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的文字风格虽与胡适不同，但在一些大问题上，他们的取向是很接近的。1926年，胡适发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这是他往后谈西化或现代化议题的总纲领。在文中，他首先打破了用“精神”和“物质”的二分法来谈文化或文明的传统作法。他要扭转中国人牢不可破的一个观念，即中国的物质文明或许不如西方，但中国的精神文明则凌驾在西方之上。在他看来，一个为了温饱而挣扎于贫病边缘的民族是创造不出高等的精神文明的。此文收入《胡适文存》第三集，在文后附录了林语堂1928年一篇题为《机器与精神》的讲稿，对胡适的论点有更进一步的阐发。林语堂反复说明：“有机器文明未必即无精神文明”，换言之，“没有机器文明不是便有精神文明”，最后，将全文归结为“机器文明非手艺文明人所配诋毁，也无所用其诋毁”。显然，胡适在这个重大的议题上，是引林语堂为同调的。

中学西渐

    在中国近代史上，将西学引进中国的学者不乏其人，如中国第一个耶鲁大学毕业生容闳、译介西方名著的严复，都是引西学东渐的佼佼者。但将“中学”介绍给西方而有重大贡献的人，则屈指可数。胡适和林语堂是少数人中最有成绩的两人。胡适的英文著作数量庞大，但主要集中在思想史的研究上，因其形式多为学术论文或演讲稿，影响主要在学界。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胡适出任驻美大使（1938—1942），发表的演讲和时论较多，对美国当时的外交政策发生过一定的影响，但事过境迁，现在只有少数的胡适研究者还在看这些材料了。林语堂的英文著作，无论在数量上和种类上都超过胡适，他的小说和对中国文化一般性的介绍都是为“大众说法”。在英语世界里，林语堂是个更为人知的中国作家，而一般西方人也把他当成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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