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一些食品的包装，前面常冠以“老”字，例如老酸奶、老冰棍等，这是试图找回当年的味道。北京街上的百年老字号比比可见，多徒具招牌而已，又能找回多少当年的味道呢？何况时过境迁，即便是能找回一些，又上哪去找品尝这些老味的环境和氛围呢？因而从怀旧的角度看，可以“遍尝”老味的唯一方式，是去翻阅前人的文字，当中一定不乏让后人神往和垂涎的记述。而且有时候味道之外的说吃，其实更有味道。

    民国时，西餐馆尚不多见。喜欢吃西餐的人大体有两类。一类是长期受西方文化熏陶而养成的生活习惯，如宋美龄等；另一类则是崇洋心态作祟的暴发户，例如商震。商出身寒微，发迹后有“五洋”将军之称，即穿洋服、吃洋饭、住洋房、骑洋马、打洋球。当年的高级军官，一套灰斜纹布的军服料子也不过三四元，而商震的军装则一定要拿到东交民巷的外国裁缝铺去做，仅手工费就不下三四十元。商家雇有专门的西餐厨师。他任32军军长时，一次招手下三个师的参谋长去家里谈事，饭点上便用西餐款待，同席还有另外两个客人。这两人显然对西餐的吃法不太明白，席间误把一盆用来洗手的水当汤喝了。商震见状，为免使二人尴尬，也故意喝了一勺，说：“开过的水，可以喝。”以商震的身份，当不会请穷人吃饭，可见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吃西餐对许多中国人而言，还是有些陌生的。但在所谓上流社会的圈子里，则另当别论。倒退一二十年，即民国初年，曾任交通总长、代理国务总理的朱启钤一家的生活，就已完全欧化。“家宴一律是西餐，仆役都穿白大褂，紫色背心。”

    吃饭有一些通行的规矩，也有一些特例的规矩，即个人的“专利”。曾任国务总理的北洋政客潘复喜交游，好热闹，退出政界后，天津家中仍是一派“坐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的气氛。康有为去世前，来天津见溥仪时，还去潘家赴宴并周旋了一天。他在潘家当众挥毫，凡到场的客人人手一幅字。从早8点到晚8点，康有为连续写了12个小时，始终兴致勃勃，毫无倦意。潘请客的规模，于此可见一斑。与潘复的如此“豪爽”形成对照的是，他吃饭有个怪癖，每样菜必先挟一筷子放在自己的碟中。倘别人先动筷子，他对那样菜便不再举箸。不论外面赴宴或自家用餐，一概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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