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学与国学其他分支学科的关系，不是可有可无、彼此游离的两张皮的关系，而是水乳交融、密不可分的。从事文献学研究，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史、哲基础，否则，其研究必不能深入，因为抽象的、不涉及具体学科内容的文献是不存在的。同时，从事文、史、哲及其他涉古学科的学者，也必须具备文献学的基础，缺少了这个基础，或者这个基础过于薄弱，必定影响其进入学术殿堂的进程，其研究成果很难不出现硬伤。国学研究，任何发明、创新必须以古典文献为基础，其中最重要、最常用者又是古书。而我国的古书，在作者、书名、篇名及成书过程、编辑体例等方面与现代书籍存在着诸多不同。如果对这些全然不知，在引用资料时必然要出现差错，甚至影响科研结论的准确性。笔者曾让有关专业的研究生做过一个作业，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版《诗集传》和中华书局1983年版《楚辞补注》为依据，查出《诗经》与《楚辞》一些语句的出处，结果大部分人均将《诗经》的篇名和《楚辞》中的一些分篇名标错了。原因就在于不知道我国早期的古籍，篇名在该篇正文之后；如果一篇之内再分若干分篇，总篇名之后往往是第一分篇的正文，各分篇之名在各分篇之后。《诗集传》的底本源自宋刻本，《楚辞补注》是依据汲古阁本标点排印的，还保留着古书的这种体例。这些未来的学者对古书的这种体例全然不知，故有此误。

目录学和版本学是文献学的两个重要分支学科，对人们的读书治学尤关重要。我们考察近代以来的国学大师和著名学者的治学历程，无不是靠着版本目录学的指引步入学术殿堂的。道理很简单，走上学术道路，从事国学研究，离不开读书，离不开利用文献资料，这就需要了解自己学习与研究的学科及邻近学科，有哪些基本典籍，其内容、体例如何，有何优点，有何缺点；这些书籍有哪些重要的版本，哪个善，哪个不善，都需要心中大体有数。这样才能少走弯路，才能清楚自己研究领域的家底，以免论述到有关问题时失于武断；谈到有关文献时，避免出现常识性错误；利用资料，才能有意识地选择好的版本。像《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四库全书总目》《书目答问》这些著名书目，都是国学研究者案头必备的常读书。这些本都是老生常谈，但当今的状况颇令人担忧。笔者曾经看到有一篇研究唐代文学的博士论文，在谈到唐初欧阳询等所编《艺文类聚》时说该书是“一部有名的丛书，但百不存一”。不知《类聚》是类书而非丛书，全书一百卷，基本上完整地保存下来。《类聚》是在历史上有重要影响的类书，尚且如此，生僻之书，便可想而知了。

从事国学研究，离不开对文本的正确解读，否则，我们的研究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正确解读文本的前提，又必须保证文本的准确。我国古代的典籍流传至今，早的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其间经过多次文字嬗变及传抄刊刻，出现文字讹误乃至篇章错乱在所难免。我们要尽可能地选择精校精注本作为阅读与研究的底本，但他人的劳动并不能取代我们自己的工作。因为再善的本子也不可能完全没有错误。国学研究者要保证结论的准确可信，必须具备扫除讹误、尽可能恢复文本原貌的能力，即校勘的能力。前人所云“读书不知校勘不如不读”，道理即在于此。如有一篇研究王充《论衡·自纪篇》的文章，说其中的“大羹必

[1] [2] [3] 下一页