇祯历法》进行修订，将原来的修历法137卷修订改成103卷，连同新编的一些新历本呈现给清政府。多尔衮被他说服后，清廷下令从顺治二年开始，将其参与编撰的新历定名为《时宪历》，在全国实施。

　　顺治七年的时候，清政府给传教士赐了一块地，汤若望在宣武门天主教堂旁重建一个新的教堂，并对原由利玛窦所建的天主教堂进行扩建，如此，把宣武门这个教堂变成北京城内最大的一个教堂，后称南堂。这个南堂也是汤若望等神甫的居住地，他们平常就住在这儿。他们的工作地点是在现在建国门有一个天文台，现在还有这地方，叫古观象台。在古观象台工作的传教士大概有50多个人，汤若望是其中主要的负责人，用现在话来说他担任台长，当时叫钦天监的监正。

　　汤若望用历法，用天文仪器这些先进的东西赢得了朝中大臣的信赖，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从顺治八年到十四年冬，他成为顺治皇帝的一个好朋友，和顺治皇帝建立了一种十分紧密的私人关系。当时年轻的顺治皇帝亲切地称呼汤若望为“玛法”（满语：可亲可敬的尊者、长者，爷爷），这个“玛法”可以随时进宫去见皇帝。而且顺治皇帝也多次亲临汤若望的居住地与之畅谈，求教西方的历法，这个事在汤若望有一本书叫《修历纪事》有记载。仅顺治十三年、十四年两年之间，顺治皇帝就亲自登门造访了24次。汤若望很受感动，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在学问上循循善诱，在国事上忠言直谏，这使年轻的顺治帝倍感可亲可敬。顺治帝当时比较年轻，他求知的渴望很强，再加上朝中大权由摄政王来控制着，我想可能他内心比较空虚，对西方比较好奇，所以经常到汤若望这儿来。

　　汤若望之所以和顺治皇帝、和摄政王大臣套近乎，他的目的当然是争取这些人的支持，最终目的是传教。所以从这一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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