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譬之适堂坛之必循其阶，而不可以躐等。”（《古经解钩沉序》）

　　大意是，要想通晓经义、上达哲理，必须从语言文字这一基础入手，好比我们想要到达楼上的会议室，非得从底层走起，而语言文字就是必经的阶梯。可是曾几何时，语言文字学被从国学的基础中抽走了。刚才说过，汉学和国学其实是一件事物两样叫法。比照《现汉》的解释，可以看出人们对语言也已经很不强调了：“国学，我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包括哲学、历史学、考古学、文学、语言学等。”

　　这样排列国学的各项内容，从宏大的哲学开始，用戴震的话来说，就是“躐等”，好像我们一步就能从窗户跳进楼上的会议室来。当然，有人会说：时过境迁，传统学术的理念和框架已经不适合现代社会了。现在国人解读经义，推尚超脱文本，纵情发挥，舍得花工夫钻研语文的学人已属罕见。

　　于是问题就来了。我们中国人考察“汉学”，或者“海外汉学”，应该把语言文字学或语言学放在怎样一个位置上呢？应该跟从外国人的视角，把中国语言看得很重要，还是用国人自己的视角，觉得语言无所谓呢？

　　不论怎样理解，都改变不了一个事实：海外无论哪个国家的大学，只要设“汉学系”，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教汉语。那么，可不可以这样说：汉学和国学是海外汉学的基础，而汉语和中国语言学则又是汉学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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