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伯师于1926至1933年担任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秘书长，当时接收清宫文物，一切皆属创举，并无前例可循。玄伯师尽心尽力，规划博物馆体制，巨细靡遗。那时北方的国民党领袖李石曾是玄伯师的叔父，与另一领袖张人杰之间，颇有权力之争。由此而与故宫盗宝案的冤案，玄伯师受池鱼之殃，因此离开故宫。这一冤案，凡知道当时情形者，都为玄伯师抱屈。然而玄伯师从未为自己辩白。数十年后，我们在玄伯师课后侍座时，有同学请问此事始末，先师还是淡然一句：“事已过去，也不必再论那些人的是非了。”故宫文物南迁，先师任上，已经着手。这一宝藏能够未经劫难，先师于有功焉。1948年，故宫文物迁运台湾，先师又协助清点整理，设立故宫博物院，安顿国宝。其间玄伯师、李济之师二人均出力不少。在先师遗著中，亦有论述故宫的文章，玄伯师行文叙事，却未有丝毫谈到自己的劳苦，也未对于昔日冤案有所辩白。玄伯师为人忠厚宽容，于儒家恕道，身体力行，数十年如一日，至堪钦佩！

    玄伯师另有一事，鲜为人知。七七抗战前夕，北京已风声鹤唳，当时北平图书馆决定将庋藏珍本南运上海，这批图书到沪后即寄存在玄伯师法租界住宅的车库内。抗战时，上海已成孤岛，即使租界也难以久峙，政府遂决定将这批珍本运送美国。当时负责押运北馆图书的钱存训先生，会同潜往敌后处理此事的蒋慰堂先生，遂将这批图书交外轮运送美国寄存国会图书馆。二次大战结束，内战又起，北馆图书仍存美国，在台湾稍为安定后，北馆珍本才运到台北，寄放在“中央图书馆”。我记得，玄伯师与慰堂先生在闻知北馆图书即将运回之时，两老四手紧握，感慨系之。参与此事的学界人士，今日已只有钱先生了！玄伯师保护国宝之功，也当记在此处，使这段历史，不至湮没。

    我从台大二年级，即在先师指导下学习中国上古史，三年本科，三年硕士班，均承先师耳提面命、督责教导，有时为了额外指导，先师还派自用三轮车，接我到寓所加班讲课；大学毕业，先师努力张罗，想送我去法国读书，同时又与沈师刚伯先生，说服“教育部”，在台大设立文科研究所，使得在台修读硕士课程。两事同时进行，而文科研究所事，很快即已核定，我遂得留在台大，继续于先师指导下读书。那三年的时光，是我一生学习生涯中，十分怀念的一段岁月。我终身以中国上古史为专业，前后教导我的老师，都对我有一定的影响，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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