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苗润田认为，“充分汲取儒家文化中作为民族精神的合理内容，对于重建当代中国人的文化精神世界将是有益的。”

一度，“经世致用”、“家、国、天下”始终漫布在由儒学统摄的一套人间秩序之中，在这背后，其实是儒家对个人社会担当的严格关照。

近三十年，中国社会开启市场经济之路，儒学生存的土壤又有了一次跨越性的改变。与市场经济相伴随的，西方启蒙思想中的利己主义挤占了 “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在精神世界的存在空间。甚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的底线都变得岌岌可危。丛生的社会问题下，公民社会责任意识的滑坡已是不争的事实。

为中国带来物质利益的全球化，并不必然带来精神上的富足。甚至，可能走向危险的反面。此时，费孝通先生当年提出的“文化自觉”就愈见其重要性。理性认识我们的传统文化，挖掘、重建中华文化能够回应现代化部分，应是这个时代的基础工程。

儒学究竟能否为当代社会输送道德养分？几代学人孜孜以求的儒学现代性转型将走向何方？这种转型如何能够在教化公民社会责任意识中起到作用？

为此，《第一财经日报》专访了山东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苗润田。苗润田常年致力于儒家哲学的研究，著有《中国儒学史·明清卷》、《儒学与实学》、《解构与传承》等，是当代儒学研究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第一财经日报：在中国，儒学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占据社会主流的思想体系，那么在当代中国，还是这样吗？

苗润田：儒学在当代中国并不是社会主流的思想。有一种意见说，儒学在当代随着它赖以存在的传统社会的解体而成了无所依附的“游魂”。我不赞同这种看法，但不能否认它从一个侧面说明儒学的当代境遇。近年来，儒学有“复兴”之势，但能否再次成为社会主流的思想还有赖于社会的选择。

日报：进入21世纪之后，社会对于儒学的关注更显热切，你认为有哪些原因？

苗润田：我想，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社会需要；第二，儒学能够给社会需要以一定的理论满足。

日报：你认为传统的儒学以及之后的新儒学能够支撑中国人的文化精神世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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