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九月七日”（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4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53-254页）

    蔡先生面对大家的盛情与重礼，感觉到受之有愧和却之不恭的两难，所以反复考虑了三四个月后才选择了接受，延迟到自己七十岁生日快到的1936年1月1日才写了回信：

    “接二十四年九月七日惠函，拜读以后，惭悚得狠！诸君子以元培年近七十，还设有一所可以住家藏书的房屋，特以合力新建房屋相赠。元培固没有送穷的能力，但诸君子也不是席丰履厚的一流：伯夷筑室，供陈仲子居住，仲子怎么敢当呢？诸君子的用意，在对于一个终身尽忠于国家和文化而不及其私的公民，作一种纪念，抽象的讲起来，这种对于公尔忘私的奖励，在元培也是极端赞成的。但现在竟以这种奖励加诸元培，在元培能居之不疑么？但使元培以未能自信的缘故，而决然谢绝，使诸君子善善从长的美意无所藉以表见，不但难逃矫情的责备，而且于赞成奖励之本意，也不免有点冲突。元培现愿为商君时代的徙木者，为燕昭王时代的骏骨，谨拜领诸君子的厚赐，誓以余年，益尽力于对国家对文化的义务；并勉励子孙，永永铭感，且勉为公尔忘私的人物，以报答诸君子的厚意。谨此申谢。”（转引自周天度：《蔡元培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79页）

    但是，由于日军侵华日益加剧，1937年先心怀叵测地挑起“七·七”事变，攻陷北平，紧接着又肆无忌惮地挑起“八·一三”淞沪战争，攻陷上海，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地奋起进行全面的抗日战争，大家，连同蔡先生本人，也就无暇再顾及为他建设新的住房之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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