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文人相轻”的反例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缺乏，虽然它们更多地具有个案性质，却铸就了“文人相重”的风范和亮点。近现代国学大师之间的惺惺相惜，高山流水，更不乏其例。梁启超说，“我的等身著作，不如陈（寅恪）先生一篇几百字的论文”。而在陈寅恪眼里，“先生（王国维）之学博矣，精矣。几若无崖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郭沫若在《论郁达夫》中写到：“英国的加莱尔说过‘英国宁肯失掉印度，不愿失掉莎士比亚’；我们今天失掉了郁达夫，我们应该要日本的全部法西斯头子偿命！”新时期文坛，韩少功评价史铁生：“我以为一九九一的小说即使只有他的一篇《我与地坛》，也完全可说是丰年。”这些推崇之语丝毫没有降低梁启超、陈寅恪、郭沫若、孙犁和韩少功们的应有声誉，我们也并不觉得言过其实，夸大其辞。

    旅居美作家陈九先生，最近对我讲了他的一段“汗颜”经历。前不久，他在《世界日报》发表了散文《母猪沙赫》。转天接到一个电话，里面的山东口音已显苍老，自报姓名“王鼎钧”，令陈九又意外又惊喜。王鼎钧已86岁高龄，“百度百科”介绍他为“当代著名华文文学大师”，与余光中齐名，他组织纽约华人作家成立了一个“九九读书会”，大家尊称其“鼎公”。鼎公告诉陈九，近期读书会专门要讨论他的散文，并说：“你的散文真好啊，我写了一辈子，赶不上你这一篇。”口吻不像是在调侃，陈九诚惶诚恐，无地自容。陈九最大的感慨是，鼎公健康，海量，而自己做不到。我说，是的，是的，我们都做不到……

    鲁迅认为，文人相轻不外乎三种情况：其一是自卑，其二是自高，其三是批判。原因还是出在“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与之关联的结果，便成了文人相轻，武人相重。武人过招，简单回合，便知彼此功夫如何，胜负决出，成王败寇，低手佩服高手是很自然的事，非但不丢脸，还会被视为豪侠风度。文人则无法过招，其高下很难分辨，顶多各有千秋，于是互不买账。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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