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f Living（《生活的艺术》）就是一本专论生活情趣的作品。在他看来，沈复的《浮生六记》描述了接近理想的一种生活方式，而书中的芸娘则是中国文学里一个最知情识趣的女人。他明确地指出：“生活的目的是真正地享受生活。”胡适几乎不谈生活的情趣，他所乐道的是生命的意义或生活的内容这些极严肃的话题。他自作的白话诗“不做无益事，一日当三日，人活五十年，我活百五十”最能体现他的生活态度，他在1919年写了一篇为大众说法的《新生活》短文，他给“新生活”所下的定义是“新生活就是有意思的生活”。此处“有意思”三个字，绝不意味着林语堂所说的“有趣味”（interesting, fun, or enjoyable），而是“有意义”（meaningful），胡适要我们每做一件事，都问一个“为什么”， 要是回答不出“为什么”，就不是“有意思”的生活。在林语堂看来，这样的生活态度很认真，也很严肃，但却未必有趣味。在生活的内容和态度上，胡适所关切的往往是“我们应该做什么”，而林语堂关切的则是“我们喜欢做什么”。在他看来，即使我们所做的都能对“为什么”有一个冠冕堂皇的回答，但我们却丝毫不能从这样的生活中得到乐趣，那么，这样的生活依旧不是理想的生活。换言之，我们虽然回答不出“为什么”，但如果我们真的乐在其中，这种“受用”的本身，就是生活的意义。他在《中国文化之精神》一文中，用李白“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及程颢“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这几句诗来说明“人生追求幸福的目标”。 这个境界体现了山林和田园的恬淡与安详，这种带着山林气田园味的生活绝不是胡适追求的生活目标。
“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这句话乍听有些颓废，但“有益无益”，在林语堂看来，不能是我们生活唯一的标准和选择。在“有益无益”之外，必须再加上“有趣无趣”，无益而有趣之事，林语堂未必不为；有益而无趣之事，林语堂未必为之。在英译《浮生六记》的序中，林语堂说道：“我真诚地相信，一个谦卑渺小的生命能快乐地过一辈子，是宇宙间之至美。”
胡适望重士林，深知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的严重性，所以立言宜慎，从不轻率为文。正如他在《胡适文存》第一集自序中所说：“不曾做过一篇潦草不用气力的文章。”行文如此，行事也颇拘谨。林语堂行文比胡适潇洒，没有“不用典”、“不讲对仗”、“不模仿古人”这一类的清规戒律。在林语堂的文章里，古今结构并存，文言白话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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