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 王国维先生指出,清儒贡献在于考证,而其考证学中,真正傲视古今的精绝所在,是戴段二王等人的音韵学建树。如果我们观察一下他们的音韵学成就,就不难看出,其成功的关键,仍在于理论解释的探讨和争鸣。他们是以对音韵学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如古声韵分部,四声起源,古音韵是否至谐,同声是否同部等的学术争鸣和突破解释而光耀史册的。也正因为考据学者之间在古音理论方面不断进行争鸣对话,他们才能在古代文字形音义的解释、古籍的训诂校勘方面,有超越汉唐前贤的精绝理解,树立起像《经传释词》、《读书杂志》、《说文解字注》、《经义述闻》那样至今仍光芒万丈的考据学典范。
显而易见,考据家并不是不讲理论,他们与理学家的义理学差异仅仅在于,前者是要建构一套贯通古音变迁诸多现象的解释体系,而后者则是贯通人间秩序的解释系统。考据学的问题,其实不在于忽略理论或解释,而是野心太大,想用音韵训诂这匹小马,去拉文化秩序和道德根基那辆大车,其后果必然是捉襟见肘。这种尴尬的处境,在乾嘉升平之时尚不太明显,到萧条冷落的嘉道时代,就清晰可辨了。
陈寅恪为何青睐宋儒
乾嘉盛世终结不到半个世纪,就是尽人皆知的耻辱百年。政治文化权势重心向西方学术转移所带来的后果,是对本土学术传统经久不息的藐视和排斥。但是,即使在这样的形势下,回归宋儒重解释重思辨批评传统的努力,仍然没有停止过,其代表人物就是人所共知的陈寅恪先生。自上个世纪80年代陈氏史学为世人所重新发现以来,关注的焦点更多聚集在他的语言能力和考证功夫方面,而真正使其为人尊为一代大师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论著,倒问津不多。笔者作为这方面的门外汉,更相信两位当代南北朝和隋唐史大家对陈先生学术特点的描述。胡如雷先生80年代初指出,陈先生“力求从总体上说明中国中古史的发展规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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