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园中游者寥寥，经幢所在的宸翰院更是冷落无人。两座西夏文经幢默默地消受着它们的静寂。它们是西夏文在生命末期的一束余晖，代表着这种文字走向死文字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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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书”重现震惊学坛

　　西夏文在创制时，模仿吸收了当时的汉字，在形体上与汉字非常相似，但是结构更为复杂，撇捺明显多于汉字。对这种文字，习惯汉字的人会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但是细看又都不认识。清代学者张澍的一语道出了大家的共同感觉：“乍视字皆可识，熟视无一字可识。”

　　西夏文在诞生之后，受到了李元昊的大力推广。他将其定为“国书”，并且成立蕃字院等机构，在西夏国境内，西夏文得以广泛使用。西夏灭国后，在元代和明代，西夏文仍然为党项族后裔使用。元代时，还刊印了西夏文的大藏经。1962年出土于保定的经幢为目前发现最为晚近的西夏文文物之一。历史学家陈寅恪曾说，“柏林国家图书馆所藏藏文甘珠尔，据称为明万历时写本。寅恪见其上偶有西夏文字。”他认为，“明神宗之世，西夏文字书籍，其遗存于西北者，当不甚少，或尚有能通解其文字之人欤？”

　　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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