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传统文化倾向于自省自立、自主自强。

新民主主义时期，各类战争频繁，军阀战争、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促使国人审慎地看待传统、历史、文化等问题。经过比较鉴别后，文化倾向于自立自强。如傅斯年在抗战两周年之际著文：“我们民族充分表现其伟大的力量，不屈的精神”，“以后的中国历史，要比四千年历史上任何时代都光荣伟大。所以这次大艰难，已是缔造将来的大光荣的基石”。(《傅斯年选集》)

再联想到傅斯年在《东北史纲》“就历史以论，渤海三面皆是中土文化发祥地”的论断，可见文化自豪感逐步增强，以至于王云五在1944年详细论证“日本的文化本由我国东传，久而久之，我国随时代变迁而不甚使用者，日人却继续使用”(《新名词溯源》，王云五著《旧学新探》)。

随着文化民族性地增强，国人对于民权问题逐渐融入文化的内涵。胡适《独立评论》第一号“引言”：“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胡适著《丁文江传》)

第三，传统文化注重于融合中西、发扬光大。

首先，政界认为应该在科学领域赶上西方。在抗战期间，王宠惠在刚任完外交部长的1943年撰文，再次认为“战后之文化建设，绝非某一种文化推行于全世界”，我国“道德之修养，为发扬我国固有文化；而科学之运动，乃对西方文化之迎头赶上”，这样“我国数千年悠久之文化，必将对新时期的文化有重大贡献”。(《文化建设论》，《东方杂志》第三十九卷第一号)

其次，教育界认为要发扬中国文化必须学习科学方法和先进技术。如蒋梦麟抗战期间写了《西潮》一书，书中说：“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吸收西方文化而避免严重的副作用。此项工作有赖于实验与科学研究，因为实验和科学研究是推动心理、社会、工业各项建设的基本工具。不过这些工具仍然是西方的产物。”

再次，学术界则认为，若未来不加以融合，外来文化在中国将不会发挥作用。陈寅恪在1931年《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认为：“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真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归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

我们自古就有“六经皆史、诸史皆文、文史不分、史以文传”文典研究传统。胡适的历史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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