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和林语堂都喜欢办杂志。胡适办过的杂志，比较著名的有晚清的《竞业旬报》、五四以后的《努力周报》和抗战前夕的《独立评论》等。林语堂所办风行一时的三个杂志是《论语》、《人间世》和《宇宙风》。这三个杂志和《独立评论》几乎同时发行，成了上世纪30年代中国学术界和文学界几个标志性的刊物。《独立评论》主要是针对当时的时局和政治，给予严肃认真的分析与批评。而林语堂所办《人间世》等三个杂志，则是以闲适幽默的笔调谈些生活琐事或个人的哀乐，所谓“宇宙之大，苍蝇之微”无不可以入文。杂志风格的不同反映了胡适和林语堂个性上的差异：胡适无时无刻不以改造社会人心自任，而林语堂则感到日常的生活已经够单调，负担够沉重，他想在单调沉重之外，另立一个轻松愉快的典型。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国难方殷，举国都淹没在救国爱国的狂潮之中，林语堂偏在此时提倡晚明小品，写幽默闲适的文章。这与其说是一种逃避，不如说是一种抗争——拒绝人云亦云，坚持说我自己的话，保持我自己的风格。和胡适相比，林语堂的“个人主义”更多了一点我行我素的洒脱。他把自己1934年出版的文集《我的话》上册，又命名为《行素集》，取意正在于此。林语堂不出世，也不避世，他能在世俗的喧嚣中，建构起自己的一个小天地，在这个小天地之中，俯仰笑傲，乐在其中，享受他自己的风雅和情趣。他未必“玩世”，但却有些“不恭”。他没有鲁迅的横眉冷对，没有梁漱溟的苦思焦虑，也没有胡适的忧国忧民。他在嬉笑怒骂之中，对家事、国事、天下事也都有所评说。
信仰、宗教与科学
胡适从小受范缜《神灭论》的影响，是个无神论者。留学美国期间，他一度几乎成了基督徒，但很快就觉悟到教会用“感情的手段来捉人，……深恨其玩这种把戏”。从此胡适与宗教无缘。他花了大力气研究禅宗，但他的兴趣主要是在禅宗史，而非禅宗的教义。1937年，他在哈佛大学300周年校庆的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中国的印度化》（“The Indianization of China: A Case Study in Cultural 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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