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学是研究文献的产生、发展、整理、检索与利用的学科,也是指导人们读书、治学的学科。它既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对其进行学习、研究,如现在不少高校,均设有古典文献学、历史文献学的硕士点、博士点,其任务就是培养从事文献整理和文献学研究的专门人才。同时,文献学又是其他一切涉古学科即国学的基础,是一切从事国学研究者必备的常识。
文献学与国学其他分支学科的关系,不是可有可无、彼此游离的两张皮的关系,而是水乳交融、密不可分的。从事文献学研究,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史、哲基础,否则,其研究必不能深入,因为抽象的、不涉及具体学科内容的文献是不存在的。同时,从事文、史、哲及其他涉古学科的学者,也必须具备文献学的基础,缺少了这个基础,或者这个基础过于薄弱,必定影响其进入学术殿堂的进程,其研究成果很难不出现硬伤。国学研究,任何发明、创新必须以古典文献为基础,其中最重要、最常用者又是古书。而我国的古书,在作者、书名、篇名及成书过程、编辑体例等方面与现代书籍存在着诸多不同。如果对这些全然不知,在引用资料时必然要出现差错,甚至影响科研结论的准确性。笔者曾让有关专业的研究生做过一个作业,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版《诗集传》和中华书局1983年版《楚辞补注》为依据,查出《诗经》与《楚辞》一些语句的出处,结果大部分人均将《诗经》的篇名和《楚辞》中的一些分篇名标错了。原因就在于不知道我国早期的古籍,篇名在该篇正文之后;如果一篇之内再分若干分篇,总篇名之后往往是第一分篇的正文,各分篇之名在各分篇之后。《诗集传》的底本源自宋刻本,《楚辞补注》是依据汲古阁本标点排印的,还保留着古书的这种体例。这些未来的学者对古书的这种体例全然不知,故有此误。
目录学和版本学是文献学的两个重要分支学科,对人们的读书治学尤关重要。我们考察近代以来的国学大师和著名学者的治学历程,无不是靠着版本目录学的指引步入学术殿堂的。道理很简单,走上学术道路,从事国学研究,离不开读书,离不开利用文献资料,这就需要了解自己学习与研究的学科及邻近学科,有哪些基本典籍,其内容、体例如何,有何优点,有何缺点;这些书籍有哪些重要的版本,哪个善,哪个不善,都需要心中大体有数。这样才能少走弯路,才能清楚自己研究领域的家底,以免论述到有关问题时失于武断;谈到有关文献时,避免出现常识性错误;利用资料,才能有意识地选择好的版本。像《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四库全书总目》《书目答问》这些著名书目,都是国学研究者案头必备的常读书。这些本都是老生常谈,但当今的状况颇令人担忧。笔者曾经看到有一篇研究唐代文学的博士论文,在谈到唐初欧阳询等所编《艺文类聚》时说该书是“一部有名的丛书,但百不存一”。不知《类聚》是类书而非丛书,全书一百卷,基本上完整地保存下来。《类聚》是在历史上有重要影响的类书,尚且如此,生僻之书,便可想而知了。
从事国学研究,离不开对文本的正确解读,否则,我们的研究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正确解读文本的前提,又必须保证文本的准确。我国古代的典籍流传至今,早的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其间经过多次文字嬗变及传抄刊刻,出现文字讹误乃至篇章错乱在所难免。我们要尽可能地选择精校精注本作为阅读与研究的底本,但他人的劳动并不能取代我们自己的工作。因为再善的本子也不可能完全没有错误。国学研究者要保证结论的准确可信,必须具备扫除讹误、尽可能恢复文本原貌的能力,即校勘的能力。前人所云“读书不知校勘不如不读”,道理即在于此。如有一篇研究王充《论衡·自纪篇》的文章,说其中的“大羹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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