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银川，记者赶往甘肃武威。一路上土地渐渐荒凉，水成了一种稀罕的资源，沿途不少地名都跟水有关。武威古称“凉州”，为河西重镇之一，也是西夏建国的根据地。这里又是在诗歌中被反复吟咏的地方，“葡萄美酒夜光杯”的《凉州词》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武威城楼前的广场，地面上镌刻了历代有关武威的诸多名篇。

　　武威，在西夏时叫西凉州，也是西夏文物的密集出土地。记者前去拜访武酒集团西夏文化研究所所长孙寿岭。他感慨武威虽有丰富的西夏文物资源，但研究队伍却跟不上，规模仍在原地踏步，“现在宁夏那边研究者多了，这边还是几个人。”

　　谈起西夏人在武威的活动，孙寿岭特别称道的是他们的活字印刷术和酿酒。当年，韩国人认为自己有铜活字，是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印刷的实物证据，执意“申遗”。中国当时只有《梦溪笔谈》中关于毕昇发明活字印刷的文字记载，活字字模等没有得到考古证明。此后，峰回路转的机会来自西夏的文物。一部出土于武威的西夏文佛经《维摩诘所说经》，被认定为一件泥活字印刷品。孙寿岭撰写文章论证，为了增强证据的说服力，他还用三年时间，自费按照西夏时的技术，刻版、印刷，复原出了这部佛经。

　　党项族是善于学习的民族，他们印制的多部活字印刷作品，被专家认为是最早的活字印刷作品。孙寿岭找到的这部佛经就是其中之一。它们的存在捍卫了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权。

　　记者去武威博物馆瞻仰《重修凉州护国寺感应塔碑》（以下简称“感应碑”）和其他西夏文物。1804年，清代学者张澍辨识出了这座被封存石碑上的“奇怪”文字为西夏文，从而揭开了中国学者研究西夏文字乃至西夏学的序幕。该碑刻于西夏天祐民安五年（1094），碑高2．5米，宽0．9米，厚0．3米，两面刻文，一面为西夏文，一面为汉文，诸多文字仍然清晰。记者来到它的发现地——大云寺（此前名为护国寺）。寺内大殿闭锁，只是前面供桌摆着各路神仙。寺庙东面墙边有一片小碑林，立着几块石碑。不知道当年感应碑是不是也曾混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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